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过程中民主的反思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9-13
二、民主走向了反面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确实出现过“民主”这个概念，但是，它与今天的涵义是不同的。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它的参照物是僭主政治。到了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民主是作为限制政府的原则而提出来的，即要求政府以人民为主人，政府应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实现和财产的保有。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民主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是一种游戏规则，是政治家利用这一规则去煽动、利用公众的手段。因而，民主完全成了政治运作的工具。对于一些强国来说，也是用来颠覆弱小国家的工具。 哈耶克对民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说：“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民主很可能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7] 进而言之，民主无非是社会治理手段中的一种，它不应被绝对化，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根据自身社会治理的需要对民主的手段做出选择，人们没有理由说一个社会必须使用民主的手段去进行治理。解读工业文明所能得出的基本要义就是个人利益至上，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文明，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所体现出的是工具理性，一切设置都具有工具性的特征。民主也是这样，它无非是一个工具，是服务于个人利益实现的工具。也就是说，近代社会的现实是：“我们的民主机构、经济回报体系、立法体系、伦理体系以及学术传统都不自觉地把自足个体自我设定为自己的基础。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并要对此负责；个体有独立见解。”[8] 总之，个体是整个社会的中心，在观念形态中，个体中心主义也有着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如果说民主既是一种机构又是一种普遍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它无非是个体赖以实现自我的工具。 民主选举是民主制度以及活动的基本内容，从现实来看，尽管社会的构成变得更为复杂，利益分化愈趋严重，但是，自诩为民主制度的选举却越来越背道而行了。“参加职位竞选的候选人很少在提出一系列替代性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形象比实质更重要，否定性的竞争以及对改革、旗帜和黑人种族主义等象征形式的利用，是今天这个国家的竞选的艺术。参加选举班子、公共关系的领袖、广告顾问以及风格设计师比政策分析家更重要。”[9] 不同党派的候选人并不真正关注政策上的改革，而是极力利用形式民主的手段，把选举运动作为粉墨登台竞技的闹剧。在民主蜕化为演出活动的时候，人们何以寄望于政府来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呢？所以，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而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则沉溺于民主的嬉闹而与社会的现实要求越走越远。结果，民主自身的声誉必将受到损害，甚至人们会发出疑问，民主是否是一种合适的社会治理方式。其实，结论是很清楚的，形式民主根本就不应被视作为民主，它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积极意义远不如消极影响大。 福克斯和米勒在描述民主的选举过程时指出：“理智地考虑，人们不会因为某一具体的政策而不投某一个候选人的票。大多数人根本不参加选举，即使他们参加了，这种狭隘的、胜者为王式的两党选举制在充分代表公民特殊的政策意愿方面，也只是一个极钝的工具。某一个政治家在整个国家面对的纷纭复杂的问题上所采取的华丽包装很少会完全代表某一特定投票人。对个别问题的表决进一步减少了这种可能性，即立法者的日常投票是受选举过程的规则刺激的。”[10] 同样，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民主程序而产生的政府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呢？福克斯和米勒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种政府。福克斯和米勒说：“在选举过后，政治野心家所结成的联盟更多地受到议会游说者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影响；这种压力团体体系是由政治家—野心家们的需要来支撑的，如为选举多做贡献，多说赞美之词，或为竞选提供良好的奖金支持。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也无法保证特定的政治立场。联盟会随时提出一些不连贯的政策，因为他们试图要随机应变以吸引立法上的多数。模糊两可的、自相矛盾的、令人困惑的指令会让官僚们苦不堪言，因为他们要策略性地寻找出一种对策来不偏不倚地将它付诸实施。”[11]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由于这样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民主的社会治理方案并不能真正得到落实：其一，民主的制度并不真正支持民主，特别是它的“多数决”的原则即使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也以代表全体的结果出现，事实上，当胜者宣称自己代表全体选民的时候，恰恰是违背甚至压制多数人的意志。如果考虑到并不是全体选民都会参加投票的话，那么受到压制的就真正是多数了。其二，政治野心家在操纵民主，把民主这一形式作为可资利用的工具，他们在自己所控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利用每一个开展民主活动的场合，利用每一个人行使民主权利的机会，通过诱导甚至控制的方式而使之成为达成自己目的的工具。其三，所谓政治家，无非是利益集团的傀儡，他们表面上声称代表广大选民，而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真正代表的只是利益集团，反映的是利益集团的意志。出现这种情况，是形式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民主这一政治生活方式在近代社会的早期，与中世纪的王权或教权专制相比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的话，那么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它的积极意义已经被消磨殆尽了。 三、社会治理民主的不可能性 在政府的管理活动中，民主也是人们所渴望的管理形式，然而，福克斯和米勒却指出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在民主制度中，“目标的达成和政策的制定都有可能是为了有钱人、有良好组织的人以及那些竞选提供基金、买了媒体时间段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拥有社会权力的人能确保特定阶层的人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剥夺了他们对事件提出不同看法的权利。由于各种原因被排除在辩论之外的人们对他们的诉求的价值无能为力。在那些被排除的人中，也有处于传统标准下的公共行政人员。那些包括了不再受体制限制的公共行政人员在内的、有真正诉求的人们在公众对话中应该能证明其诉求的合理性。不再受体制限制的公共行政管理人员是群体的一部分。”[12] 对于这种情况，福克斯和米勒作了批判性评论。他们说：“像这样的政策网络并不总是模型的完善运用。强有力的参与者经常可以排除那些不那么有力的参与者；有时候，动机不是别的而是自利；很多政策建议仅仅是自我扩张的伎俩；提出的主张也不一定是真诚的。”