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小说的道德抉择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与道德的艺术性思考中，许多历史小说作家采用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双重视角，从文化的高度观照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历史画卷，塑造出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人物形象。在近20年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所谓“零度情感”的叙述姿态和对大量丑恶社会现象的描写。这类文学现象的出现，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必须注意到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即使全面进入市场社会，作家仍应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作家的社会良心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须时时顾及的。
【关 键 词】历史题材小说/道德判断/历史判断/社会效果
道德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人们调整自身与他人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所以，道德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我们考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的道德因素时，不仅要审视这些小说中的道德内涵，还要审视作家是持怎样的道德观来看待与表现历史生活的，我们特别关注二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小说作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念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的两难选择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物质生活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生活观念也与此前的日子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用一二百年后的眼光看今天的中国，我们会发现，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中，这种转型，不仅使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化，而且推动着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改革开放犹如飞流直下的激流，冲击着五千年农业文明，传统的道德、信仰、习俗和精神生活受到严重挑战。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当新事物降临的时候，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我们抛弃旧事物时，又可能泼脏水连带扔掉了婴儿。旧的道德、信仰、习俗等等受到冲击时，并没有新的精神现象可以现成地取而代之，更有甚者，旧时代的一些精神糟粕会沉渣泛起，填补精神世界失衡出现的真空。所谓信仰危机，所谓精神价值危机，正是对转型期社会文化无序状态的一种恰当的概括。
我们的许多作家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国强民富，仓廪实，衣食足，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梦想，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政策下终于基本实现，对这样的历史进步不支持、不赞颂，显然不是一个正直的文学家的公正姿态；但是，对当前的人文精神流失、道德秩序混乱、人际关系虚伪、精神信仰缺席的现象视而不见，也是对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学家的社会职责的亵渎。这种复杂的心情，或公开或隐晦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造成了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景观。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因偏重的角度不同，作家们大致可分成两大阵营。
第一类作家，基本持历史进步观，他们比较侧重用理性的眼光观察社会，关注国计民生，欢呼社会进步，对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深恶痛绝，以笔为枪，口诛笔伐，必欲赶尽杀绝而快之。新时期以来风行一时的反封建题材小说和改革小说如《陈焕生上城》、《爬满青藤的小屋》、《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第二类作家则对这种“历史的进步”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更注意这种进步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一批小说相继发表，作品的主题或多或少包含着对传统美德失落的惆怅乃至愤怒。也有的小说直接描写和歌颂传统道德，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郑义的《远村》、《老井》等，都可归入这一类。
我们如果把前一类小说称之为坚持历史判断的作家，后一类小说家可称为坚持道德判断的小说家。前一类作家坚持以是否推动历史进步为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惟一标准，他们信奉老黑格尔那句“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的著名格言。后一类作家相对于物质层面来说，更看重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任何道德、习俗、文化层面的退化，都令他们不能忍受。这两类小说，对立而又和谐地存在于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坛中，它们代表了当代知识分子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与道德的艺术性思考。
与现实题材的小说一样，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思考。湖北作家杨书案可以说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第一类作家的代表。他著有《九月菊》、《长安恨》、《秦娥忆》等近十部长篇历史题材小说，其中，《孔子》、《老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作家的写作用意很显然，就是想借用中国古代这两位著名的思想家的学说与事迹，来反衬世风日下的现实社会。杨书案是一个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家，对自己创作历史题材小说的目的很明确，他这样说：“历史小说家并不是想钻到故纸堆里，而是关心着国家和民族，关心着现实，是现实的感觉逼着我们去写历史。”［1 ］这种观点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历史小说作家的想法。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作家完全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情况并不多见，较多的倒是小说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历史进化论的立场来抒写历史，褒贬历史人物。如《李自成》、《星星草》、《戊戌喋血记》、《庚子风云》、《义和拳》、《大渡魂》、《白门柳》、《少年天子》、《曾国藩》、《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作品，都是从这样的基本历史哲学立场出发评价历史的。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大部分历史小说家都是站在历史判断的立场来进行创作的呢？不。