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趋同与合作的金融调控新秩序：国际经验与教训
四、建立具有较高预见性和透明度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
一个国家的货币决策机制是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法制制度、金融管理体制等相联系的。在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和发达的国家中，大都强调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增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形式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集体决策逐渐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的发展潮流。根据对全球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查，在88家中央银行中有79家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s，MPCs）进行决策。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优势明显，可以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管理目标，可以集思广益，优势互补，实现整体智慧胜于个体智慧，可以避免出现极端个人行为，从而保证政策的稳定和连续。
美国是全球金融体系最发达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决策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格林斯潘1987年入主美联储，在全球经济变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取得了低通胀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消费物价指数3%，平均失业率5.5%，巩固了联储反通胀的信誉。而这一信誉主要来源美联储决策机制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首先，美联储决策显示了对数据的高超把握，增加了决策的可预见性和前瞻性。美联储不仅利用政府的统计数字和联储自身开发的数据系列，而且利用公司年报和零星的非正式数据，并准确地提炼这些数据，建立了季度和月度的经济计量模型，对货币需求进行模拟，并对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些因素进行专门研究；其次，货币决策体现了相机抉择与货币规则相结合的原则。比如，在利率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美联储采取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利率上调和下调轮番运用，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及时的转换；再次，决策的透明度得到提高。美联储独具特色的听证制度，联储主席定期向国会作听证报告是对联储的一项法定要求，还定期公布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情况，如2005年，美联储开始加大公布市场委员会例会会议记录，使其成为反映该委员会思路的更及时的指南。最后，央行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及时接受公众的评价和监督，也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而在一些经济转型国家，货币政策决策往往受到各方面的干预，调控缺乏科学性和协调性。比如，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俄罗斯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货币政策受到政府、各方利益集团等方面的干预。例如，在1994年公民表决前和1996年总统选举前，叶利钦为了确保其领导地位，曾许诺要大幅度提高养老金、助学金以及最低工资等，使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中途失效。另外，俄罗斯议会和政府的矛盾也常使央行维护货币稳定的政策受到严重冲击。1996年下半年后，议会更注意国内三角债问题，曾有一次要求银行在半年内大量增发货币和信贷，使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4%升至70%，导致信贷规模失控。因此，尽管文件上规定了俄罗斯央行执行其职能的独立性，但是实际上的种种干扰，使得俄货币政策的效应无法实现。
五、货币政策应始终和财政政策保持协调运作
随着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结构失衡和不确定性加剧，一个国家内部甚至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已经成为各国面临的难题。在这一方面，发达国家有典型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与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之间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所产生的良好经济效果成为成功范例载入美国经济史册。9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一直为庞大的预算赤字所困扰，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失衡。1992年，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2904亿美元。克林顿上台后，针对里根——布什政府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所留下的后遗症，提出了“重建财政”的设想，主要包括：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削减国防经费和联邦行政费用，以减少财政开支，加强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操作；改革相关企业和个人税制，实行“公平税负”的税收原则，增加财政收入；增加投资，推动经济转型和实施增长战略来增加财政收入。有增有减的财政政策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逐年大幅减少。从1992年的2904亿美元降至1997年的226亿美元，并于1998年首次出现了692亿美元的盈余，这是联邦财政30多年来的第一次。同时，美联储放弃了单纯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改用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将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结合起来，实施“抑短放长”的利率政策。财政状况的不断改善，增强了国民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促进了长期利率的下降，刺激了企业投资，加快了国内私人资本的形成，推动了投资市场繁荣，同时又为政府更好运用财政措施来调整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使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能力大为增强，为美国90年代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保证。1992年-1999年，通胀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水平，1999年为1.5%.
国际上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失衡导致经济损失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日本80年代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不力。1985年9月，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原西德为了解决美元高估及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了《广场协议》，旨在通过国际协调促使美元贬值，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9月的1：240一直降到1986年的1：150，美元贬值使日本的出口受到沉重打击。在相关利益团体的压力下，日本央行持续地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利率则严重偏低，经济体中存在大量的过剩资金，流入到证券市场或进行土地投机，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并最终进入长时期的“流动性陷阱”。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来增加公共开支，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90年代后期，桥本内阁错误地认为日本已经走出了经济周期的谷底，不合时宜地推出了财政紧缩政策，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消费税，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并大幅度减少了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的规模，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复苏。
上述案例表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是保持货币政策顺利实施的前提，克林顿——格林斯潘的紧预算宽货币组合有助于投资扩张。正如格林斯潘在2000年1月对克林顿所说的：“如果你不削减赤字，我就不能这样做；如果你没有扭转财政状况，我们就不能拥有我们所拥有的那种货币政策”。同时，在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而往往是结构和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而非简单的扩张或紧缩政策能实现，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并提出货币和财政政策配合的方向、力度和时机，以保证政策的双向协调和配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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