基于全球框架的新公共金融理论
（三）新公共金融的政策方法和工具创新
在国际领域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只有得到主权国家的认可和配合才能顺利有效地进行，因而面对全球性挑战，新公共金融的政策方法和工具应同时注重两个方面，即国界之内的国际合作和跨国界的国际合作。
1.国界之内的国际合作
在开放的条件下，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加强其国际地位，必须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加强国际合作，同时考虑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同样要考虑合作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权衡在国内政策中做出相应的安排。
第一，在政府预算和防止负跨国外部性之间平衡。自“凯恩斯革命”以来，各国政府预算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因为一方面公共开支因人口老龄化、义务教育等内部需求而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强烈影响了政府收入——为消除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很多国家税收制度都倾向于国内税，尤其是增值税。而同时全球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等负跨国外部性对政府公共开支施以更大的压力，如果仅考虑政府预算的平衡，那么负跨国外部效应累积的结果会引发全球性财政危机。因此国内政策必须在政府预算和防止负跨国外部性之间进行平衡。
跨国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工具有：管制、财政激励、国家污染权交易机制及配额系统；平衡政府预算的措施有：扩展财政会计账目以促进预算可持续性、创造必要的财政计提空间、增加对预算程序中政治因素的考量。
第二，与全球市场合作以管理国民经济风险。经济开放带来了机遇，但同时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也在加大，它要求政府创新宏观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在这方面可借鉴20世纪金融和保险行业的经验：将风险分摊到大量的市场主体上，鼓励其在有效益的前提下承担风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个主体因惧怕损失而打消从事有前途的风险事业的意愿。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国家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来跨国界地置换和分散国家特定性风险。“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化债券”就是这样一种风险管理工具：通过推动与宏观经济总值如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指数化证券的交易，即将国内生产总值与债务比率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从而使得国家主体可对重大衰退的风险进行对冲。
第三，国内政策构成应从国家层次转向国际层次。对于防范恐怖袭击、控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这类“最弱环节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来说，最好的做法不是花费更多资金用于提升本国安全系统，而是帮助贫穷的、最弱环节的国家，从而对全球安全做出贡献。
税收领域的问题也是如此。大多税收问题是通过双边而不是多边渠道进行解决的。如对流动性主体双重课税问题，目前全球已有2000多个避免双重课税的双边协定，然而还是有很多“收入流”能规避当前的协定安排，逃过国家税收部门的监管。逃税、避税、转让定价以及税收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大量流失。出于效率和公平考虑，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多边渠道、遵循两个原则解决：即资本输出中性以及国际公正。随着电子商务以及其他因素不断侵蚀国家的征税能力，全球税务合作在逐渐增多，且各类税收协定都依照“经合组织”及联合国《协定范本》制定。这意味着将税收体系这一国家公共产品转变为全球公共产品。总之，将国家政策构成从国家层次推向国际层次，可以避免国家间过度竞争，改善各国的状况且不会侵蚀国家的决策主权。
2.超国界的国际合作
第一，向私人部门开放跨国界的国际合作项目。在过去几十年中，一开始人们无限信任市场的作用，但“市场失灵”使人们将这种信任转而寄托于政府身上，只是当政府也如市场那样“失灵”时，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才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和政府两种机制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公私伙伴关系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市场和政府相互补充的模式。
在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弥补因“政府缺位”导致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纠正跨国外部效应等问题。这是因为：其一，某些政策问题常常达到危机的程度才会被纳入国际政策议程，很多政府间机构有多重使命，使得他们难以通过以结果导向型的方式解决这些紧急问题，而公私伙伴关系和单一事件融资机制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其二，新的金融技术（包括证券化和项目融资）正随着私营主体一起进入国际合作领域，这使国际合作项目能够通过转向金融市场克服资源的约束；其三，营利和非营利机构参与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可纠正政府间合作失败——当影响到其切身利益的全球公共政策由于政府间谈判陷入政治僵局，或者因为一些国家政府搭便车而不能在国际合作项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产出不足时，他们会采取集体行动督促政府纠正政府间合作的失败。
第二，私人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结合。随着私人部门越来越多地介入全球公共产品领域，他们会更多地考虑投资回报。这就要求考察合作的经济合理性以及市场导向性。
获得净收益是“合作”的前提，这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法”对合作项目进行测算。但是即使“合作”的净收益巨大，如果分配不均合作也难以开展。因而，为了得到对集体行动的政治支持从而开发潜在的收益，就需要一些再分配措施，例如以资金转移的形式激励那些不能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得到净收益或者收益较少的国家的参与，让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具有经济合理性从而使国际合作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还应重视市场手段的运用。逐利的市场行为主体可能会设法去创造一个新市场，这时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就是与他们协作并帮助开发市场（资助创新行为或者发挥管制功能），并且促进对现存市场的使用，如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很难利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政府间组织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国内中介，并且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来帮助这些中介组织取得成功。
