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及启示
摘要：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相对大陆而言比较完善，在监管体制、具体制度、社会监督及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内地应当构建相对集中的监管体制；完善食品安全认证、食品召回、食品责任保险等监管制度；进一步发挥中介组织社会监督作用；加大食品安全违法惩处力度以提高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降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关键词：台湾；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我国是食品进出口大国，食品安全体系健全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据央视报道，在２０１１年３。１５打假行动中，中国知名企业双汇公司为了迎合人们喜欢吃瘦肉的愿望，提升公司利润，在猪肉加工中，非法添加了对人体有害的食品添加剂。无独有偶，２０１１年４月初，就有媒体爆料，上海的华联和联华这两家知名超市的主食专柜里销售的馒头，系某公司用回收来的馒头加工而成；在沈阳，该市皇姑分局查处了添加包括亚硝酸钠、尿素等对人体有害物质的食品，其数量达到２５吨之多。同年６月底，新华视点披露，在京津冀地区地沟油加工产业链条十分庞大，其加工工艺科技含量之高，无不令人吃惊。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关系着政府公信力的高低。
我国台湾地区对食品安全相当重视，不仅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监管法律法规，而且具备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保障体系。
２０１１年的塑化剂事件，台湾应对处理十分果断迅速，整个事件从发生到平息只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这都得益于台湾地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这值得我们借鉴。
一、台湾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概况。
台湾食品安全监管是从农场到餐桌食品供应链的全程监管，这种监管体系既降低了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又保护了食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提高了食品行业的竞争力。
（一）台湾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
台湾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主要有“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会）、“行政院卫生署”
（简称卫生署）及“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简称标准检验局）。其中，农委会重点监管食品原料的生产，下设农粮署、渔业署、动植物防疫检验局，以及农、林、水、畜实验所等直属机关，负责全台湾地区农、畜、水产品原料的管理，协助卫生署进行有关食品卫生安全的调查及改善工作［１］。卫生署作为全台湾卫生、医疗等攸关全民健康事务的最高主管机关，其下属的食品卫生处负责食品市场流通监管。食品卫生处的职能包括对输入、输出食品进行政策管理和证照核发，并委托标准检验局具体负责进出口食品的监管。标准检验局，主要负责口岸输入食品的管制查验，以及受理输出食品厂商的委托检验，其工作职责为：台湾质量标准制定；商品检验、消费者权益保障；推行国际标准质量保证体系及环境管理系统；办理计量标准的校准与检（试）验服务等。凡经台湾经济部公告为应施检验之品目，必须经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后，方可输出、输入或在台湾市场上销售［２］。
（二）台湾食品安全的监管法律制度。
１。优良农产品制度与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
１９８６年“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本着“优质农业”和“安全农业”的理念，推动优良农产品证明标章制度。凡获得ＣＡＳ证明标章的农产品必须要符合卫生安全的要求，品质规格符合标准，原料以台湾本地为主，包装标示符合规定，农委会制定《优良农产品 证 明 标 章 认 证 及 验 证 作 业 办 法》，获 得ＣＡＳ标章的产品因为其严格的要求和标准获得了台湾民众的认同和信赖，已经逐渐成为优良农产品的代名词。应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需要，台湾地区于２００７年以立法方式建立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一是实施良好的农业规范；二是建立农产品履历追溯体系。前者重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要求进行风险评估；后者把生产责任明确地赋予给产销过程中全部的参与者，确保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里尽量降低对消费者的危害，同时可以避免给合格规范的生产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２。加工食品追溯制度与食品消费红绿灯制。
