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的租赁与农村房屋的买卖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7-29
一、问题所在
在农村，村民出卖自己的房屋，时有发生，这时便涉及到宅基地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从这些有关宅基地的法律规定中，尚看不出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方法。另外，村民宅基地面积超标时如何处理，也存在困扰。
二、物权法立法草案及现存争议
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二编物权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建造在该宅基地上的住房所有权转让的，宅基地使用权同时转让。”这一规定，在2004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委员长审议稿中未作修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上述物权法草案的规定，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农民的宅基地是由村里分配无偿取得的，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民出门打工的，可能回乡，如在城里落户，其宅基地应当归还集体，宅基地上的住房可以在集体内部转让，但能否在集体之外转让宅基地上的住房，需要慎重考虑。如果允许在集体之外转让，还会影响村的建设发展规划。另一种意见认为，建立在宅基地使用权上的住宅所有权属于农民，对该住宅农民有权处分，从增加农民的融资途径考虑，也应当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误区
由于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的，不允许土地所有权转让。相似的问题，在国有土地场合，现行的做法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依思维的惯性，人们很自然地便想到“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而非“宅基地所有权”的转让。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讨论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转让。这种思维路径，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步入了一个误区，一个非此即彼、二者仅能选择其一的误区，以致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难能取得进展。
上述僵局的陷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思维局限于“物权”领域，无论是“宅基地所有权”还是“宅基地使用权”，无不是物权，仅在物权领域内寻找解决方案，难免导致“山穷水尽疑无路”。如果思维开阔一些，同一问题可否在“债权”领域里解决呢？一旦这样思考问题，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四、宅基地的租赁
租赁作为一种债之关系，主要是由当事人签订租赁合同的方式发生，我国合同法第十三章所规定的“租赁合同”，主要是规范这一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租赁权除了基于合同发生之外，还可以基于法律规定发生，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日本（暂登记担保法第10条）还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均已存在。
比如，台湾地区民法债编1999年修订后，增订第四百二十五条之一，规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属一人所有，而仅将土地或仅将房屋所有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及房屋同时或先后让与相异之人时，土地受让人或房屋受让人与让与人间或房屋受让人与土地受让人间，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内，有租赁关系。其期限不受第四百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租赁期限不得愈二十年之限制）“前项情形，其租金数额当事人不能协议时，得请求法院定之。”
上述规定，便是所谓“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所有人相异时租赁关系之推定”，或者称为法定租赁关系，在土地与建筑物并非一体的不动产而是各自独立的不动产的框架下，实属解决“房”“地”关系的一个可行的方案。笔者认为，我国物权立法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处理农村房屋买卖等相关问题。相应地，有几点需要明确：
其一，农村房屋买卖有现实的必要，亦非现行法所禁止。在农村，村民子女考取大学，户口由农村迁入城市；子女在城市定居后，父母随子女共同生活而脱离农村，亦颇为常见；农民进城打工或做生意，一朝发达，在城里购买商品房而举家搬迁，脱离农村，也已非常普遍；偏远乡村村民到农村集镇经商，久而久之，感到租房不如买房者有之；城里人向往田园牧歌式生活，愿意在农村购一住所者有之；城市下岗工人摇身一变，上山下乡，由工业工人变为农业工人甚至农场主者亦有之；村民生老病死，成员构成变动不居，而居住需求也随之变化不定，有需有供，买卖之势，日趋上升。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仅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并没有禁止农村房屋的出卖。
在农村，村民出卖自己的房屋，时有发生，这时便涉及到宅基地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从这些有关宅基地的法律规定中，尚看不出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方法。另外，村民宅基地面积超标时如何处理，也存在困扰。
二、物权法立法草案及现存争议
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二编物权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建造在该宅基地上的住房所有权转让的，宅基地使用权同时转让。”这一规定，在2004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委员长审议稿中未作修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上述物权法草案的规定，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农民的宅基地是由村里分配无偿取得的，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民出门打工的，可能回乡，如在城里落户，其宅基地应当归还集体，宅基地上的住房可以在集体内部转让，但能否在集体之外转让宅基地上的住房，需要慎重考虑。如果允许在集体之外转让，还会影响村的建设发展规划。另一种意见认为，建立在宅基地使用权上的住宅所有权属于农民，对该住宅农民有权处分，从增加农民的融资途径考虑，也应当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误区
由于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的，不允许土地所有权转让。相似的问题，在国有土地场合，现行的做法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依思维的惯性，人们很自然地便想到“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而非“宅基地所有权”的转让。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讨论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转让。这种思维路径，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步入了一个误区，一个非此即彼、二者仅能选择其一的误区，以致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难能取得进展。
上述僵局的陷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思维局限于“物权”领域，无论是“宅基地所有权”还是“宅基地使用权”，无不是物权，仅在物权领域内寻找解决方案，难免导致“山穷水尽疑无路”。如果思维开阔一些，同一问题可否在“债权”领域里解决呢？一旦这样思考问题，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四、宅基地的租赁
租赁作为一种债之关系，主要是由当事人签订租赁合同的方式发生，我国合同法第十三章所规定的“租赁合同”，主要是规范这一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租赁权除了基于合同发生之外，还可以基于法律规定发生，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日本（暂登记担保法第10条）还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均已存在。
比如，台湾地区民法债编1999年修订后，增订第四百二十五条之一，规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属一人所有，而仅将土地或仅将房屋所有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及房屋同时或先后让与相异之人时，土地受让人或房屋受让人与让与人间或房屋受让人与土地受让人间，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内，有租赁关系。其期限不受第四百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租赁期限不得愈二十年之限制）“前项情形，其租金数额当事人不能协议时，得请求法院定之。”
上述规定，便是所谓“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所有人相异时租赁关系之推定”，或者称为法定租赁关系，在土地与建筑物并非一体的不动产而是各自独立的不动产的框架下，实属解决“房”“地”关系的一个可行的方案。笔者认为，我国物权立法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处理农村房屋买卖等相关问题。相应地，有几点需要明确：
其一，农村房屋买卖有现实的必要，亦非现行法所禁止。在农村，村民子女考取大学，户口由农村迁入城市；子女在城市定居后，父母随子女共同生活而脱离农村，亦颇为常见；农民进城打工或做生意，一朝发达，在城里购买商品房而举家搬迁，脱离农村，也已非常普遍；偏远乡村村民到农村集镇经商，久而久之，感到租房不如买房者有之；城里人向往田园牧歌式生活，愿意在农村购一住所者有之；城市下岗工人摇身一变，上山下乡，由工业工人变为农业工人甚至农场主者亦有之；村民生老病死，成员构成变动不居，而居住需求也随之变化不定，有需有供，买卖之势，日趋上升。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仅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并没有禁止农村房屋的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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