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与协调思路———以南京市为例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3-01-12
摘要：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影响。人口结构既可能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优化产业集群环境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正向影响，也可能通过增加决策难度和风险强度制约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也会对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空间结构等产生深刻影响。要实现二者的协调互动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优化人口干预引导机制，促进人口结构持续优化。一是走出数据指标陷阱，从新生人口和流动人口两个角度优化性别结构；二是扬弃劳动力优势陷阱，审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三是抛开就业歧见，合理优化人口就业结构。另一方面，优化产业扶持升级机制，促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产业升级发展；二是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提高就业吸纳能力；三是扶持老幼服务产业，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关键词：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产业集群。
一、人口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
1. 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增加，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
劳动力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主导因素，其供给状况不仅决定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现实可行性，且从就业需求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层面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南京15~64 岁人口为650.72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高达81.29%，比20 年前增加了近10 个百分点。同时，从年龄构成指数来看，虽然南京的老年抚养比有所增加，但是由于少儿抚养比显著下降，因此总抚养比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从10 年前的31.44%下降到2010 年的23.01%。这说明，南京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较多，负担相对较轻，能够更多地参与产业经济活动，从而为产业发展提供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近年来，南京从业人数稳步增长便是最好的例证。南京仍然比较丰厚的“人口红利”，将在一段时期内保障南京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增量的产业发展平滑存量的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利益冲突。
2. 人口空间分布集聚，优化产业集群环境。
南京人口空间分布对产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量：①从人口的城乡分布来看，南京人口城市化水平已非常高，2010 年城镇人口比重已经高达77.9%，这种城乡人口分布格局将进一步强化原有的产业分工，即农业集中在郊区、郊县，服务业集中在城区，2010 年南京5 个郊区、2 个郊县合计贡献了99.47%的农业增加值、40.78%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近60%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集中在城区。②从人口的区县分布来看，在区县的总体产业定位既定的条件下，人口分布越集中的区县相应的产业集聚优势也越明显，例如，主城区的总体产业定位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玄武区、白下区、鼓楼区作为主城区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区，也是第三产业最发达的三个区，2010 年三个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均超过300 亿元，三个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市的比重达44.06%；郊区的总体产业定位是以工业为主，2010 年南京五个郊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均超过100 亿元，除了雨花台区其他四个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50%，五个郊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市的比重高达72.20%。另外，某些产业经济活动在规划空间布局时也必须考虑人口的空间布局问题，例如，商业活动须布局在人口密集区域，而化工产业须远离人口聚居区域。南京新街口、山西路等重要商圈主要集中鼓楼区、白下区、玄武区等人口密集区，而化工产业正在向远离城区的江北化工园区调整迁移，都反映了人口空间布局对于产业经济活动的影响。
二、南京人口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向影响。
1. 人口形势的复杂变化，使产业结构调整面临艰难抉择。
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顺应特定阶段的人口形势，尽量吸纳更多人口就业、更好地满足人口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南京人口发展形势复杂多变，不同情况、不同问题所要求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并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互冲突，致使产业结构调整在方向选择上有些无所适从。例如，通常情况下，劳动人口增加要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人口老龄化要更多地扶持劳动替代性技术创新、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当前，南京劳动人口增加与老年人口增加并存，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超过80%，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便吸纳更多就业，发挥劳动力优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高达9.20%，超过老龄社会的国际标准线（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应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便弥补劳动力不足问题，这种相互冲突的情况使得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难以取舍。另外，人口发展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在不同阶段所呈现的特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也会增加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很可能在某一阶段合理的产业结构在下一阶段就变得不合理了。例如，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大，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新生儿比例下降、老龄化趋势彰显，20~30 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会大幅下降，老龄人口比重将大幅上升，届时将不得不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
2. 人口自然结构的新变化，使产业结构调整面临劳动力供给和产品服务需求双重波动的风险。
