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考改革进程中的民意
一、民意：高考改革无法回避的重要影响因素
当前，教育已经成为了普通公众热议的焦点话题，而高考改革更是成为了其中最为核心的话题之一。高考改革牵涉到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这已经成为了各界的广泛共识。无论是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抑或普通公众，往往都会将教育的诸多弊病归为高考这一指挥棒的影响。我们发现，几乎每个人都能像一位教育专家那样指出高考这项制度的诸多问题，包括其不合理之处、不公平之处、不完善之处，等等，并提出自己对高考改革的建议和看法。不经意间，民意已然成为了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公众对高考制度的普遍关注给高考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然，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或制度设计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舆论压力，即需要得到外界公众的认可、获取自身的地位和声誉、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周雪光指出，任何组织都受制于外界环境的压力，包括组织所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民众的观念等，在这种外界环境的压力下，组织要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如果组织的行为违背了这种要求，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引起社会公愤，危害组织的发展。[1].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教育也应该受到公众的关注；对于任何一项教育改革而言，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民意给高考带来的压力则远远大于给其他机构或组织带来的压力。由于高考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流动的深远影响，高考改革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牵扯到整个学校教育体系。对于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机构而言，教育领域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是学生的学业成就。学生的成绩好、高考升学率高，就代表着这个地区的教育质量高；而如果学生的成绩不如其他地区、高考升学率较低，就代表着这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差。所谓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只能屈从于学业成就的目标。这就强化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考试第一、分数第一、严格的要求和大量的训练就是为了学生好”的观念，使他们有更充分的理由布置更多的家庭作业、开展更多的课外辅导，进一步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从而导致教育承受了更严重的污名。“中国教育面目可憎”、“中国教育积重难返”的说法层出不穷。
事实上，对于一项关乎每个人未来和前程的重要制度设计，高考应该得到民意的支持，应该接纳普通公众的建议以完善自己。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托克维尔指出，民主原则就意味着人们当家作主，意味着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人民，社会由人民自己管理，而且这种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2]在这种体制中，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都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在他看来，民主未必能够保护和促进所有人的利益，但却能够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大多数人的福利服务；民主决策往往会表现出效率低下、缺乏连贯性、耗时耗力等特征，但是它却能够使社会保持生机和活力，不断创造出繁荣昌盛的奇迹。此外，决策的民主化还有助于公民养成权利观念，而这也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
不过，当前民意却似乎表现为一边倒地批判高考、指责高考制度的种种弊端，民意俨然已成为了反对现行高考制度的一股强大力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段时期以来，批评高考制度、指责高考的弊端似乎已成为舆论主流，变成了一种流行话语，若是对高考不加批判，好像便显得没有改革精神。”[3]同时，高考制度公信力的缺失似乎也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有报道称，当前公众对于高考加分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质疑”,每每教育行政部门公示高考加分考生名单时，都紧绷着神经；事实证明，“家长们的这种习惯性质疑，一次次被事实验证并非杞人忧天。随便这么一关注，‘4名加分考生均为官员子女’的诡异之事便浮出了水面”[4].