度。食品追溯制度是指食品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可以向上或向下追溯与追踪查询。台湾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加工食品追溯制度的地区，这种追溯制度记录下食品的原料来源、生产、收成、加工、运送、销售等全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在各阶段进行记录和登记，并建立事后追踪系统，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可以有效控制和处理［３］。为了能让这样的制度符合信息追溯的即时要求，通过电子技术使信息透明且能即时呈现，建立了加工食品追溯网。“行政院卫生署”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推行该制度，实践效果很好，因此要求到２０１５年全面施行。卫生署于２００５年建立了食品消费红绿灯制度，由专家对食品进行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给出不同的信号。如果对人体健康有高度危害可能的亮红灯；食品对人体没有危害但是有潜在不安全因素存在有可能造成危害的亮黄灯；食品对人体不存在危险或者危险在可掌控的范围内的亮绿灯。“食品消费红绿灯资讯网”的建立，让消费者根据专家对食品安全性实施的风险评估结果，将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给予不同的信号提示，快捷地了解到所面临的食品安全的风险程度，很好地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３。ＧＭＰ认证制度。
ＧＭＰ是`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的缩写，翻译成中文是“良好作业规范”。它强调在加工中通过全过程的标准控制管理达到产品质量与卫生安全。台湾经济部工业局在１９８９年引进该制度，并结合ＩＳＯ系统验证制度及ＨＡＣＣＰ系统（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的优点，推行ＧＭＰ自主性管理制度。凡通过食品ＧＭＰ认证的产品，其包装上皆被赋予标示食品ＧＭＰ微笑标志的权力。食品ＧＭＰ微笑标志分为两种：ＯＫ手势标识消费者对认证产品的安全、卫生相当安心与放心，笑颜则表示消费者对认证产品的质量相当满意［４］。
４。食品回收制度。为规范厂商实施食品回收行动，台湾卫生署于２０００年公布了《食品回收指引》，详细规定了食品回收的目的、运作程序、等级层面、资料以及行政监督等方面的内容。该指引首先按照危害程度将食品回收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为可能造成民众死亡或对健康造成重大危害者；第二级为有可能对民众健康造成危害者；第三级为虽不可能造成民众危害但其品质不符规定者。然后按照食品回收延伸销售通路的深度将回收分为三个层面：即消费者层面、零售商层面和批发商层面。如若遇到第一等级则食品回收直接延伸至消费者层面，其余可先行草拟回收层面，报卫生主管机关后依指示拟妥回收计划［５］。
５。食品责任保险制度。台湾地区规定一定种类、规模的食品业者，投保产品责任保险。根据《食品卫生管理法》第２１条之规定，食品生产、销售从业者、进口商以及委托他厂代工的产品供应者，应缴纳一定数额的产品责任保险金。其保险按照食品类别，分四个阶段实施。其产品责任保险的范围规定十分细致，对于赔偿数额的规定也十分明确。如台湾强制食品经营者投保产品责任保险的范围为：因食品具有瑕疵、缺点、不可预料之伤害或毒害性质等缺陷，致第三人遭受身体伤害、残废、死亡者，首先由被保险人依法赔偿，然后由保险公司予以补偿。并且最基本的承保条件为“每一个人身体伤害最高１００万元；每次事故最高理赔金额为新台币４００万元（不论每一意外事故为几个人受伤害）；保险期间内累计最高理赔金额为新台币１ ０００万元（不论保险期间内发生几次意外事故）”［６］。
（三）台湾政府与食品行业协会的角色定位。
政府扶持行业组织的发展，行业组织在生产者与出口商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及其行业自律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渔会及生产合作社在联结生产者与经销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台湾地区共有大小渔会３９处及８县养殖协会、养殖渔业发展协会、鲔鱼及鱿鱼公会、台湾地区鲷协会、鳗虾基金会等渔民（业）团体等［７］。
一方面，渔会组织对渔户的养殖进行指导和示范，另一方面对他们的作业与生产进行日常的监督与宣传教育。政府正是通过行业协会自律和行规行风建设，引导、监督企业自觉遵守法律，达到使企业生产经营安全食品，增强消费者信心的目的。
（四）台湾食品安全违法责任的追究方式。
台湾地区对食品安全问题及违法行为绝不姑息，既有行政措施，又有刑事制裁，还有奖励保护手段。一是违法信息公布制度，法律不仅对食品标示及广告内容和禁止事项做了具体规定，而且明确规定当地主管机关应公布违法者信息和违法情节。二是区分不同的情形与严重程度，对于违法行为规定详细的罚则。如《食品卫生管理法》规定了对农药残留超标的农产品销售的处罚条款，违者可处以３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款１～４万元新台币。刑事制裁采取一罪一罚制度，罚金刑和人身刑相结合，刑期最高累加可达３０年，罚金最高可达上亿元新台币，对人体造成健康危害的处以徒刑。对违法行为情节重大或一年内再次违反者，废止其营业或工厂登记执照。三是对违法行为投诉举报者严守个人身份秘密，立法保护举报者的人身安全，并积极鼓励消费者举报不合格食品，还设立了奖励制度。
二、台湾食品安全监管可资借鉴的经验及反思。