南京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可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和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但是这两种有利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南京人口自然结构呈现的一些新特点可能会消弥这两种有利条件，甚至可能使产业结构调整面临风险。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虽然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大，但是由于新生人口比重下降，2010 年0~14 岁人口比重仅为9.51%，不到1990 年的一半，同时老龄人口比重呈增加趋势，大大超过老龄社会的国际标准线，这意味着南京劳动力供给状况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大反转，产业结构调整将面临由劳动力供给充裕转向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风险。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增多引致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将导致就业需求增加，使部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获得生存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为动力减弱，进而延缓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同时，由于不同年龄段人口的需求内容和消费习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情况下老龄人口较为关注健康产品和服务，对于新产品的兴趣不大，这将可能使产品创新的市场需求缩减，从而制约创新导向的产业结构调整。另外，0~14 岁人口既是日常消费的重点群体，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群体，其需求内容除了一般的消耗性消费品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发展性消费品，但是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减少，加上偏重消耗性消费品的老龄人口的增多，将使得消耗性消费品在社会总消费品中所占比重偏大，而发展性消费品所占比重偏低。显然，发展性消费品比消耗性消费品更合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而其比重降低势必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从人口的性别结构来看，虽然南京性别结构有所优化，男女性别比有所回落，但是由于女性需要照顾家庭、适应的职业面较窄等原因，女性人口的相对增多，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力供给，从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三、南京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会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产生双向影响，而且会对人口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只是由于人口结构属于适应性指标，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因此，我们主要依据南京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征，剖析在出现这些变化特征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可能扮演的角色或者产生的作用。
1.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
人口性别结构属于人口结构的一种自然属性，通常在自然规律调节下，人口性别比例会相对稳定，性别比例不会超出正常值范围。不过，南京市的人口性别结构却差强人意，2010 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7.31，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南京人口性别比偏高，源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主要在于：
其一，所占比重较大的重化工业更适合男性，这些产业新增加的就业岗位通常要求男性多一些；其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重点，增加了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而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研发人员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其三，重点发展教育产业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南京高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均位居全国前列，而南京高校多数偏重理工科，男生明显高于女生，由于南京高校在校生人数达70.61 万，这部分常住人口性别比例的过分失衡，至少在统计意义上对全市常住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产生了重要作用。
但是，南京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状态也有所改善，2010 年的男女比例较2000 年的110.21 有了明显下降。在这种改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一是逐渐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技术创新步伐，降低了产业结构的整体劳动强度，某些重点行业在就业岗位上的性别歧视有所弱化，从而提高了女性人口的就业概率；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了女性的就业优势，从而扩大了女性就业人口比重；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状态，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完善了社会的养老服务体系，对人们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两方面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人们对于男孩的非理性需求，对于改善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产生了重要影响。
2.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也是人口结构的一种自然属性，主要受出生率、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由于出生率、死亡率双双下降，加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南京人口年龄结构出现如下变化：0~14 岁人口比重为9.51%，较2000 年下降了5.94 个百分点；15~64 岁人口比重为81.29%，较2000 年上升了5.16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为736051 人，占9.20%，较2000 年上升了0.78 个百分点。南京人口年龄结构出现这种变化，源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在于：①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南京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改善了人口的生存条件，提高了人口的平均寿命；②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口，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了对人口人力资本的要求，增加了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也提高了生育行为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了出生率；④大力发展教育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提高了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会产生降低人口出生率的作用；⑤医药制造业和医疗保健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提高了疾病应对能力，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
3.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影响。
人口空间分布结构是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空间分布状态，包括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和人口达到区域分布结构。从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来看，南京人口大多数分布在城市，2010 年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77.9%，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使得南京人口加速向市区聚集，85%以上的户籍人口以及近90%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市区。南京人口向城市聚集源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在于：其一，主要分布在乡村的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压缩了农村人口的就业空间，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其二，主要集中在城市里的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提高了城市就业概率，不仅会引致就业人口自身向城市聚集，而且会引致非就业人口向城市聚集。
