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制约
“三农”问题至今仍是一个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问题。学界在讨论“三农”问题的危害时，多侧重于其对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却未做过全面的探讨。基于此，本文就“三农”问题对我政治发展的制约做一次大胆的探索。
一、我国政治发展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理论界对政治发展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发展理论家仍然把民主视为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1］笔者认为，政治发展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民主和法治的统一。因为民主和法治就像飞鸟的双翼或硬币的正反面一样，互为条件，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就如虞崇胜所说：“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结晶，追求民主与法治是进步人类的共同目标。”“只有内涵民主的法治和受法治约束的民主才是人类的福音。”［2］因此，民主和法治共同组成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它们的实现程度也成为检验政治发展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宪法保障我国公民享有广泛而充分的民主权利。法治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大量规制行政权力的行政法律，比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相继出台，对防止权力滥用起到较好作用。同时，《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等规范市场行为，保护个人合法财产，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也相继产生，我国逐渐形成有法可依的局面。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和法治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我国政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制约我国政治发展的因素比较多，“三农”问题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三农”问题，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城乡综合症。它既是对农村贫穷落后，农民贫困失业、文化素质低下，农业落后和农（牧）业生态环境恶化等的一个总概括，也是对工农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衡和现代化畸形化的一种折射。［3］新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榨和掠夺，使得中国农村越发衰败：“中国农村生产力，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日趋破坏，这种破坏表现于：一、灾荒的频承……二、每亩产率的降低……三、荒瘠土地的增加……”［4］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党和政府加强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时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农村建设起色不大，1953～1978年，农业平均增长速度仅为2.06%，与同期2.0%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相等。［5］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三农”问题是一个“百年顽疾”，加上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三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直到今天，农民仍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占全国90%的国土面积，是农民的居住场所，是我国工业品最广阔的市场。所以，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和谐就没有全国的和谐，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三农”的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影响农村建设，而是一个在全局上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产生影响的重大问题。
二、“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制约
“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三农”问题削弱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经济基础。
首先，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建立在必要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强调：“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越大。”［6］因为只有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民主生活才能成为被考量的因素。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层次从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人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才会对高层次的需求提出要求。民主需求处于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序列。如果人们还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奔波，很难想象他们会热心参与政治活动，过问民主生活。诚如亨廷顿所说：“十足的穷汉，由于太穷而无法过问政治，不会空着肚皮去大喊大叫。他们与政治无涉，麻木不仁，并且缺乏与传播媒介的接触，也无其他方面的刺激，故而提不起兴趣来投身于政治活动。”［7］对于穷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我国许多村庄，经常出现要么由于农忙，要么由于绝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导致村民自治无法正常开展的现象。其次，民主选举，民主集会，相关信息的上传下达，都需要一定的场地、交通、通讯方面的物质设施作为后盾。我国许多农村落后地区，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召集村民集会非常困难，使得这些地区的村民民主政治大打折扣。与经济落后的村相比，“在经济程度发展较高的村，选举的民主程度，村务决策的民主程度，以及民主管理和监督的程度均要高”［8］。这充分说明了“民主转变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条件”［1］。最后，“三农”问题妨碍我国民主政治的温床———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事实的支持。”［1］但是直到今天，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还处于自然、半自然的经济状态之中，那些地区农民养牛为耕田，种粮为吃饭，市场发育水平低下。农村的这种市场发育现状，显然很不适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同时，也只有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法治国家才有可能。法治不等于按照法律条文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真正的法治国家是一种政治文化成果，一种从传统中衍生出来的政治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一种民主、公正、自由的政治文明秩序。”［2］西汉时期司马迁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丰衣足食，道德原则才可能得到固守，法律准则才可能得到尊崇。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必须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因此，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确实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障碍。同样，法治的推行也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的经济活动者希望通过公正合理的规则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社会的这种需要是法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所以，我国农村低下的市场发育状况，也极不利于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2.“三农”问题削弱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社会基础。
“民主依赖于一个壮大的市民社会”［10］，“只有在具备发达市民社会时，法治国家才有可能。”［11］因此可以说，市民社会（或称公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基。“我们把公民社会当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论文格式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12］市民社会以中产阶层为主导阶层，以现代民间组织为载体。中产阶层是指社会资源占有上既不属于社会上层，也不属于下层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分层群体。在转型社会中，中产阶层以市场为舞台，崇尚公民文化（以倡导公平正义，崇尚民主，尊崇法治为中心内容），对权力腐败和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们渴望社会为自己提供公平合理的竞技规则和宽松的奋斗环境，以充分展示自我和实现个人的奋斗目标，所以，民主和法治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两样东西。在民主和法治体制建立起来后，他们又成为自觉维护这一体制的主力军。由中产阶层组成的现代民间组织是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民间社团。这些社团的健康发展，成为崇尚民主法治，伸张公平正义，抑制权力滥用，挤压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重大社会力量。因此，“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12］我国“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中产阶层的正常发育（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13］，是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今天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仍处于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现代橄榄型过渡的初期阶段），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基———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从而严重抑制了我国民主和法治的进程。
3.“三农”问题削弱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文化基础。
民主和法治不仅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是文化发展的产物。论文网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其得以运营的社会根基和缺少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也会变成一堆废纸或导致畸形发展［15］。”列宁曾就文化落后对苏维埃实现民主的制约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政权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16］基于这种现状，列宁作出了振聋发聩的论断：“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17］这些说明了民主化和法治化要能够顺利推进，公民除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民主习惯及法治意识和法律习惯。也就是说，科学文化的普及，崇尚民主，尊崇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勃兴，民主理念和法治精神才能较容易地内化为人们的主体意识，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才具有现实可行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农村地区人们思想文化水平整体上偏低，民主法治观念淡薄；官本位，家长制及大男子主义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还相当普遍。这种文化土壤极不利于民主和法治的生长和发展。由此观之，“三农”问题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是加快我国政治发展的需要。
三、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我国政治发展
多年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问题。理论界就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进行认真而严肃的探讨，提出了许多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措施，比如废除户籍制度，加大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减轻农民负担，等等。这些措施很有针对性，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城乡综合症，只有综合城乡统筹，才能收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效果。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切中了“三农”问题的要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科学原则和指导思想。城乡统筹，就是通过调控和规划，建立起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因地制宜，实现城乡优势互补，达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城乡统筹的特点是城乡一盘棋，进行整体的统筹和规划。优点是整体和局部相统一，战略和战术相结合，避免了以往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城乡统筹还是个动静结合的过程。静，是指推进城乡改革的战略决策不能动摇；动，指城乡统筹过程中情况千变万化，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的规划做适当调整。在这方面，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但他又强调：“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8］邓小平的这一处理城乡之间矛盾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进行城乡统筹时必须遵循的原则。目前，由于城乡差距仍在拉大，城乡统筹的重点应该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当然，这当中包括废除户籍制度，加大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减轻农民负担，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革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就业、医疗、教育、保险等具体措施。通过城乡统筹逐渐解决“三农”问题，为我国民主和法治赖以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开拓广阔的市场。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限制我国大多数公民民主参与的经济能力，制约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阻碍我国公民社会的勃兴，限制我国公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上崇尚民主、尊崇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弘扬，降低民主理念和法治精神内化为人们主体意识的可能性，从整体上削弱我国政治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通过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夯实公民参政议政的经济基础，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发展中产阶层，培育公民文化，壮大市民社会，优化我国政治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我国政治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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