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8-29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性突破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核心、以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人治约束和以儒家思想进行道德约束为保护层的完整封闭的社会系统。这个社会系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老子所追求的“小国寡民”。[14]国小则家族少，家族少则容易达成妥协，容易实现儒家的道德规 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5] 相互谦让，和平共处。国小则管理层次少、官僚少，这就便于监督和防止腐败。今天仍崇尚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和韩国都表现出这个方面的优势而令我们羡慕不已。 但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 国只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就决定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供人们赏玩，而无法付诸实施。国家越大，离老子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就越远。国家用于内部稳定的官僚体系越庞大，为防止这个官僚体系腐败的难度也越大，从而内耗越大，国家越弱，最终往往因内忧而外患，又不得不内严而外谗。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结 构决定了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16]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一家天下”向“天下一家”的回归，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使然，是一个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然，不是回归到周天子式的“天下一家”，也就是说，不是回归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而是通过市场的内在化，在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基础上实现家族的自我否定、实现家族的社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完成市场的内在化，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在西方，市场内在化的关键一步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来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提吗？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早已过时，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再走资本原始积累的旧路。 奴隶社会是以种族为本的社 会，非本种族的失败者不被视为人，仅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即奴隶，对奴隶人身的直接占有就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封建社会是以土地为本的社会，人只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占有者以及附属者而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价值为本的社会，从而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正是造成资源浪费和自然破坏的社会根源。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人为本的社会，就是说，不是仅仅以某一部分人为本。 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 会从构成上看是以家族为本的，从结构上看，则是以官僚为本的，从而强调稳定就势必强调官本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家族，而维系力量仅来自垂直控制的官僚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进行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组建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人民公社，在城市组建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工商企业。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办社会和普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表明，在市场内在化的过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个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或企业也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改革开放之前，单位一词 被城市人普遍地用于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因为不管那些社会组织在形式上如何的千差万别，在等级上如何的高低悬殊，他们都是个人依附、个人必须服从的对象，他们实际上成了家族在城市中自我延续的一种形式，城市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变成了组织单位人。相对于农村的人民公社来说，城市单位的凝聚力要大些，或者说，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要大些，因为城市单位的构成要素是个人而不是家庭。但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改革的起步风险也要大些。在农村，关键是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城市，则是要解决社会保障、解决再就业的问题。 笔者在前面的分析表明， 市场内在化的本质是要把个人转变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把依赖于家族或组织单位的个人转化为独立的社会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市场的发展直接受到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的抑制，这种抑制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控制家族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官僚体系因商业化而腐败。当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稳定家族社会本身，因为由中原地区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需要家族这种社会的组织形式。 在全球化的今天，小农经 济早已过时。实际上，自1848年以来，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小农经济敌不过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是人情社会输给信用社会的历史。[17] 改革是中华文明的自救。从孙中山的“唤起民众”，[18]到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再到邓小平的“放权让利”，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式的官僚体系的否定或怀疑。要推动市场的内在化，只能从触动官僚体系开始。但是，数千年的家族社会早已给中国人打上了家族或小集团利益至上的烙印，因此，没有一定程度的集权又很容易天下大乱。 正是在这种权力的欲放不 能、欲收不忍的过程中，“放权让利”演变为“争权夺利”。中央放权让利给地方和企业，不是放权让利给个人。中央放的是经营之权，让的是盈利之利，但下面往往争的是控制之权，夺的是他人之利。因为传统家族社会缺乏自下而上的制约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就使权力对于下属往往具有绝对的性质，一个单位就像一个堡垒，一个独立王国，有权者很容易一手遮天。此外，上级部门放权，上级领导则未必愿意让利，于是出现放权与收权的上下拉锯战，最终在一些领域出现上下勾结的利益共同体。 总之，中央集权的行政管 理体系对于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稳定所必需，但作为实现稳定的工具，它必须完全为中央政府所控制，因为行政管理体系本身就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改革必须放权，但地方或部以及企业膨胀起来的权力如果没有来自基层的制约就势必因追逐商业利益而腐败。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要实行官营或官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限制民间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官僚体系本身的商业化，因为官营或官商都是由专门的官方机构来经营的。 市场化改革的本质既然是 推进市场的内在化，是社会要求个人对自己负责、从而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负责，那么，社会就必须提供个人为自己负责的条件，即在社会保障、社会就业、社会教育等方面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注意，这里的社会不仅包括官方，也包括民间。由于中国家族社会的传统决定了中国民间社会的软弱，因此，官方必须扶助民间力量，如果某些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为了维持自己小集团的绝对权力而不愿这样做，中央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现在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质上都是以某些中央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权力为支撑、以相应的经济组织为依托而形成的利益集团。 可见，造成个人物质利益 原则无法普遍贯彻的原因，在于我们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忽视了市场化改革必须要完成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到社会人的转化，忽视了民间力量的崛起、强大的公民社会才是中华文明最终得以复兴的保证，忽视了传统的用于稳定社会的行政力量本身成为致乱因素的可能性，或者说，忽视了传统社会的惯性思维对我们仍然发挥着的巨大影响。 因此，要从市场化改革的 困境中走出来，改革的基本理念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着眼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着眼于民众的社会参与能力、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救助能力的培养，这正是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要义所在。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着眼于发展对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自下而上的制约，首先在基层把民主落到实处，但同时又要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稳定社会。现在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政府的改革只能从地方开始。数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央机关派出机构的地方政府将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而这正是中央政府自我改革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6 [2] 周易o系辞下 [3] [美]道格拉斯·诺斯．论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50-51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5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6-147 [7] 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8] 爱因斯坦．论教育．转引自中国大学教学[J]．2003年（1）：43 [9]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0]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M]．1972．133 [1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9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3 [13] 孟子o离娄上 [14] 老子．道德经．第80章 [15] 孟子o离娄上 [16] 曹廷贵，孙超英．中华文明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6（3） [17] 曹廷贵，孙超英．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J]．理论与改革，2004（4） [18] 孙中山．国事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