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8-02-27
金庸对正与邪、英雄与罪人等问题，显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时，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年迈的成吉思汗回顾一生，意得志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及得上他。郭靖却表示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这里所说的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对成吉思汗表示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鉴别有了客观标准。这一思想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它表面上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也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坏。他认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说中，金庸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显示：权力对人有腐蚀作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狱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气。上官云一见他的面，就习惯他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把他像东方不败那样吹捧。任我行很觉得反感，当场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甚至心里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说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滥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随即他就对上官云叮嘱了一句：“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但当他在别人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真的重新当上教主之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威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了。而且越到后来，变得野心越大。无怪乎令狐冲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忽然想到：“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区别？”连他女儿任盈盈都对令狐冲说：“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个性子很快就变了。”《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逼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了峨嵋派掌门人之后，她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自觉地追逐权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更是野心越来越大，要当“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韩林儿带开玩笑地对张无忌和周芷若说：将来推翻元朝之后，“教主（指张无忌——引者）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周芷若听着居然“不胜之喜”。张无忌马上说：“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主若这时“脸色微变”。足见周主若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金庸在这里所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实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以防范领导者腐化的问题点出来了。这也说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能给人有益的启示。
四
旧式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所谓“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个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为清官家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
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不仅杨过一人如此，其他小说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热诚，全无伪饰；“东邪”黄药师的洒脱超逸，偏于乖戾；“老顽童”周怕通的了无机心，天真率性；令狐冲的狂放不羁，笑做江湖；狄云、张无忌的躲开污浊，遁世而居；他们都是独立的树，而不是依附的藤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摈弃“权势”、“威福”、“玉帛”之类世俗旧观念，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金庸笔下，连已经继承了帝位的段誉、段智兴，最后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相好。赵敏为了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金庸在个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侧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这个社会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可是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王权利益，过分抑制甚至无视个体利益，牺牲人的个性，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许多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健全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
五
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究其实，并不可一概而论。金庸小说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发，它们不但不脱离现实，反而应该说是深入现实的笔墨。作为政论家同时又是小说家的金庸，对诸多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常常保持着客观、清醒、独立思考的态度。创作过程中，他把得自现实的这些感受连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的见，融汇入小说，转化成形象。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富有思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读读《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我们就知道金庸不但相当熟悉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且对那段历史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种悲愤的激情，为全书奠定了基调。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射雕英雄传》却通过曲三和说书人张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他为了坐稳他的皇帝宝座，宁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钦二帝的岳飞害死，向金国一再退让，甚至竟然向金国皇帝上降表称臣。这就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沦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杀害，等等。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鹏英雄传》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属于香港《大公报》系统这个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说内容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缘由（直到1979年，台湾初次印这部作品时，还要改个名字，叫做《大漠英雄传》。
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读者，当他们读到《笑做江湖》中写日月神教和《鹿鼎记》中写神龙教的那些笔墨时，一定会联想到“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强制推行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那套极端个人迷信的活动。小说中的日月神教，在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一伙把持下，强令徒众服有毒药物而自己则垄断解药，以维持教主的个人权威。部属每人说话，一开口就是：“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又说什么：“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世不辞。”荒诞的情节形式，呈现着发人深思的现实内容。有关神龙教的描写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笔墨并不是出现在“文革”结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这场动乱的决议之后，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间“文革”正在进行，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写出的。这就真正显示出作者辨别复杂事物的可贵眼力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无畏勇气。即使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由于“左”倾思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电台广播员，就因为批评“文革”中的个人迷信现象而在1967年那场“红色风暴”中被人以汽油浇身活活烧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杀的“五人黑名单”，一度被迫离港出走。事情就曾这样十分荒唐而又尖锐得血淋淋地摆在人们面前。只有了解这些，我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才能从某些俗见中解脱出来。