当然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以国家层面为主，尽可能减少国际层面的干预，特别是对一国政府产生财政影响的干预。可以按照以下偏好层次进行：国家——市场——管制——激励公私合作——对外援助，只有当前一个偏好不足时，其后一个偏好才被考虑。
第三，提高对外援助的效率，促进全球公平发展。虽然公平发展取决于足量的对外援助，但更高的援助效率能够减少资源浪费，并且可能更好地说服捐助者支持对外援助。提高援助效率的方法可从四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基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制度发展选择使用贷款和赠款。贷款和赠款一直是对外援助的主要方面，体制脆弱的最贫困国家应该只接受赠款，随着一国收入的提高和制度的健全，贷款相对于赠款的份额可以加大，直到援助全部通过贷款提供。二是提供足量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援助的有效使用以及发展的成效取决于持续、高度地重视公平和足量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潜在好处是十分巨大的。例如，多边贸易机制的改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可能近双倍于目前官方发展援助；新的特别提款权发放方法可能会极大地减少高成本地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对抗金融危机。三是促进私营主体介入发展。可通过对发展进行投资来减少私营部门的风险，如提前购买承诺，奖励成功的创新者，前提是他们开发的产品符合特定的承诺。四是加强全球公共产品和对外援助之间的一致性。
四、评价与展望
（一）对新公共金融的评价
1.新公共金融的主要贡献。第一，新公共金融拓展了研究视阈——将其置于全球框架下。这一拓展为新公共金融提出了任务，更重要的是为各国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目标——调和国内外需求。第二，以往更多地从政治和道德伦理层面解释国际合作动力，新公共金融将“自利本性”纳入考量，重构国际合作的动力机制。这一步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把国际合作从一个本质上政府间的过程转变成一个多元主体的过程，为全球公共政策、方法、技术及工具的创新提供理论支撑。第三，借鉴并融合了公共部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金融工程学、环境和卫生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结合了行为经济学、激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公共选择、委托—代理理论的见解，这种多学科性反映了全球性挑战的本质，同时也为现代经济学提供一个研究范式。第四，研究方法上采用案例分析法，从案例的解剖中提纯政策、工具、方法，为以后的新公共金融实践，尤其是新公共金融技术工具的研究和开发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2.新公共金融的局限。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新公共金融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仅拓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如全球公共产品等，其理论基础仍然停留在公共部门经济学阶段，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在国际领域的新问题。第一，全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标准是什么？基于国家公共产品的“萨缪尔森条件”能否适用于全球公共产品？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萨缪尔森条件”假设：国家是公共产品的单一提供者，且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由本国居民纳税支付。全球公共产品因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和无权对外国居民普遍征税而难以满足假设条件；第二，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纠正外部效应等，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这一理由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等问题上是否还成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又如何解释某些国家（政府）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搭便车”行为和非政府主体纠正政府间合作失败的行为？第三，“蒂伯特效应”显示，公共产品具有在受益范围内共同消费的特点，这意味着许多人（有时是所有人）对该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偏好相同。那么全球公共产品也应具有在全球范围内消费的公共性，但是全球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和差别性说明，全球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很大，那么全球公共产品到底应该反映谁的偏好？与此相关的是，如何获得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真实偏好的信息？目前新公共金融却绕开这些必需回答的理论问题，将研究重心放在技术性政策工具方面。
（二）对未来研究和应用的展望
新公共金融的研究者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应该回答而没有回答的问题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和重点。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结果会最终产生一个关于新公共金融的综合理论。
事实上一些新公共金融方法、技术和政策工具已经在国际合作领域得到运用，这些方法、技术、政策工具正是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如支持农业创新的提前购买承诺、降低私人投资风险的担保工具、减少全球环境污染的“碳”基金等。这说明新公共金融理论并非空中楼阁，它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要使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好的兼顾国家内外部需求，更弹性地使用政策制定权力还有很长的路，尤其对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总之，正如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茨所言，新公共金融“是一座里程碑，也是一个重要开端。未来岁月里，人们将在它开拓的领地里耕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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