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历史小说后发现，在这一问题上，事情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很多历史小说家都使用了历史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双重立场来表达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凌力的《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钟晨鼓》和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就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凌力和二月河的两组清朝系列历史小说，都是以清代皇帝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从思想立场上说，两位作家都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几位皇帝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翻了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向来形象不佳。清末以来人们基本从两个角度对清代皇帝开展批判：其一是汉民族正统观，从这一观点看，清朝统治是外族对汉人的奴役，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这一外族入侵者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们自然会受到最激烈的攻击。其二是阶级论学说，从这一角度看，清朝皇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当然也是受批判的对象。两位作家之所以能在这两种观点之外提出新的见解，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气候有关，也是他们个人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的结果。他们的思路显然是历史主义的，他们把清朝皇帝与明朝的最后三位皇帝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清代前半叶的这几个皇帝的政绩，无论是对当时老百姓的生存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要远远好于明代那几个末代皇帝！凌力在《暮钟晨鼓》的后记中，引用了台湾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的一段话，很能够代表这两位作家的观点：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灭，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方公里，而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国人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一百五十余万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2］
这话很有道理，但却透露出十分强烈的理性色彩。作为小说作家，凌力和二月河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理性判断上，因为理性判断常常只要用几句话构成推理与结论就可以了。例如二月河为雍正翻案，的确做了大量的资料查阅工作。他得出的结论是，雍正虽然以酷政闻名，但他在位17年，勤勤恳恳，事必躬亲，光御批就有几百万字，折合每天一千多字。清初所谓的康乾盛世，没有雍正朝承前启后的17年，能“盛”得了吗？这道理倒也能服人，但并不能把人们心目中一个坏皇帝的形象彻底翻过来。所以，凌力和二月河几乎不约而同地从道德判断的角度为这些皇帝们翻案。例如在凌力的《倾城倾国》中，我们看到了两个皇帝的形象。一个是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对他的描写，凌力与姚雪垠有很大不同。在姚雪垠看来，崇祯不像一般的亡国之君，他给人的印象是宵衣旰食、刚毅有为，力图做一个中兴之主，可惜明王朝到了末年，气数已尽，整个政权已经十分腐朽，无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条件都为这个王朝决定了必然灭亡的趋势。作者把一个皇朝覆灭的责任，主要归咎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和统治集团的腐败，而不是亡国之君朱由检。《倾城倾国》对朱由检就没有如此宽容，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他刚愎自用，信任权奸、宦官，对真正忠于国家的官员却猜忌、排斥，貌似精明，实际上却昏庸得可以。他疼爱的田妃仅仅因为背着他弹奏《高山流水》，便令他对这个爱妃顿生猜忌，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这样一种不能容人的性格，如是常人尚可，若为人君，则肯定是大忌。处死袁崇焕、孙元化这样的国家栋梁之才，被皇太极的小福晋称之为“自毁长城”，也与朱由检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形成对照的是，在这样一位对下属异常严峻甚至有些刻薄的皇帝身边，他宠信的大臣周延儒、温体仁等人却勾心斗角、结党营私，生活也极度糜烂腐化。小说第六章第一节描写的周延儒家的宴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周延儒们深信，只要瞒住皇上一人，便什么事都可以干。这样的国君，焉能不亡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作家为我们塑造了另一个皇帝形象，那就是清朝开国之君皇太极。作品以十分简练的笔墨，既写出了这位皇帝的奸诈、诡谲的一面，又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宽阔胸襟。他敢于大胆任用汉官范文程，对自己的一位聪明的小福晋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庄太后）也十分信任。他们的一些规劝的话，只要讲得有理，即使逆耳，他也勇于接受。与朱由检身居深宫统治国家的做法不同，皇太极常常身先士卒出现在前线，甚至还化装冒险深入明朝的腹地侦察。所以，朱由检常常被一叶障目，作出错误的决策，而皇太极则能明察秋毫，令形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凌力正是在这样的描写中，不仅完成了对这两位皇帝的历史判断，同时也完成了道德判断。
二月河对雍正的艺术塑造，可能是近二十年来对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进行的最大胆的翻案。而这位作家的这一翻案，也是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并进。二月河对雍正新形象的设计，缘起于他对这位皇帝的深入研究。他认为，雍正是一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第三个高峰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统治者，他之所以在后世被描绘成一个阴险、残忍、毒辣的坏皇帝，与当时皇族中争夺帝位的斗争激烈、他的政敌太多有关，也因为康熙晚年政纲松驰、政治腐败，他继位时不得不用重典治理，因而引起各级官员的抱怨。以这样一种理性认识为基础，二月河在《雍正皇帝》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雍正。然而，与凌力一样，在雍正这个艺术形象上，作者不仅使用了历史判断，同样也充满着道德判断。你看，雍正在《康熙大帝》中一出场，就是一个“冷面王”的形象，为了国家和皇族的利益，他不惜触犯那些有很硬后台的盐商，又与弟弟胤祥一起支持清官施世纶保护张五哥等小百姓，活脱脱是一个清正贤明的好皇子形象。在小说中，雍正虽然表面上冷，但心里却情感充沛，爱父亲，爱兄弟，爱百姓，一心为父皇、为社稷、为天下苍生，他不像太子胤ｒéｎｇ＠①那样荒淫无耻，连父皇的妃子也要奸淫；也不像八阿哥，正事儿不干，却结党营私，培植党羽，整天窥视着皇位继承权。雍正即位后，又大张旗鼓地推行改革，如摊丁入亩、清理亏空、火耗归公、改土归流等等，从而为乾隆时期的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作者也有意识地刻画雍正性格中阴毒的一面，例如在他继位之时，把帮助他夺取帝位的坎儿、性音、文觉等人秘密处死，就可见一斑。但这方面的描写总体上份量太轻，并没有受到读者的注意。倒是在有些时候，作者还有意无意地为雍正作道德辩护。例如雍正软禁十四阿哥后，又强行从这位政敌兼亲兄弟身边夺走他心爱的女孩子引娣。这件事从道德上说应该是雍正的一大污点，然而，作者却编造了一个纯情的故事，因为引娣与当年和雍正有一夜鱼水之欢的情人小福很像（其实引娣就是他和小福的女儿），才使雍正把引娣留在了身边，并对她言听计从，从而最终感动了引娣，自愿投抱于他。而当引娣的真实身份揭示出来后，这一对自感罪孽深重的父女最终都选择了死。在这个似浪漫非浪漫的故事中，雍正对引娣的情感，被作者描写得十分柏拉图化，从而掩盖了雍正强夺弟弟所爱的卑劣行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近二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多数历史小说作家并不直接标榜自己从道德判断的角度重现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但在创作实际中，这种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交错重叠的现象，却相当普遍。