二、认识民意：公众的担忧与期望
需要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大量批判高考制度的声音。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对现行高考制度的认可也是不争的事实。调查显示，77.5%的公众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有缺陷，但仍然是目前最好的办法”;73.3%的公众认为现行高考制度大体上是公平的；79.2%的教师认为高考改革应该慎重。[5]这一调查结果同样反映了公众的普遍心声。
这是一种复杂而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公众对现行的高考制度表现出了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公众却又惧怕改革，对任何可能的高考改革均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甚至宁可忍受当前高考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公众似乎变得蛮不讲理，他们过于强烈地对高考制度的公正性表示担忧，一味地要求实现公平的高考制度，拒斥任何可能不利于实现公平的改革，否定所有被认为可能使高考更为完善的制度改革。似乎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只有标准化的考试成绩才是最为公正的，各类自主招生、素质考察等评价方式都是无法精确测量学业成绩的，所以这类评价方式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许多人认为，自主招生倘若仅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做出个别尝试尚可以接受，但如果推而广之，必然存在舞弊、暗箱操作等问题。因而，每每当我们的教育改革者想触动高考制度、推进更加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时，就会遭到公众的抵触和习惯性质疑，即便这些评价方式可能更有利于选拔人才、更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在公众眼中，这种理性的、实现最大利益的诉求似乎必将侵害他们对考试制度公正性的诉求，因而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论文格式公众的这种态度所反映的正是他们对高考改革所怀的极高期望。研究发现，民意的形成是以议题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议题会吸引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同一议题会表现出不同的兴趣。[6]通常，社会公众在对自己不了解或不关心的问题上往往会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不发表看法或随波逐流、无所定见，他们通常被称为“一般民众”;相对来说，只有对公共事务较为关心和注意的人以及某些议题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人才会极力呼吁某些主张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通常被称为“关注民众”.因而，现实中媒体的大量关注和报道以及一边倒式批判的呼声恰恰是公众关注高考、对高考所怀极高期望的反映。
关于应该如何应对民意，通常有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态度认为普通公众并不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民意往往只是他们一时不满情绪的反映，或是新闻媒体哗众取宠炒作的产物。在这种观点看来，公众并非没有看到改革高考制度的迫切性，他们也并非没有看到统一标准化的试卷可能导致的诸多问题，但是当他们没有建立起足够信任感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只会是怀疑、批评、阻挠。一方面，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教育专家们的推崇，因为这类评价方式更能够衡量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能够更好地考虑到一个人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公众有一股强烈的呼声要求全国施行统一的试题，要求全国统一划分分数线、统一录取，因为这种制度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入，随着高考制度变得越来越科学，公众的不满自然会被化解。另一种态度则极为强调民意的价值，认为对于任何一项制度设计而言，只有民主的方式才能够保证它的延续和发展。邓恩指出，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动员最大多数的人来捍卫政权，让人民来“保卫”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在面对深重的苦难时，他们首先需要它来凝聚公民的忠诚，并且需要用它来阐释出一个值得公民们为之力战至死的理由，而那种奋不顾身战斗的方式永远都无法指望由利己主义来提供。”[7]同样，对于高考这项制度设计而言，它的生命力取决于普通公众的支持和信赖。而当高考制度这项促进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工具得不到普通公众的认可和理解时，它也必然将走向没落，进而引发更大的对教育体系的信任危机。因而，高考改革应该也必须建基于民意之上，获得民意的支持，民意应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参考因素。[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事实上，对于舆论一边倒地批判高考改革的现象，我们不应一味地指责公众，认为他们不通情理、眼光短浅，并对其表示漠视，因为面临着强大民意阻力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将举步维艰；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完全以民意为依据作出决策，因为完全依赖民意的决策往往会导致“多数人暴政”的产生。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可能遇到的许多阻碍，并获得更强的前行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高考改革之路也并不会由此而变得畅通无阻。夏皮罗指出，民主的确是一种善，它对于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它既不是人类最高的善，也不是人类唯一的善，同时也无法支配我们从事的所有活动，生活中还需要存在更多的别的东西，而民主并不能带来这些其他的东西。[8]对于民意的价值和局限性，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三、尊重民意的高考改革
我们所倡导的是尊重民意的高考改革。尊重民意，首先意味着在态度上重视民意，即认识到民意的重要性，看到人心向背对于高考改革成败的影响；尊重民意，其次意味着在行动上认真对待民意，即妥善应对和处理民意的诉求。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了解民意，认识到民意形成的深刻社会根源，看到“信任危机”出现的内在原因。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起长效的教育舆情搜集与预警机制，真正地了解公众对于高考改革所持的态度。其次，需要提高公众对高考改革相关讯息的认知度，让他们真正享有知情权，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并在了解这些相关信息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为他人所左右。此外，还要加大公众参与高考改革决策的力度，使政策能够反映公众的诉求。