从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来看，南京城区常住人口比重下降到41.95%，而郊区常住人口比重增加到47.57%。对此，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影响在于：第一，房地产业的繁荣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致使城区生活成本提高，限制了人口流入；第二，产业布局调整使大量产业向各类开发区和园区集中，而这些园区又主要集中在郊区，从而使得郊区的就业机会增多，吸引人口流入；第三，交通运输产业的发展，降低了郊区人口的通勤成本，引致人口向郊区流动；第四，高等教育向地处郊区的大学城集中，带动了郊区生活配套设施的改善，增加了郊区服务业就业机会，引致人口向郊区流动。
四、南京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互动的对策思路。
1. 优化人口干预引导机制，促进人口结构持续优化。
（1） 走出数据指标陷阱，从新生人口和流动人口两个角度优化性别结构。性别结构属于人口的自然结构，是特定时期人口性别比例的客观状态，就人口总体而言，优化人口性别结构的根本着力点在于维持新生人口的性别平衡。我国由于受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人口性别结构因为受到人为干预而长期处于失衡状态，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女性别比为105.20，而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为118.08。对于南京这样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而言，除了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之外，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也会直接影响常住人口的性别结构，2010年南京人口性别比为107.31，较2000 年下降了2.9，但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对于南京人口性别比的这一数据应做理性分析，避免落入数据陷阱。南京性别结构失衡的力量源于多个方面，除了常规的新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之外，外来务工人员以男性居多、占常住人口近十分之一的在校大学生以男生居多，都是导致人口性别结构的重要原因。同时，人口性别比的相对下降也并不能说明人口性别结构的绝对优化，因为新生人口和外来人口性别失衡的状态被老龄人口男少女多的特征所抵消了一部分，因而这种总体数据上的人口性别结构优化对于婚姻、生育困境的求解并无多大益处。因此，必须走出数据指标陷阱，按照分组均衡的思路，重点从新生人口和流动人口两个角度优化性别结构。一方面，要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打破就业的性别歧视，引导确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优化新生人口的性别结构；另一方面，要健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待遇，使其整个家庭充分融入城市，优化外来人口的性别结构。
（2） 摒弃劳动力优势陷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审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也属于人口的自然结构特征，其特定状态是人口自然演进的产物，对于人口总体而言，除了靠新生人口的自然稀释和人口死亡的自然调整外，基本上并无引导干预的余地。从我国总体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势趋缓、老龄人口快速上升的总体态势短期内很难改变。但是对南京这样特定的行政区域而言，则可借助人口流动而从统计数据上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南京当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状态，实质主要是流动人口调节冲击的结果。南京高达81.29%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可能会让部分人感到欣喜，因为这说明人口红利依然丰厚，而9.51%的少儿人口比重和9.20%老龄人口比重又可能会让部分人感到忧虑，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均将减少劳动力供给。实际上，在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过程中，必须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扬弃劳动力优势陷阱，不要单纯从劳动力供给层面认识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一方面，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引导新生人口的有序增长，逐渐稀释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状态；另一方面，要以积极的态度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注重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老龄人口的自我供养能力，将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冲击降低到最少限度。
（3） 抛开就业歧视和偏见，全力推进就业公平，合理优化人口就业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属于人口的社会结构，是人口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就业活动所形成的结构状态，主要涉及部分开展就业活动的人口。按照产业演化的一般规律以及被奉为圭臬的“配第- 克拉克定理”，就业人口将在三次产业间梯度转移。当前南京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呈现“三、二、一”特征，总体上合乎产业经济规模和定理，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优化调整的空间，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还应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就业领域的歧视和偏见普遍存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并不充分，导致就业岗位的冷热差别严重分化，局部劳动力短缺和群体性就业难题并存，结构性失业广泛存在，不仅容易增加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而且容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逐渐改变对一些苦重岗位和服务岗位的偏见，平抑不同行业之间的待遇差异，引导就业人口按照产业经济布局而合理流动。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使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价值都能够得到公平体现，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都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使人口就业结构能够按照效率导向不断优化。
（4） 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提升城市化的质量，切实优化人口城乡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也是人口的一种社会结构，反映了人口在城市和乡村的分布状态。在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背景下，人口的城乡结构将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观点，其比例大小将取决于城乡经济社会活动的边际效率。人口城乡结构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对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我国而言，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往往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成果，因而总体倾向于将提高城市人口比重视为一种优化方向，并且通常以此为评判城市化的标准。南京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人口城市化进程相对较快，2010 年城镇人口比重高达77.9%，“十二五”时期还将超过80%，但这并不能说明人口城乡结构已经趋于合理。事实上，恰恰相反，在人口高速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问题，例如，新进入城市的人口仅仅在空间或户籍上实现了城市化，就业层次和生活模式远没有完成城市化；巨大的城乡差距引致了城乡人口分布的畸形演化，对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都产生了严重危害。因此，要切实优化人口城乡结构，一方面，要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全面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通过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发展来引导人口在城市与乡村合理分布；另一方面，要转变城市化发展模式，淡化对户籍身份导向的人口城市化指标的追求，注重提升城市化的内涵，使外来人口可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防止刚刚趋好的人口城乡结构出现逆向变化。
