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小说的道德抉择
从1985年前后开始，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义、王安忆、扎西达娃等所谓的寻根文学作家的作品，令新时期文学创作峰回路转，他们对文学创作思维的激活效应远大于他们的创作成果。所以，寻根文学虽然在二三年之后就渐渐淡出文坛，但他们引导当代中国作家从单纯的社会政治视角中挣脱出来，投入到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去探索，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上，则是倡导了两者的疏远与分离。反映在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上，便是迎来了后道德政治化时期。
后道德政治化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以《少年天子》、《雍正皇帝》和《曾国藩》为代表，这些作品跳出了道德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藩篱，着重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写作对象，尤其在描写封建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时，以人为本，以广阔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展开立体的描写，从而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气象。
曾国藩是一个长期受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烧遍大半个中国，腐朽的清皇朝摇摇欲坠之时，崛起于湖南乡野之间，组织湘军与太平军对抗，几年中竟然扑灭了已成燎原之势的太平天国革命。站在洪秀全一边来看，这曾国藩十足是一个大魔头，十恶不赦。几十年来的中国进步文学中的曾国藩，都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但在小说《曾国藩》中，呈现在读者眼中的曾国藩却是另一种形象。小说中他第一次出场，作家是这样描写他的：
走在前面的主人约摸四十一二岁年纪，中等身材，宽肩厚背，戴一顶黑纱处士巾，前额很宽，上面有几道深刻的皱纹，脸瘦长，粗粗的扫把眉下是两只长挑挑的三角眼，明亮的榛色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阴冷的光芒，鼻直略扁，两翼法令长而深，口阔唇薄，一口长长的胡须，浓密而稍呈黄色，被湖风吹着，在胸前飘拂。他身着一件玄色布长袍，腰系一根麻绳，脚穿粗布白袜，上套一双簇新的多耳麻鞋，以缓慢稳重的步履，沿着石蹬拾级而上。［4］
作者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丝毫没有我们在这以前的文学作品常见的那种漫画化的丑化笔法。这并非只是艺术方法上的变化，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作家对这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在同一章里，作家用几个细节刻画这位“曾文正公”的形象。例如在杨载福勇救洞庭湖中的落水女孩时，作者写道：
……又一个大浪打过来，小女孩被卷进了湖中。“不得了！”曾国藩喊了一声，放下茶碗，猛地站起。……只见那青年一个猛子扎入水底，刚好到排边又露出头来。他轻捷地游到手脚乱抓的小女孩身边，把她高高托出水面，游到排边。曾国藩到这时才舒了一口气。……曾国藩对那个年轻人见义勇为的品德和罕见的神力感慨不已，对荆七说：“你去请那位壮士来，我要见见他。”［4］
一个常人面对这样的情景，如此反应自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在历史上“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刽子手”，他的这一毫无修饰的反应，却不免引起读者的思索。
其实，这部出自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之手的历史题材小说，对曾国藩的态度是严谨而又较客观的。它不仅写活了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也写活了这个人物的另一面：作为中国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晚期的忠实继承者，他的人格，他的人品，他的学识，他的才能。作家注意到，太平天国运动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的搏斗，不仅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的反映，也是贵族文化、士大夫精英文化与农民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作家以重彩浓笔刻画的曾国藩，在这样的多角度描写中，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他不仅有着地主阶级的本质特征，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怀着本能的抵触情绪，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不乏残酷的一面，但同时他又有着对皇帝的忠、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亲这样一些传统道德特征。虽然他适逢其会，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善于用兵的统帅角色，但在本质上，曾国藩是一个书生，一个饱读诗书的儒者，一个进入了官僚阶层的士大夫。如果我们只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将看不到这一点。《曾国藩》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描写乃至对清代中叶之后中国社会的描写，基本上也是坚持了这种文化的视角。凌力、二月河、唐浩明等作家之所以能够把道德评价与政治评价分离开来，以道德判断加强历史判断的说服力，正是得益于后道德政治化时期宽松的创作环境和文学艺术界写作视野的不断拓展。
三、“零度情感”与丑恶描写的道德评价
新历史小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与传统历史小说一样，都把历史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但它往往不以还原历史的本相为目的，历史背景与事件在作品中完全虚化了，也很难找到某位历史人物的真实踪迹。但这类作品又始终贯注了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它以一种新的切入历史的角度走向另一层面上的历史真实。新历史小说发端于莫言的《红高粱》和乔良的《灵旗》，随后格非的《迷舟》、叶兆言的《追月楼》、苏童的《妻妾成群》发表，形成了中短篇新历史小说创作的高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长篇新历史小说佳作连篇，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米》、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都受到了文坛的关注。