1.建立长效的高考舆情搜集与预警机制。
为了避免被媒体的报道或其他表象所蒙蔽，了解真实的民意，必须建立长效的高考舆情搜集与分析预警机制，这也是当前我国高考研究领域较为欠缺的内容。
首先，长效的高考舆情搜集与分析预警机制的缺乏表现为高考舆情信息搜集缺乏长期性和连续性，即通常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间点展开调查，调查结束也就意味着研究的完成，无法前后呼应，从历史演变的脉络中梳理出问题的内在理路。我们对公众态度的调查也应该是长期的而非一时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问题。
其次，长效的高考舆情搜集与分析预警机制的缺乏表现在高考舆情信息搜集缺乏全面性，即仅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或议题展开调查，或者仅针对高考而开展调查，缺乏对教育领域的宏观把握，不能提供有关高考整体发展的讯息。必须看到，高考制度是我国整个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它是衔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我们不能就高考改革而论高考改革，忽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公众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看法直接影响着他们对高考改革的看法。
再次，由于以上高考舆情信息搜集全面性和连续性的缺乏，导致相关分析研究就事论事，只能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即时性的应对举措，这些举措往往治标而不治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判断是否开展并推进改革，“不仅需要知道教育改革是否已得到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赞同，而且需要知道坚决赞同者（反对者、中立者）与比较赞同者（反对者、中立者）是否已成为教育改革赞同者阵营中的主流，同时还需要知道赞同者们（反对者、中立者）究竟为什么赞同（反对、中立）；除此之外，还得知道那些关键人群对教育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9]为了获取这些相关信息，就必须建立专业的分析与研究队伍，完善分析预警机制，对民意作出科学而合理的分析，从而提前化解问题。
2.提高公众对高考改革相关讯息的认知度。
高考改革要想真正得到民意的支持，必须让公众享有知情权，即了解高考改革的相关讯息，包括其实施理念、实施过程和实施方式，以及改革的发展趋向。唐斯指出，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是否能够获取信息以及能够获得多少信息会影响到公众的参与程度，只有那些最为便捷地获取最大限度的信息的人才有能力参与民主活动。“实际上，所获免费信息在数量上及消化能力上的系统差异，可以强烈地影响一个民主制度中政治权力的分布。”[10]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信息的获取对参与民主过程的程度有着重要影响：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选民才能够据此做出自己的抉择。否则，他们的选择只能是盲目甚至错误的。[11].
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公众的态度往往容易受到舆论的煽动和诱导。尤其是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当高考改革这一议题被讨论时，常常会出现谩骂、指责的态度，人们会在不经深入推敲的情况下达成共识，持异议者则很容易招来批判。“个人是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12]于是，一些媒体便为了迎合公众的需求而炒作，把高考改革的负面问题放大化，点燃公众不满的情绪，进而赢得读者的追捧。我们经常会发现，不少人对高考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对具体的招考方式、招考内容却知之甚少，很多时候是在凭自己的臆想来揣测和推断，倘若了解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他们的态度便有可能发生些许变化。对于这种情况，应该对舆论加以引导，由专家和政府出面澄清事实，使人们更多一分理性的思考而非感性的抱怨，更为全面地看到高考改革的利弊而非就个别问题大加炒作。
3.加大公众参与高考改革决策的力度。
高考改革要想获得民意的支持，不仅要让公众了解相关信息，还要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参与高考改革的机会，使他们实现从“旁观者”到“当事人”角色的转变，这一方面是公民基本权益的体现，是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因为个别决策者的思维空间和能力是远远小于广大群众集体的思维空间和能力的，发挥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多可能的选项。更何况，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为了所有人的事业，“高等教育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人们不问遗传的背景可以得到社会的好处，可以在社会中起一个更加完美的作用，可以更加惬意地被吸收到社会之中，而不是被部分地拒绝在社会之外”[13].高等教育的这种性质也决定了应该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高考改革中来。唯有如此，公众才能够对高考改革持一种理解的态度而非拒斥的态度，即无论公众是否支持这项改革，他们能够理解和认同改革的初衷、出发点和基本思路。
尊重民意不同于完全根据公众的意见来决断，而是要求民意成为决策的参考而非依据。必须看到，民主实施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形成，即每位公民都是理性的个体，是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个体，能够客观地看待事物，在认清事务的来龙去脉之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事实上，完全根据公众的意见来做出决策，往往会导致错误政策的产生。赫钦斯曾指出，真正的民主并不是完全听凭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并不是说高等教育要完全迎合公众的要求、听凭公众的意见来决定高校的所有事务，而是要加大公众的参与力度，使政策能够反映公众的呼声。“根据民主这一概念，教育应该对公众的意见做出即时的反应；它的教材和方法可以由社区、社区代表甚至是社区那些比较不承担责任的成员详细加以调整。”[14]尊重民意要求高考改革摆脱专家和决策者绝对控制的局面，而更多地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呼声，让公众更为全面地了解高考改革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从而理解高考改革，为高考改革提供更大的支持以帮助其克服可能遇到的阻力。[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