2. 优化产业扶持升级机制，促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产业升级发展。
一是要将“创新驱动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系统完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综合保障体系，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积极培育创新型企业，使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二是要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加强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夯实人口适度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要以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着力打造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典型示范区域，从而带动整体创新驱动发展。四是要健全创新驱动战略的评价反馈机制，适时发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做出修正和完善。
（2） 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提高就业吸纳能力。
一是要强化集群发展理念，充分认识产业集群在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和就业吸纳能力等方面的多重优势，以集群发展理念指导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将培育集群作为政策制度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落脚点。二是要全面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既要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产业集群，又要持续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打造特色化产业集群体系。三是要加强各类开发园区的整合规划，强化园区的集群优势，建设一批优势显著、特殊鲜明的产业集群示范区。四是要系统优化产业集群的资金来源结构，合理平衡内资和外资在特色产业集群中的比例结构，既要利用一切资源发展产业集群，又要注意保障产业安全。五是要以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为依托，完善产学研企合作机制，扎实推进产业集群创新，为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3） 扶持老幼服务产业，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一是要合理确定老幼服务产业的定位，将其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性服务业区分开来，理性认识老幼服务产业对于人口适度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二是要积极引导产业细分，重视老幼服务市场，构建涵盖衣物、食品、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各类相关内容的完备的老幼服务业产业体系，使各项老幼服务均能得到充足的供给。三是要激励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老幼服务产业发展，营造政府引领、市场主导、自我供给三个层次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老幼服务产业发展格局。四是要加强对老幼服务产业的监管，确保老幼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安全，同时，合理实施对老幼服务产业的垄断管制，维护老幼服务产业的产业安全，保障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能够获得充足的安全的产品和服务。五是要加强老幼服务产业创新，扩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老幼人口复杂多变的个性化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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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泓明。 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刘家强。 人口经济学新论[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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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产业集群。
一、人口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
1. 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增加，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
劳动力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主导因素，其供给状况不仅决定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现实可行性，且从就业需求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层面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南京15~64 岁人口为650.72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高达81.29%，比20 年前增加了近10 个百分点。同时，从年龄构成指数来看，虽然南京的老年抚养比有所增加，但是由于少儿抚养比显著下降，因此总抚养比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从10 年前的31.44%下降到2010 年的23.01%。这说明，南京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较多，负担相对较轻，能够更多地参与产业经济活动，从而为产业发展提供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近年来，南京从业人数稳步增长便是最好的例证。南京仍然比较丰厚的“人口红利”，将在一段时期内保障南京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增量的产业发展平滑存量的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利益冲突。
2. 人口空间分布集聚，优化产业集群环境。
南京人口空间分布对产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量：①从人口的城乡分布来看，南京人口城市化水平已非常高，2010 年城镇人口比重已经高达77.9%，这种城乡人口分布格局将进一步强化原有的产业分工，即农业集中在郊区、郊县，服务业集中在城区，2010 年南京5 个郊区、2 个郊县合计贡献了99.47%的农业增加值、40.78%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近60%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集中在城区。②从人口的区县分布来看，在区县的总体产业定位既定的条件下，人口分布越集中的区县相应的产业集聚优势也越明显，例如，主城区的总体产业定位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玄武区、白下区、鼓楼区作为主城区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区，也是第三产业最发达的三个区，2010 年三个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均超过300 亿元，三个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市的比重达44.06%；郊区的总体产业定位是以工业为主，2010 年南京五个郊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均超过100 亿元，除了雨花台区其他四个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50%，五个郊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市的比重高达72.20%。另外，某些产业经济活动在规划空间布局时也必须考虑人口的空间布局问题，例如，商业活动须布局在人口密集区域，而化工产业须远离人口聚居区域。南京新街口、山西路等重要商圈主要集中鼓楼区、白下区、玄武区等人口密集区，而化工产业正在向远离城区的江北化工园区调整迁移，都反映了人口空间布局对于产业经济活动的影响。
