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中权力腐败的形成与演变
需要说明的是，同一权力部门内的腐败群体和不同权力部门间的腐败群体，从产生角度看，可能是以上描述的情形，即先有个体腐败、再有个体腐败的集群行为，也可能是先有“群体”、再有群体腐败，然后才产生腐败群体。之所以是后一种情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强集体取向”的文化特质而诱致的权力主体自发或自觉产生的“圈子”——准组织——干部利益群体现象。有研究者（刘霞，1998）指出，根据吉特霍夫斯泰特（Geet Hofstede,1980）提出的确定一个民族文化特征的四个维度之一的“个人——集体取向”维度，可以认为，中国人在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强烈集体取向”的特质，“而具有强烈集体取向的社会则结构严密、层级明显、圈内圈外意识强烈，更容易形成正式组织之外的小群体”。有研究者（张琢、张宛丽，1998）也指出：转型期存在一种作用于利益群体利益实现的“圈子”准组织现象。“圈子”人的行为准则是相互关昭。“由于‘圈子’在干部群体利益内容的独特作用，其成员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系统及其运作非常熟悉且日臻圆熟；不仅培养出将社会关系视力重要的地位资源的意识，其至在‘圈子’生活经验中，也日益积累了优于其他利益群体的社会关系资源；因而，当市场经济在体制外开辟出一块极富挑战性的生存空间时，干部利益群体便成为最有条件以其独具的优越的社会关系资源进行权钱交换、权权交换而保持优势地位的一个利益群体。”——言以蔽之，腐败群体可能就是由本来已存在的权力主体间的“圈子”、干部利益群体变质而来的，这种“圈子”、“干部利益群体”以互相“帮忙”照顾、提携为纽带，既存在于同一权力部门内，也存在于不同权力部门间，而一旦通过权力联合、权力交换方式达到私人目的、增加私人利益，也就具备了“腐败”的特性。
三、后发型权力腐败的形成与演变
后发型权力腐败产生过程中，当权力主体初次接受依附者的贿赂时，其心理总会有一些波动。因为权力主体清楚地知道，他的受贿行为不仅不符合部门纪律，而且可能违背了法律，一旦“东窗事发”，还会受到法律制裁，失去升迁机会，丢失更多利益。因此，权衡心理普遍存在。
这时候，至少有下列几中因素会影响权力主体调整心理状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贿赂”金额的数量；为依附者达到私人目的而运用的公共权力的限度；类似受贿行为被揭发后当事人受惩罚的程度；类似受贿行为被揭发的概率；所属初级群体成员，如家属、知情朋友等的态度；等等。
这因素综合决定权力主体是心安理得、有一定压力还是有恐惧感。而权力主体心理调适的过程及作出的选择，又会决定或影响权力主体在后来类似情境中的行为选择。
另外，依附者的行为也会影响权力主体作出抉择。由于中国文化中强权力距离的特征（刘霞，1998），普通民众对权力主体既存有畏惧心理，也存有尊敬心理、感恩心理（王沪宁，1990），因而决定了他们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交好于权力主体。表现出的行动，除态度和蔼、热情、顺从以外，再就是主动分转一部分物质利益给予权力主体，司空见惯的“送礼”即属此类。春节、权力主体的生日等，拜年、祝寿等是绝好的借口。判断“送礼”是“礼尚往来”行为还是有贿赂倾向的行为，简易的办法是看权力主体不再握有权力时是否还有大量的“送礼”现象。事实证明，绝大多数“送礼”都不是“礼尚往来”而是潜在“贿赂”行为。因为连曾经握有权力的官员都有此感慨：“人一走，茶就凉。”尽管如此，“给当官的人送礼”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普遍存在，令浸淫其中的权力主体防不胜防，“拒收礼品”的防线不断受到冲击终会露出缺口。如果权力主体对“送礼”行为习以常，甚至沾沾自喜，防线就会不攻自破，一旦送礼者与权力主体关系笃密、送礼者变为依附者或行贿者，并且适时要求权力主体予以“照顾”，权力主体因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谋取私人目的的行为就会发生。这种受礼、受贿、滥用权力的行为多次反复，权力主体变成了典型的腐败分子，这种腐败行为就成了典型的后发型腐败。
后发型腐败主要是上述权钱交易的行为过程。而权钱交易意味着依附者、权力主体共同受益。之所以如此，因为“利益”来源于社会资源或国家掌握的社会资源——国有资产，而社会资源变成腐败行为的收益必经环节是把社会资源变为“租金”。权力主体变社会资源为“租金”的方式和途径是：利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交易过程，造成不平等竞争，促使依附者牌优势地位或垄断地位，“租金”就是依附者凭借不平等竞争而带来的额外收益。依附者用于行贿的支出就是“租金”的一部分。因此，后发型权力腐败中依附者、权力主体之间的权钱交易行为，也被称为“寻租”行为权力主体在经历最初的受贿，即从权钱交易行为获取利益以后，如果既得利益诱发权力主体的欲望，提高其谋取利益的抱负水平，他就不会满足于被动受贿状况，而会由幕后到台前、由受贿转而索贿，甚至主动利用行政干预来增加依附者的收益，人为创租，诱使依附者分利于已作为得到这种租金的条件，或者故意提出某项会使依附者或其他经济主体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依附者分割一部分收益与之分享（倪星，1999）。这些行为称为“设租”或“创租”、“抽租”（与敲诈、勒索十分相似）。索贿、设租现象说明，“后发型权力腐败”已变成了“主动型权力腐败”。
