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治理的制度选择
结语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用今天的眼光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而疏忽了制度建设的考虑。今天，制度疏漏所留下的隐患变成现实，而且日益成为经济乃至社会政治文化持续发展的障碍。随着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的完成以及“经济起飞”目标的实现，社会建设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
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公平问题。当今中国民众对于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官僚特权、行业垄断等关涉社会公平的问题日益不满，显现了社会建设的紧迫性。社会公平固然需要通过调整公共财政的投资方向以及加大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投入来改善，但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和社会再分配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说到底，社会公平是合理制度的结果。因此，制度建设应当纳入社会建设的范畴，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任务。制度的不合理和制度的疏漏为特权腐败留下了空间。随着制度的运行，原有的漏洞会越来越大，特权腐败也会像滚雪球一样日益膨胀。今天，特权腐败已经被社会所普遍憎恨，这不仅因为它破坏了官民关系而造成政府的信任危机，而且因为它严重背离了社会公平原则而危害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腐败治理应该成为执政党的基本共识和紧迫任务。
中共“十八大”报告阐述了腐败治理的基本思路，其中包括：（1）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2）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3）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4）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5）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6）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7）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1］1－53。客观地说，这些阐释采用诸如“加强”、“深化”、“健全”、“完善”、“保持”等意向性的用语，基本上属于原则性的表述，要使之变成现实，还需要拿出制度建设的行动方案。比较而言，尽管“运动反腐”能够起到一时之功效，但从长远看，“制度反腐”才是出路。治理腐败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制度？这是“制度反腐”路径下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基于古典政治的皇家“治吏”、威权政治的铁腕肃贪以及革命党自身的“清党”活动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在时限性、功效性、尺度性以及经济性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局限，而宪政体制下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竞争性选举、（任期和权力等方面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决策公开、媒体开放等制度安排所构成的反腐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宪政体制下的系列制度安排才是腐败治理的正道。
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宪政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在中国既有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下，要进行腐败治理，除了完善宪法和法律体系之外，引入政治改革、落实宪政体制的各项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出于可行性的考虑，启动和激活“人大”制度平台，构建国家独立的监督权力，以分权—限权制度“管住一把手权力”，引入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推进以司法独立为宗旨的司法改革，或许是现实可选的路径。
本文对以上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分别作了考察论述，其真正的意图是引发读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以便达成社会共识。在笔者看来，反腐败也需要达成共识，这种共识至少应该包括：第一，腐败事关重大，不仅关涉执政党地位，而且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切不可以经济发展“润滑剂”或其他借口敷衍了事；第二，制度漏洞是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原因和条件，因此腐败治理最终应该归结为制度建设；第三，腐败治理不应该仅仅以查处大案要案、惩治贪官污吏（“既要打‘苍蝇’又要打‘老虎’”）为目标，而应该以废除特权体制、建立现代官民关系为目的；第四，腐败治理不应该仅仅局限为执政党的“清党”活动（党的组织建设），而应该上升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功能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第五，腐败治理的出路主要不在于各地党政部门的“廉政政策创新”，而在于立足执政党执政和中国“民族复兴”大业之需要所进行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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