二、南京人口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向影响。
1. 人口形势的复杂变化，使产业结构调整面临艰难抉择。
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顺应特定阶段的人口形势，尽量吸纳更多人口就业、更好地满足人口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南京人口发展形势复杂多变，不同情况、不同问题所要求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并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互冲突，致使产业结构调整在方向选择上有些无所适从。例如，通常情况下，劳动人口增加要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人口老龄化要更多地扶持劳动替代性技术创新、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当前，南京劳动人口增加与老年人口增加并存，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超过80%，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便吸纳更多就业，发挥劳动力优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高达9.20%，超过老龄社会的国际标准线（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应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便弥补劳动力不足问题，这种相互冲突的情况使得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难以取舍。另外，人口发展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在不同阶段所呈现的特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也会增加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很可能在某一阶段合理的产业结构在下一阶段就变得不合理了。例如，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大，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新生儿比例下降、老龄化趋势彰显，20~30 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会大幅下降，老龄人口比重将大幅上升，届时将不得不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
2. 人口自然结构的新变化，使产业结构调整面临劳动力供给和产品服务需求双重波动的风险。
南京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可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和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但是这两种有利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南京人口自然结构呈现的一些新特点可能会消弥这两种有利条件，甚至可能使产业结构调整面临风险。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虽然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大，但是由于新生人口比重下降，2010 年0~14 岁人口比重仅为9.51%，不到1990 年的一半，同时老龄人口比重呈增加趋势，大大超过老龄社会的国际标准线，这意味着南京劳动力供给状况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大反转，产业结构调整将面临由劳动力供给充裕转向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风险。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增多引致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将导致就业需求增加，使部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获得生存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为动力减弱，进而延缓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同时，由于不同年龄段人口的需求内容和消费习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情况下老龄人口较为关注健康产品和服务，对于新产品的兴趣不大，这将可能使产品创新的市场需求缩减，从而制约创新导向的产业结构调整。另外，0~14 岁人口既是日常消费的重点群体，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群体，其需求内容除了一般的消耗性消费品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发展性消费品，但是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减少，加上偏重消耗性消费品的老龄人口的增多，将使得消耗性消费品在社会总消费品中所占比重偏大，而发展性消费品所占比重偏低。显然，发展性消费品比消耗性消费品更合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而其比重降低势必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从人口的性别结构来看，虽然南京性别结构有所优化，男女性别比有所回落，但是由于女性需要照顾家庭、适应的职业面较窄等原因，女性人口的相对增多，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力供给，从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三、南京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会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产生双向影响，而且会对人口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只是由于人口结构属于适应性指标，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因此，我们主要依据南京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征，剖析在出现这些变化特征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可能扮演的角色或者产生的作用。
1.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
人口性别结构属于人口结构的一种自然属性，通常在自然规律调节下，人口性别比例会相对稳定，性别比例不会超出正常值范围。不过，南京市的人口性别结构却差强人意，2010 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7.31，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南京人口性别比偏高，源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主要在于：
其一，所占比重较大的重化工业更适合男性，这些产业新增加的就业岗位通常要求男性多一些；其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重点，增加了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而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研发人员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其三，重点发展教育产业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南京高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均位居全国前列，而南京高校多数偏重理工科，男生明显高于女生，由于南京高校在校生人数达70.61 万，这部分常住人口性别比例的过分失衡，至少在统计意义上对全市常住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产生了重要作用。
但是，南京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状态也有所改善，2010 年的男女比例较2000 年的110.21 有了明显下降。在这种改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一是逐渐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技术创新步伐，降低了产业结构的整体劳动强度，某些重点行业在就业岗位上的性别歧视有所弱化，从而提高了女性人口的就业概率；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了女性的就业优势，从而扩大了女性就业人口比重；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状态，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完善了社会的养老服务体系，对人们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两方面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人们对于男孩的非理性需求，对于改善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产生了重要影响。