不妨举《笑做江湖》中一段描写作为金庸小说富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例证。东方不败被杀，任我行恢复教主地位之后，日月神教的骨干们当着现任教主的面，纷纷揭发批判起东方不败的罪行。有的说东方不败“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有的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如此这般。真是意味深长！事实上，当初东方不败是被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三人合力杀死的。小说写东方不败一人抵挡三位高手，仍游刃有余，接连施放暗器射伤他们；只在盈盈用计刺伤其男宠杨莲亭并使之大叫一声之后，东方不败才因心神纷乱而中了双剑。这能叫做“武功低微”、“没半分真实本领”么？再有，小说早已写明：东方不败因练《葵花宝典》（据说乃太监传下的绝世武功）而先行“自宫”，失去了性能力，他怎么可能再去“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呢？这岂不是眼见对方已经垮台反正不能再为自己辩护而展开的胡乱批判么！而这类所谓势如破竹式的“揭发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们见到的难道还少么！小说在这方面显示的讽刺意味，堪称入木三分，没有深刻的观察和锋锐的见解，这些笔墨绝对写不出来！金庸最后两部小说——《笑做江湖》与《鹿鼎记》中确有不少寓言成分，而这，正是金庸发挥政论家的洞察力与小说家的想象力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结合的生动证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确又十分独到的见地。一部《侠客行》，可以说就是反教条主义、反烦琐哲学、充满现代批判精神的作品。小说通过不识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译石壁上那首诗里包藏的绝顶武功，给人丰富的启示。它的矛头旨在批判中国传统经学那种烦琐解读模式的错误。汉代开始的经学，虽然不是一点贡献也没有，但牵强附会地寻找微言大义（如把爱情诗《关雎》硬解释成歌颂“后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证而不得要领，抓住细枝未节却忘记事情的根本方面，这种迂阔固执的书呆子态度，无论如何总是不可取的。唐诗已经对此有所概括：“鲁史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是传统经学误国误民的生动写照。金庸小说通过石破天参悟武功过程合情合理的描写，以现代人的态度，点示了传统经学教条主义烦琐解读的根本弱点，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批判经学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年写的《侠客行·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年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
六
最后，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作者用现代心理学眼光来分析人物解剖人物。金庸对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显然相当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学的合理方面加以运用，渗透到人物刻画之中，揭示出变态人物之所以变态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相当有深度地写出他们的性格。
金庸笔下的变态人物有三类：一是“仇变”，由仇怨激起，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二是“情变”，由失恋引起，如《神鹏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射鹏英雄传》中的玫姑。三是“孽变”，由权欲、利欲、霸欲熏心引起，如《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和《射鹏》中的欧阳锋。其中谢逊、李莫愁两人形象各有其代表性。
金毛狮王谢逊，勇武威猛，人品、武功原属上乘。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祸，激起他满怀悲愤怨毒之情。他自述：在二十八岁那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指谢之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引者）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决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十三年来我少杀禽兽多杀人”气为了逼迫成昆露面，他任性发泄，不计后果，杀人之后都要署上成昆的名字。然而在残忍凄厉的背后，谢逊其实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对义子张无忌的爱，简直远远超出一般亲生父子。这种爱最终也温润了他自己的心灵，使他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不但能仟悔过失，即使对成昆，也只毁其双眼，废其武功，而没有将他杀死。
《神雕侠侣》中的“赤练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却心狠手辣。只因自己心爱的男子与他人结婚，受到极大刺激，就愤而要杀情敌的全家，并成为杀人如麻的女魔头。只有一次，当她抢过婴儿郭襄时，才流露出一点母性，用平时杀人的尘拂为她赶蚊子。她在凄厉哀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歌声中出场，又在烈火中唱着元好问这首《迈陂塘》死去，既令人颤傈，又令人哀怜悲悯。现代心理学的分析，帮助金庸写出了这类过去武侠小说所缺少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龙八部》中丐帮马副帮主的夫人康敏，是金庸运用现代心理学写的最震撼人心的一个人物。她集“仇变”。“情变”、“孽变”于一身。这位马夫人，有一种“天生的脾气”：决心占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东西；得不到，就千方百计把它毁掉。小姑娘时，自己得不到花衣裳，就把邻居女孩的花衣裳剪碎。两年前洛阳百花会上，她自以为姿容绝世，足以颠倒众生，偏偏丐帮帮主乔峰对她少看了两眼，马夫人就认为乔峰对她有意蔑视，决心报仇雪耻，坚决要把乔峰从帮主的位置上赶下去。她丈夫不支持，她就勾结情人杀了自己丈夫，把杀人的罪过栽到乔峰头上。本来乔峰已经在杏子林中平息了帮众叛乱，但马夫人全身缟素出场，口口声声“为先夫报仇”，形势立刻大变。“她没一句说乔峰是凶手，但每一句话都是指向他的头上。”这真是个厉害之极的女人。她后来还设计诱杀段正淳，用“十香迷魂散”麻醉段正淳之后，从他身上鲜血淋漓地将肉一口一口咬下来，却同时咬一口叫一声“段郎”。原来她在和马副帮主结婚前，早已是段正淳的情妇，只因段正淳没有正式娶她为镇南王妃，她就怀恨在心，誓报此仇。康敏的美丽而又狠毒，又远在李莫愁之上（李只残忍，缺少她的狠毒），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是金庸运用现代心理学塑造的一个最独特、最出色的人物形象，大大开拓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上面我们只是就几个具体角度粗略考察了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其实，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将侠义精神自单纯的哥儿们义气提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从而突破旧武侠小说思想内容上的种种局限，做到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限于篇幅，这里不赘。
金庸小说有没有非现代意识，有没有陈旧观念、滞后思想呢？有一个现象也许可以讨论。那就是：他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总是被好多年轻美丽的女性包围着。除《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应该另当别论外，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许多：《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周围，有小昭、殷离、周芒若、赵敏；《神雕侠侣》的杨过周围，有小龙女、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郭芙、郭襄；《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周围，有华筝、黄蓉、程瑶迦；《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爱上了胡斐的，有袁紫衣、程灵素和苗若兰；《笑做江湖》中，令狐冲周围也有岳灵珊、仪琳。任盈盈。这些女性从出现时起，目标似乎专在寻找爱情，寻找归宿。尽管金庸主张爱情专一，不写正面主人公三妻四妾（张无忌有一次做了一个多妻好梦，醒后立即自我谴责）；而且在古代，中上层男子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小说中写到也属正常；但是，一个男主人公四周总有那么多女性在围着他转，这类现象在他作品里又出现得那么多，那么集中，我以为还是说明一点问题，即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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