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社会转型期的“闹大心理”
一
转型期的市场经济社会，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主体地位的差异化，必然会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在这一冲突中，强势群体往往占据社会优势，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弱势群体则一般处于社会劣势，缺乏利益表达的正当渠道和权益维护的合法机会。所以，在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冲突中，“把事情闹大”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行动策略选择。
应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闹大”并非当事人的初衷。例如，福建省顺昌县富文村因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到广大村民的经济生活和生命安全，才引发由数百名村民参加的“堵厂、堵路”群体性事件。这是万般无奈的村民所进行的利益抗争。这样的“闹大”实属“逼上梁山”的被迫之举，并非刁民无赖的无理取闹行为。
关于如何处理闹事行为，毛主席在1957年有一系列讲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主席这样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好事。”在一次讲话中毛主席曾经形象地打比喻说：你把人家的窝都端了，还不许人家叫两声？毛主席的这些讲话为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群众闹事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利益关切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爆发点，群众闹事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党和政府，而是危害群众利益的厂家和企业，这就大大淡化了群众闹事的政治性质，对群众闹事的处理拥有更加客观、公正、宽容的时代空间。从现实环境和具体情况分析，“闹大”往往是下级向上级乃至中央的正当申诉，大都是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的紧急呼救。一般说来，“闹大”行动策略具有以下功能：作为一种技术方法，“闹大”具有组织功能；作为一种冲突方法，“闹大”具有行动功能；作为一种博弈方法，“闹大”具有舆论功能；作为一种抗诉方法，“闹大”具有机会功能；作为一种求救方法，“闹大”具有通天功能。
二
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群体性事件”频发状况，首先要从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上找根源。如果说在一些案例中有“闹大心理”，那它也只是在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意义上存在。因为按照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绝大多数人都是顺从者。作为一种“不得不行动”的策略，“闹大心理”与下列因素有关：
1、缺乏话语权利。大多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民，由于其社会地位低下而缺乏必要的话语权利。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和向谁表达自己的权利，即使表达了也是人微言轻。所以，他们只能以这种原生态的话语方式向整个社会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生存意志，因为在他们看来，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
2、沉默等于灭亡。许多关乎人民生命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正义抗争，贪婪厂商是不会把转嫁给社会的私人成本自行收回的。在私人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利害关系上，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环境污染问题是因私人企业主把其内部性问题转化成外部性问题、把其私人成本转化成社会成本所造成的。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冲突”：非法厂商的利润所得，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失。在这种情况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所以，受害百姓不得不采取奋起抗争的冲突手段，以彰显生命的尊严和力量。让人担心的是，在这样的经济冲突中，地方政府及其专政工具 ——人民警察，因官僚主义也好，因官商勾结也好，因“警匪”一家也好，往往不去针对冲突爆发的根源解决问题并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径直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从而导致冲突的恶化和升级：由经济性的问题演化成政治性的问题。
3、一不做二不休。中国古人有言：“第一莫做，第二莫休。”这种“一不做二不休”的行为动力学也会驱使行动者把事情闹大。闹大至少有三级目标：一是使当下的行为、行动、活动合法化，二是使行动主体或者是组织或者是个人获得合法化社会认同，三是取而代之，重建自己的合法化价值标准。如果地方当局能够承认行动者的社会诉求是合法的并且切实加以解决，同时保证不对其进行打击报复，“闹大”就失去了其升级的原动力，地方当局自己的地位和威信也能够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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