[13] 所以说，现代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讲，人民的愿望和需要都被操纵了。并没有所谓的独立形态的大众意愿。新闻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体是广大人民获得信息的渠道，它们因受到操纵而更为关心娱乐、嬉戏以及兜售广告时间，而政治上传播信息的作用次之。”[14] 如果把福克斯和米勒的论述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民主政治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它的选举人以及胜选者的执政方式，都对民主作出了何等程度的讽刺。 从逻辑上看，民主是与社会治理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意味着权力的制约和完善的监督机制，能够保证社会治理者承担其岗位和职位上的责任。事实上，正如福克斯和米勒所说，“民主代表责任制的反馈循环圈既不是代表制的，也不是民主制的，还不是负责任的。即使它们具有其中某一种特性，它也仅仅是通过本就繁杂的法律条文的繁殖不完满地把政策‘发布’给‘目标’。而且，在封闭的、具有严格界限的组织及官僚机构内，命令链几乎没有政策解释和改革的有效机制，也无法以任何方式被可行的民主理想所接受。”[15] 近些年来，民主在向行动方案的转化过程中把参与治理推向了前台，人们对参与治理抱持极大的热情，可是，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缺少参与精神的参与者由于无法把握讨论的进程，因而无法真正参与其中。心理上对讨论的远离使这些人失去了深入理解讨论中那些微妙或细微之处的能力。一段时间后，其他的参与者已经倦于再去阐述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如果这些聆听者留意的话，可能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冷漠使这些参与者不再有参与的能力，这并不是冷漠本身的错，而是由于话语能力根本上出现了问题。”[16] 所谓“话语能力根本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参与模式的问题，在民主理念引领下，参与是一种纠正自上而下决策的无可奈何的补救方案，民主话语的局限性决定了参与模式在公共利益实现方面的不足和缺陷。虽然参与治理赋予了近代形式民主以部门的实质性内涵，但是，只要它依然受制于民主话语（其中，主要是思维），就不是有着良好前景的方案。 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福克斯和米勒所提出的是“话语民主”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哈贝马斯的复述。我们看到，虽然他们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多大参考价值，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们对后工业社会治理体系的思考，其实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些问题。托克维尔曾经看到，自由、平等、民主等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17]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革命都是在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帜下展开的。但是，当民主的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人们却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由、平等的生活，就如卢梭批评英国的代议制时所说的：“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8] 就中国而言，梁启超曾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19] 为了实现祛除“奴性”的理想，自然地就想到了民主。到了“五四运动”，中国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希望藉科学和民主去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然而，在西方国家近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科学与民主其实是指一个东西，只是近代社会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名称，或者说，是它的不同面相。正是由于西方近代社会片面地在科学的道路上行进，因而不能提供更为充分的自由。科学的功能在于揭示必然，道德的功能在于弘扬自由。工业社会是科学高歌猛进的社会，它在揭示自由的障碍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创立实现自由的设置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个社会得以重建的时候，即在科学与道德两块基石上来加以重建的时候，才会更加逼近人类所追求的自由目标。当前正在发生的后工业化的过程则预示着一个道德发挥着主导性功能的社会将要来临，在这个社会中，社会设置是依据道德的重建，因而将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充分的空间。特别是在后工业化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国内部的道德自由也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用科学排挤了道德、用民主压制了自由，那么它在国际上就会以霸权的姿态出现。就此而言，观察西方学者对民主问题的反思，对于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是有启示价值的。 如果超出《后现代公共行政》一书，在更大的背景来看的话，可以发现，近一个时期，西方学者把全球化看作是对民主的挑战，担心全球化由于资本在全球流动更加方便而产生出更大的跨国集团，而这些跨国集团可能会把私人组织的集权形式重新加予公共领域，甚至直接干预公共生活和国际事务，从而使近代精心培育起来的民主制度扭曲和变形。应当承认，引起这种担心的现实及其迹象都是值得重视的，这种担心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从这种担心出发去思考捍卫民主的方案的话，那是没有必要的。就形式化的民主而言，它是适应工业社会及其市场经济需要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当然，学者们习惯于回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其实，是因为学者们对雅典政体作出了现代诠释，我们才在那里看到了民主。或者说，古希腊所出现的民主与近代成长起来的民主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形式。我们在近代社会所看到的民主，只能存在于一个开放的却又是有限开放的社会，一旦社会发展到一个充分开放的阶段，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式就不再适用。由此看来，全球化对民主所构成的挑战，包含着这样一种暗示，那就是人类需要建构一种新的治理体系，用以取代民主所代表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应当包含着民主的内容，但是，不能归结为民主，即不是把民主作为一项最高的原则来加以捍卫和实施。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来说，如何回答民主问题上的各种歧见，需要有发展的观点，需要立足于现实，即从历史发展的现实中去发现那些带有规律性的因素，去自觉地预测民主的走向。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变革作出理论上的贡献。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 来源日期：2007-9-1 本站发布时间：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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