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结合行为科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归纳出行为的“制度-行为”模型，并运用于权力腐败研究，得到了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与腐败水平模型。权力腐败行为是腐败行为主体与制度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腐败水平取决于正式制度因素。
一、导言
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两项基本内容：一是腐败如何认识；二是腐败如何治理。虽然后者是腐败研究的最终目的，但本文主要讨论前者。因为认识腐败是控制、治理腐败的前提和基础。认识活动包含描述、解释等，其实质是一种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笔者认为，对腐败的认识至少应包括三个问题：（1）腐败是什么？（2）腐败为何发生、如何发生？（3）腐败水平为何不同？从国内已有的文献看，不同领域学者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并且经历了由第一个问题向第二、三个问题的转变。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的传统领地。研究者们运用理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进行归纳分析、静态分析，力图抽象出腐败的定义、特征、形式、类型以及根源等。主要结论有：把腐败定义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目的”；腐败的基本类型有“以权力换取金钱”、“以金钱换取权力”；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缺少制约、权力失控，腐败的治理对策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等等。
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主要运用个案研究法、心理研究法等进行演绎分析、动态分析，试图从权力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入手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经济原因、心理原因。主要观点有：把腐败分子视为“理性经济人”，把腐败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把腐败视为一种因为腐败分子的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而导致的非制度化行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政府管制或干预，在于相对“宽松”的环境，如揭发概率低、惩罚程度低，治理腐败的途径是取消政府管制、实现高薪养廉、加大打击力度；等等。
法学研究比较宏观，而经济学、心理学研究比较微观；随着问题的转换，腐败研究的文献也经历了由1990年代前期以政治学等为主导到1990年代中后期以经济学为主导的转变。但是，对“腐败水平为何不同”问题的重视不够，缺乏运用科学方法对三个问题的整合研究。问题与方法都存在一定缺陷。这种状况不仅导致我们对腐败现象的本质还没有充分地认清，而且损害了现有腐败治理对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因此，腐败研究需要开拓出新的领域。
历史时期内腐败现象泛滥肆虐成灾。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出蔓延、泛滥的不良趋向。所以，腐败水平问题的提出、探讨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行为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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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心理、习俗等。个体因素包括个体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主要指心理因素，如感知觉、情绪情感、意志及个性等。
（2）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因是个体的需要与动机。
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使需要在性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变化。
（3）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是个体心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并且三个因素对行为过程的影响存在差别。在许多个案中，这些差别具有决定性意义。
非正式制度在“需要→动机→行为→目标”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非正式制度，文化、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习俗等，作用于个体心理，通过影响个体的知觉、情趣、兴趣、爱好、信仰、价值观等，一是改变个体需要与动机的结构和水平，二是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三是决定着个体对需要满足的主观评判（即需要满足感程度）。
正式的制度中，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与个体行为相关的方面，如工资、福利、晋升、奖惩制度等，影响个体对行为预期的判断，影响行为方式，决定个体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即目标能否达成）及满足程度。
三、个体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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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中的保障制度（如工资、福利）和激励制度（如考核、晋升）影响权力主体各种需要的满足及满足程度；正式制度中的权力体制（对权力运作的规定及实施，如权力属性、大小、范围，领导体制，集权分权情况，制衡制约体制等），决定了权力主体是否拥有滥用权力的便利条件，并影响腐败行为方式的选择；
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影响腐败行为的全过程。只要制度环境中存在缺陷，就会有权力腐败行为发生。事实上，无论是哪个社会，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因此，腐败现象也就不可避免。这是腐败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
[7]这种需要无法区分合理与非合理。其次，权力主体受文化、社会心理、习俗以及外在不良刺激，引致其对物资、金钱、权力、地位等产生超出一般程度的需要，或者产生与优越感、特权意识相联系的虚荣心理。最后，组织、正式制度等没有使权力主体的需要（合理与不合理）得到（基本）满足，或者权力主体在社会比较之后对制度提供的现有条件不满意，感觉不公平，认为付出与报偿不符，从而导致心理失衡、认知失调。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权力主体的需要结构发生了偏离，并由此产生了通过私自行为满足需要、谋求利益补偿、消除心理失衡的意识与动机，这类需要、意识、动机等的固化与发展，在权力主体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倾向于实施腐败行为的状态，即腐败心理。
[8]决策过程主要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包括条件评估和风险评估两个方面。条件评估涉及权责配置、权力属性、制衡制约体制、监督体制、集权分权、领导体制等，决定了机会主义行为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对比。如果权力主体具有相对较大的而且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其腐败行为的收益必然较高，条件成本则相对较低。反之，收益低、条件成本高。风险评估涉及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执行情况，如果法律不完善、实施执行不严格，腐败行为揭发概率小、惩罚程度低、打击乏力，那么，在心理层面给权力主体造成较小压力的同时，也就降低了对腐败行为风险感知的水平。反之亦然。总之，权力主体根据制度权衡其行为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即可能从事腐败行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经济学家指出，“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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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旨在说明权力腐败产生的一般机制与行为过程。其结论是：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只要公共权力被某个“人”占据，因为制度永远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权力腐败行为不可避免。权力腐败的发生和存在，不分国家，不分文化，不分历史，不分制度。
四、腐败水平模型
[11]循着这一思路，我们提出了腐败水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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