需要说明的是：（1）自发型权力腐败的主体一旦意识到寻租行为的利益，他们也会采取这种方式谋取私利，因为这种谋取利方式比贪污、挪用、勒索、敲诈等以权谋私行为更加隐蔽、风险程度低，所以也趋向于进行设租；（2）后发型权力腐败转变为主动型权力，也会在适当时机采取自发型腐败以权谋私的方式；（3）从权力主体动机及谋利方式来看，自发型权力腐败与主动型权力腐败趋于一致，外在表现就是：某个腐败个体，既可能有贪污、挪用公款等记录，也可能有受贿、索贿、他租、抽租的记录；（4）设租行为可能是“后转型”时期权力腐败的主要形式。
与自发型权力腐败中腐败个体的集群行为一样，主动型权力腐败中的腐败个体也可能倾向于在本部门内，或在部门之间与其他权力主体、腐败个体集群。而且，由于设租、创租、抽租行为的复杂性，往往更需要同一部门其他权力主体或不同部门权力主体的配合，亿以集群行为更加普遍。由此可见，后发型权力腐败转变为主动型权力腐败以后，也呈现出群体腐败、集体腐败、区域性腐败的发展趋势。
四、权力腐败演变示意图
依据上述分析，即关于权力腐败由个体腐败而群体腐败，由群体腐败而集体、区域性腐败，由集体腐败、区域性腐败而权力政治系统腐败、地方腐败，由权力政治系统腐败、地方腐败而制度性、结构性腐败的分析，可以绘制出权力腐败演变示意图：
说明：
第一，单箭头“→”表示递迸关系；双箭头“ ”表文贯通互动关系。由此，权力腐败由个体到群体腐败、结构性腐败的演变有以下四种基本方式或路径：Ⅰ.A→D→E→GⅡ.A→D→F→HⅢ.B→C→D→E→GⅣ.B→C→D→F→H。其中，A、C之间，D1、D2之间，E、F之间，G、H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第二，目前腐败现象，多处于A、A→D、A→D→E、B、B→C、B→C→D状态。A→D→E的典型是前述已提及的广西防城港市房改办一案。B→C的典型是“明光窝案”（《中国监察》，1998）中薛贤早腐化的过程；“明光窝案”也说明了B→C→D→F的情况。
第三，群体腐败是单个个体的腐败向结构性、制度性腐败恶性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部门内群体腐败、部门间群体、集体腐败已出现，并带有政治性腐败的色彩。如1997年广东省阳春市原副市长杨启周、原财办副主任林户菊雇佣杀手企图谋杀市长案（《中国监察》，1998）、1998年山东省滕州市王宜成有组织、有计划贿选市长案（《中国监察》，1998）等。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抑止，自觉的群体腐败、集体腐败会更加猖獗，权力政治系统腐败、区域性腐败、集体腐败会更加猖獗，权力政治系统腐败、区域性能腐败、地方腐败会迅速滋生。
以上关于权力政治系统中自发型腐败、后发型腐败演变的分析及描述，倾向于由个体到群体、由低层级到高层级、由纵向到横向，因为权力腐败最初的演变可能正是如此。但从社会横断面看，也存在由群体到个体、由高层级到低层级、由横向到纵向的演变。事实上，权力腐败的演变，既是上述各种类型的腐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也是隐藏于其中的心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过程。因此，有效地抑制权力腐败恐怕需要一个总体的、系统的、长远的综合治理战略。
参考文献：
1.王沪宁:《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三环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1、89-90、97-98、99、110页.
2.李雪勤: 《中国拒绝腐败—现阶段反腐败透析》,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8月.第298-(下转第33页)(上接第21页)325页.
3.林喆: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14-120页.
4.刘霞: 《风险决策:过程、心理与文化》经济科学出版,1998年第1版,第26-33、78、89-90页.
5.陆学艺主编: 《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6.张琢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学》,张宛丽、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02-206页.
7.夏书章: 《市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60页.
8.(澳大利亚)霍姆斯:“论腐败的定义”,金目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7期.
9.邵道生:“对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宏观思考”, 《哲学研究》1998年第8期.
10.陈昕:“试析当前我国社会中群体腐败现象及其原因”, 《学术季刊》(上海社会科学院),1998年第1期.
11.倪星、王立京:“集体腐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江汉论坛》(武汉),1999年第1期.
12.名鹰:“明光窝案透析”, 《中国监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主办),1998年第一期.
纪平、纪宣:“房蠹”, 《中国监察》,1998年第5期.
冀枫: “宁晋‘结义’闹剧”, 《中国监察》,1998年第6斯.
纯德:“骇人听闻的谋杀市长案”, 《中国监察》,1998年第11期.
季伟、季岩:“笑之一瞬 悲哉千古——王宜成赌选市长丢官记”, 《中国监察》,1998年第12期.
13.罗桂芬:“腐败行为与‘相对剥夺感’”, 《中国行政管理》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