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放弃对所讲述故事的价值判断，保持着所谓的“零度情感”，作家有意识地避免主体情绪和主体意向的流露，放弃对作品文本进行干扰、控制的种种可能，以保证生活形态的真正还原。比如在《迷舟》的结尾，主人公萧被他的警卫员枪杀，作者的语调就是十分平静的。作者清楚地知道，萧死得很冤，可是他丝毫没有流露出对萧的同情、惋惜等诸如此类的感情，他就像一个书记员，忠实地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刹那。在《红高粱》中，作者描写罗汉大爷在日本兵的枪口下被活剥皮的情景，十分细致逼真，直让读者毛骨悚然，但作者写得却很冷静，不见丝毫主观情感流露。而《灵旗》讲述红军受到重创的湘江之战，采用了青果老爹的视角，又让二拐子来讲述这场大战中红军战士被虐杀的几个场面，几乎不带任何党派观念，同样显得非常客观冷静，即使从二拐子语调中隐隐透露出来的一点感情，也只是老百姓对弱者的同情。
后新时期文学中躲避崇高的审美特性，在新历史小说中表现得也很突出。《红高粱》的开头一句话，就十分惊世骇俗：“一九三九年古历
日益泛滥的性描写，也是后新时期文学的一大景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性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虽然我们有《金瓶梅》、《肉蒲团》这样的性文学作品，但通常的文学作品中还是不被允许有露骨的性描写。建国后，这条禁令越来越严厉，发展到“文革”时，甚至连爱情两字都不准涉及。“文革”结束后，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一禁令渐渐失效，但在严肃文学中，有关性的描写还是比较严谨。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许多后新时期作家笔下，性描写成了“文学热点”，新历史小说在这方面自然也不甘落人之后。《白鹿原》一开始讲述的就是主人公白嘉轩娶过七房女人的故事，那不厌其烦的叙述虽然让人有些意外，但基本上还是点到为止。但一写到田小娥的故事，作者的笔下简直有些“肆无忌惮”，写她与黑娃的偷情，写鹿子霖对她的诱骗，写她在鹿子霖的胁迫下勾引白孝文，都写得十分细腻逼真。还有鹿兆鹏媳妇的故事，白孝文的新婚日子，鹿兆鹏与白灵的恋情，都有或隐或显的性描写。莫言的《丰乳肥臀》，书名就让人往“性”上面想，虽然读完全书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但书中涉及性描写的内容还是不少。曾有文章在书中搜集了很多有关“性”的内容，作为批评这本小说的重要证据。苏童的《米》，讲述一个进入城市的淳朴农民怎样在城市的黑色染缸中蜕化成为一个恶霸，小说紧扣着“食”与“性”展开情节，其中的“性描写”也很有分量。除了新历史小说，在传统历史小说中，有关“性”的描写，比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也明显开放得多。
怎样看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上述特征呢？
上述现象的产生，有着深远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文学与作家从社会的中心地位向边缘发生了位移。从19世纪末开始，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显赫，作家们被赋予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重任，“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8］。 虽然有时有一些诸如“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通俗作家混迹其中，但他们从不曾享受到与主流作家平起平坐的身份与地位，还受到过主流作家的毁灭性批判。新中国建立后，作家们坦然接受了前苏联对作家的尊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精英意识更强了，创作，就是意味着教育读者，“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被提高的过程……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8］。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文学与作家仍然具有这样的光采。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的这种轰动效应便不再出现，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一些作家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及更后年份出生的年轻作家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社会的宠儿，那神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金字招牌已悄然远去，必须重新在社会中寻找作家的位置。所谓“中心话语解体”和“价值体系崩溃”，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描述。陈晓明对此这样评述：“年轻一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从事各项专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80年代后期寻找一种新的话语，新的价值立场和表达方式，这使得他们与80年代上半期奉古典人道主义为圭臬的那一代‘文化英雄’貌合神离；二者在基本的文化信念方面，基本的社会理想和文化道义责任方面并行不悖；然而年轻一代追求的艺术规范及学术规范，价值立场，所接受的文学艺术传统及思想资料，乃至语言风格与那一代‘文化英雄’都相去甚远。他们适应了80年代后期‘中心化’价值体系崩溃的现实，他们浮出文化的地表本身表征并加剧了‘中心化’的解体。反权威、反文化、反主体、反历史，几乎一度成为这一代人的文化目标。”［9］所谓“王朔现象”， 所谓新写实小说，都可看作是文学离开中心话语的表征。稍后于新写实小说的新历史小说，从审美特征上看，也属于这一文化思潮。