二、后政治道德化：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所谓政治道德化，指的是文学上的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的重合和统一，作者依靠道德判断的力量来强化作品的政治判断，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化特色有关。中国是一个重道德的国家，从家族制度中产生出来的中国封建道德，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3］，中国的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角色，相当于其他民族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儒家学说，儒家推崇礼义，主张以礼治国，以礼区分君臣、父子、贵贱、亲疏之别。孔子把他的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结合得很紧密，所以有学者称之为“伦理政治”，这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即泛道德化倾向。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个体的道德修养开始，一直延伸到治理国家的政治事务，个体的道德修养成了参与政治事务的先决条件。这一文化传统，使中国人习惯于把道德与政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受到时代的强烈影响，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特征。从五四新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到解放区革命文学，其中一个重要走向，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方针，更是把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变成一个基本原则。在确立“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方针后，中国作家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大致具备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作家用政治视角认识社会、反映社会；第二，文学作品成为政治的宣传教化工具。但是，当我们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和辨别这种政治视角时，我们发现，这种政治视角与道德视角很多时候奇特地重合在一起。当作家把某一个人物判定为政治上的反动派时，他同时必定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同样，当某人被界定为政治上的革命派时，他同时必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被树为解放区文学样板的《小二黑结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中政治视角与道德视角的功用是不同的。政治视角通常诉诸读者的理性，而更能够激起读者情感涟漪的则是道德视角。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战士高喊着“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冲向敌人，激起战士们满腔义愤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只是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学说，还更是贯穿于这部歌剧中的道德视角。
在建国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政治道德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李自成》。其实，李自成领导的这一场农民运动很有历史反思的必要，姚雪垠花费后半生的心血撰写的这部五卷本长篇历史文学巨著，对这场历史大悲剧有着较深入的探讨，有些观点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这部构思并开始创作于“文革”之前的历史题材小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其中较突出的，就是对主人公李自成的描写。应该承认，姚雪垠在那个时代氛围中，有意识地与“四人帮”鼓吹的“三突出”原则作了力所能及的斗争，但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时代给予的浓郁影响。许多读者都认为，作者把李自成描写得太完美了，把一个几百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写得像一个20世纪的共产党员。在这一完美化的写作中，从道德角度美化他，把他写成一位道德意义上的完人，正是造成读者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领域中，政治道德化的倾向仍然存在。如鲍昌的《庚子风云》中的地主白玉起、神甫邓维廉、洋人老板洛克凯特、买办杨进财等人，在道德意义上都是坏人、小人，而对李大海、杨二爷、李大山、义和团领袖李来中、朱红灯、王成德、张德成等人，小说从道德角度作了尽可能完美的描绘。其实，从现代道德的眼光看，农民道德有其固有的时代局限性，但作者基本上以肯定的态度表现农民道德，不敢正视农民身上存在的反道德因素，并从这种泛道德化的立场来评价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的事变，以之取代对这一历史事变的理性剖析，从而使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受到很大的损害。
张凤洪的《黄金贵族》则代表了另一种泛道德化倾向。这部小说写的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从一个破落的贵族青年成长为蒙古大汗，依靠武力统一整个蒙古族的故事。成吉思汗堪称一代天骄，在短短几十年间，他用武力统一了原本四分五裂的蒙古民族，进而灭了辽、金、宋等国，还一度把疆域扩展到了欧洲大陆。这样一个民族的发迹史，值得作家们去描写。然而，《黄金贵族》在表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历史时，不去挖掘蒙古族之所以能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深层原因，对“历史之恶”——统一进程中残酷的战争作理性的分析和深入的描写，却把笔触放在表现成吉思汗的“仁”与“善”上。在小说中我们读到，每次战争成吉思汗似乎都是被迫的，他的对手，如札木合、桑昆等人，都是阴险毒辣、诡计多端、气量窄小、恩将仇报的坏人，而成吉思汗则如受过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仁人义士，他仁慈、仗义、以德报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总之，凡是我们汉人以为是优良道德的举止，在成吉思汗身上都刻意地得到表现。这样的描写，用道德判断代替了历史判断，结论虽然相似，但总让人感到虚假、不真实。这种状况，直到1985年左右，才逐渐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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