2.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也是人口结构的一种自然属性，主要受出生率、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由于出生率、死亡率双双下降，加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南京人口年龄结构出现如下变化：0~14 岁人口比重为9.51%，较2000 年下降了5.94 个百分点；15~64 岁人口比重为81.29%，较2000 年上升了5.16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为736051 人，占9.20%，较2000 年上升了0.78 个百分点。南京人口年龄结构出现这种变化，源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在于：①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南京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改善了人口的生存条件，提高了人口的平均寿命；②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口，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了对人口人力资本的要求，增加了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也提高了生育行为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了出生率；④大力发展教育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提高了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会产生降低人口出生率的作用；⑤医药制造业和医疗保健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提高了疾病应对能力，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
3.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影响。
人口空间分布结构是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空间分布状态，包括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和人口达到区域分布结构。从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来看，南京人口大多数分布在城市，2010 年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77.9%，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使得南京人口加速向市区聚集，85%以上的户籍人口以及近90%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市区。南京人口向城市聚集源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在于：其一，主要分布在乡村的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压缩了农村人口的就业空间，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其二，主要集中在城市里的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提高了城市就业概率，不仅会引致就业人口自身向城市聚集，而且会引致非就业人口向城市聚集。
从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来看，南京城区常住人口比重下降到41.95%，而郊区常住人口比重增加到47.57%。对此，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影响在于：第一，房地产业的繁荣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致使城区生活成本提高，限制了人口流入；第二，产业布局调整使大量产业向各类开发区和园区集中，而这些园区又主要集中在郊区，从而使得郊区的就业机会增多，吸引人口流入；第三，交通运输产业的发展，降低了郊区人口的通勤成本，引致人口向郊区流动；第四，高等教育向地处郊区的大学城集中，带动了郊区生活配套设施的改善，增加了郊区服务业就业机会，引致人口向郊区流动。
四、南京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互动的对策思路。
1. 优化人口干预引导机制，促进人口结构持续优化。
（1） 走出数据指标陷阱，从新生人口和流动人口两个角度优化性别结构。性别结构属于人口的自然结构，是特定时期人口性别比例的客观状态，就人口总体而言，优化人口性别结构的根本着力点在于维持新生人口的性别平衡。我国由于受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人口性别结构因为受到人为干预而长期处于失衡状态，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女性别比为105.20，而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为118.08。对于南京这样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而言，除了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之外，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也会直接影响常住人口的性别结构，2010年南京人口性别比为107.31，较2000 年下降了2.9，但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对于南京人口性别比的这一数据应做理性分析，避免落入数据陷阱。南京性别结构失衡的力量源于多个方面，除了常规的新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之外，外来务工人员以男性居多、占常住人口近十分之一的在校大学生以男生居多，都是导致人口性别结构的重要原因。同时，人口性别比的相对下降也并不能说明人口性别结构的绝对优化，因为新生人口和外来人口性别失衡的状态被老龄人口男少女多的特征所抵消了一部分，因而这种总体数据上的人口性别结构优化对于婚姻、生育困境的求解并无多大益处。因此，必须走出数据指标陷阱，按照分组均衡的思路，重点从新生人口和流动人口两个角度优化性别结构。一方面，要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打破就业的性别歧视，引导确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优化新生人口的性别结构；另一方面，要健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待遇，使其整个家庭充分融入城市，优化外来人口的性别结构。
（2） 摒弃劳动力优势陷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审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也属于人口的自然结构特征，其特定状态是人口自然演进的产物，对于人口总体而言，除了靠新生人口的自然稀释和人口死亡的自然调整外，基本上并无引导干预的余地。从我国总体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势趋缓、老龄人口快速上升的总体态势短期内很难改变。但是对南京这样特定的行政区域而言，则可借助人口流动而从统计数据上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南京当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状态，实质主要是流动人口调节冲击的结果。南京高达81.29%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可能会让部分人感到欣喜，因为这说明人口红利依然丰厚，而9.51%的少儿人口比重和9.20%老龄人口比重又可能会让部分人感到忧虑，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均将减少劳动力供给。实际上，在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过程中，必须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扬弃劳动力优势陷阱，不要单纯从劳动力供给层面认识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一方面，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引导新生人口的有序增长，逐渐稀释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状态；另一方面，要以积极的态度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注重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老龄人口的自我供养能力，将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冲击降低到最少限度。