其次，部分作家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反文化倾向，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和一定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思想束缚，是十分严重的，建国后，在左倾思想的作用下，传统文化对思想的统制至“文革”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解构，对这种文化束缚的冲击十分巨大。部分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反文化倾向，正是这种文化解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在部分肯定反传统、反文化倾向时，也必须注意其负面效应。传统中积淀着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这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一概否定并非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其次，我们也须提防某些人打着反传统的旗号，兜售假货。
被某些评论家反复强调的“零度情感”，在笔者看来只是一种叙述策略，它并不表明作家对所讲述的事真的没有价值判断。某些作家和评论家对这种叙述策略的强调，深层原因是他们对几十年来的进步文学中作者主观教喻色彩过浓的一种逆反。这种艺术手段上的选择是每一个作家的自由权利，但如果有谁天真地认为作家真的应该对生活持中立姿态，那却是十分可笑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犹如一张大网，作家之所以选择这部分而不是那部分社会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恰恰表明了他的态度。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也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我们不赞同传统道德对“性”的绝对禁忌姿态。部分历史题材小说中的“性描写”，正是对传统道德的“性压抑”状态的一种反拨。其实孔老夫子对“性”的态度是很平常的，所谓“食色，性也”，既不把它贬得很低，又不把它抬得很高，只不过是像吃饭一样的平常事。可不知怎么，后代的儒学家们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会把此事看得如此严重。这种对待“性”的偏执观念，虽然五四时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但在许多人的心中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到“文革”时又会严重泛滥，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当前整个社会出现的“性描写”热，正是对“文革”的一种反拨。同时应该看到，必要的“性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表述主题的需要。“性”是人的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表现一个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时，围绕“性”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常有超常的表现力，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红楼梦》的文学实践，就能够理解。因此，在文学作品中适当展开一些“性描写”，是应当允许的。
第三，我们反对在“性”描写上的泛滥倾向。“性”与“食”毕竟有所区别，对进入了文明时代的人来说，“食”具有较明显的公共性，“性”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具有较强的私密性。过多过于详尽的性描写，引发读者的常常不是美感，而是性欲的挑逗。至于脱离作品表现主题、塑造人物的需要，以“性”作为招揽读者的手段，只想经济效益，不顾及社会效益，我们当然更不赞同。另外，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性”，还必须顾及对非成年人的影响问题。
总之，这类文学现象的出现，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必须注意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笔者看来，即使全面进入市场社会，作家仍应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作家的社会良心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须时时顾及的。
【参考文献】
［1］温金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N］.文艺报，1995—08—11（2）.
［2］凌力.暮钟晨鼓——少年康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891.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79.
［4］唐浩明.曾国藩·血祭［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5，9.
［5］莫言.红高粱［J］.人民文学.1986，（3）：4—28.
［6］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1，33，91，165，170.
［7］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75.
［8］王蒙.躲避崇高［A］.王蒙.逍遥集［C］.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99.
［9］陈晓明.填平鸿沟，划清界线［J］.文艺研究，1994，（1 ）：41—45.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社的左半部右加乃
【Abstract】A large number of history novelists employ double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judgement and morality inevaluating history fictions in the modem period. There haseven appeared a so—called "zero—emotion" and muckrakingattitude,which has its own reason for existence but a perversenegative effect. A literary artist has to consider the socialeffects of his works and his own literary conscience even inthe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Key words】: history novels/moral judgement/historical evaluation/soci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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