（3） 抛开就业歧视和偏见，全力推进就业公平，合理优化人口就业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属于人口的社会结构，是人口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就业活动所形成的结构状态，主要涉及部分开展就业活动的人口。按照产业演化的一般规律以及被奉为圭臬的“配第- 克拉克定理”，就业人口将在三次产业间梯度转移。当前南京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呈现“三、二、一”特征，总体上合乎产业经济规模和定理，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优化调整的空间，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还应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就业领域的歧视和偏见普遍存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并不充分，导致就业岗位的冷热差别严重分化，局部劳动力短缺和群体性就业难题并存，结构性失业广泛存在，不仅容易增加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而且容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逐渐改变对一些苦重岗位和服务岗位的偏见，平抑不同行业之间的待遇差异，引导就业人口按照产业经济布局而合理流动。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使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价值都能够得到公平体现，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都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使人口就业结构能够按照效率导向不断优化。
（4） 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提升城市化的质量，切实优化人口城乡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也是人口的一种社会结构，反映了人口在城市和乡村的分布状态。在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背景下，人口的城乡结构将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观点，其比例大小将取决于城乡经济社会活动的边际效率。人口城乡结构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对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我国而言，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往往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成果，因而总体倾向于将提高城市人口比重视为一种优化方向，并且通常以此为评判城市化的标准。南京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人口城市化进程相对较快，2010 年城镇人口比重高达77.9%，“十二五”时期还将超过80%，但这并不能说明人口城乡结构已经趋于合理。事实上，恰恰相反，在人口高速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问题，例如，新进入城市的人口仅仅在空间或户籍上实现了城市化，就业层次和生活模式远没有完成城市化；巨大的城乡差距引致了城乡人口分布的畸形演化，对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都产生了严重危害。因此，要切实优化人口城乡结构，一方面，要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全面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通过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发展来引导人口在城市与乡村合理分布；另一方面，要转变城市化发展模式，淡化对户籍身份导向的人口城市化指标的追求，注重提升城市化的内涵，使外来人口可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防止刚刚趋好的人口城乡结构出现逆向变化。
2. 优化产业扶持升级机制，促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产业升级发展。
一是要将“创新驱动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系统完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综合保障体系，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积极培育创新型企业，使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二是要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加强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夯实人口适度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要以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着力打造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典型示范区域，从而带动整体创新驱动发展。四是要健全创新驱动战略的评价反馈机制，适时发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做出修正和完善。
（2） 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提高就业吸纳能力。
一是要强化集群发展理念，充分认识产业集群在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和就业吸纳能力等方面的多重优势，以集群发展理念指导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将培育集群作为政策制度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落脚点。二是要全面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既要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产业集群，又要持续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打造特色化产业集群体系。三是要加强各类开发园区的整合规划，强化园区的集群优势，建设一批优势显著、特殊鲜明的产业集群示范区。四是要系统优化产业集群的资金来源结构，合理平衡内资和外资在特色产业集群中的比例结构，既要利用一切资源发展产业集群，又要注意保障产业安全。五是要以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为依托，完善产学研企合作机制，扎实推进产业集群创新，为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3） 扶持老幼服务产业，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一是要合理确定老幼服务产业的定位，将其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性服务业区分开来，理性认识老幼服务产业对于人口适度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二是要积极引导产业细分，重视老幼服务市场，构建涵盖衣物、食品、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各类相关内容的完备的老幼服务业产业体系，使各项老幼服务均能得到充足的供给。三是要激励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老幼服务产业发展，营造政府引领、市场主导、自我供给三个层次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老幼服务产业发展格局。四是要加强对老幼服务产业的监管，确保老幼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安全，同时，合理实施对老幼服务产业的垄断管制，维护老幼服务产业的产业安全，保障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能够获得充足的安全的产品和服务。五是要加强老幼服务产业创新，扩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老幼人口复杂多变的个性化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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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泓明。 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刘家强。 人口经济学新论[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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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爱妹，石盈。 积极老龄化：一种社会建构论观点[J].江海学刊，2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