（一）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在台湾，畜禽产品的监管由农委会主要负责，除农委会管辖范围外的绝大多数食品的监管由卫生部食品卫生处负责，进出口食品的监管及标准制定由标准局负责。这种“产品管理为主、分段管理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有利于这些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共同行使监管职能，构成了台湾地区比较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而我国大陆现阶段的食品安全监管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采取的是分环节监管和综合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目前政府部委中涉及食品领域的包括：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卫生部、环保总局、公安部、工信部、药监总局、海关总署、发改委、商务部等十几个部委。理论上，分段监管有利于细化监管领域和监管环节，提高专业化监管能力，但在实践中，这种分段监管为主模式呈现出管理碎片化问题［８］，无法避免管理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往往遇到有利可图的各部门一拥而上，无利可图的工作无人问津。分段监管的监管模式漠视了食品供应链各个环节之间的自然联系，很容易造成监管盲区和重复监管的现象。
（二）健全先进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台湾ＣＡＳ优良食品制度的推动有利于提升台湾地区食品的制造水平和质量，一方面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升了台湾民众的饮食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进了农水畜产品的附加价值，保障了台湾农民的收益。消费者可以通过大卖场或超级市场设置的“农产品产销履历资讯查询系统”，就可以了解具有生产履历的农产品的生产者、产品来源地、田间施肥、用药以及农药检验是否合格等信息。通过食品追溯制度和食品消费红绿灯制度，让消费者及时当场即可了解食品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风险程度。台湾《食品回收指引》
规定了五个部分即食品回收的目的、运作程序、等级层面、资料以及行政监督，是厂商实施回收行动的准则。食品责任保险制度对于食品安全有其自身的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监管权，降低政府的政治风险，同时通过降低经营风险，促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保险公司的健康发展。尽管大陆２００９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风险监测评估制度；明确了统一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则；明确规定了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确立了“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制”，正式确立了食品召回等制度。但和台湾相比，大陆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还面临诸多问题。如以认证领域的《认证认可条例》为例，该法规的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等的规定不够系统和全面，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细化。同时，食品安全认证的许多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如关于食品安全认证机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产品质量法》和《认证认可条例》都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连带责任”，但具体的适用条件和划分标准等都未明确规定，这造成了客观上难以追究违法认证机构的责任。此外，认证认可和标准的结合还存在不衔接的地方，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还未形成。食品安全认证实践领域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适用性不高，影响了食品安全认证的有效性；二是食品安全认证活动的规范和有效性尚待提高，进而影响了食品安全标准的后续改进。虽然《产品质量法》与《认证认可条例》都规定，“认证机构应该保持其应有的独立，不得与行政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存在隶属或利益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认证机构的独立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目前多数食品安全认证机构与其主管机关形式上是独立的，而实质上还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如在人员、财务、业务等方面仍然没有完全独立。食品安全认证机构独立难，不仅严重损害了行政监管的有效性，也成为制约当前食品安全认证制度 规 范发 展的 关键要素之一［９］。又如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２００９年的《食品安全法》只是从一个整体宏观方面对食品行业进行法制方面的监管调控，并没有对食品召回制度作一个非常详细具体的规定。现实中，食品召回制度存在着配套法规不完备，召回责任不明，监管主体经验欠缺，企业没有树立较强的责任心等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大陆还缺乏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相关立法规定。
（三）多元且监督有力的食品安全中介组织。
台湾除行业协会外，各消费者保护团体对食品安全也起到了有力的监督和宣导作用。目前主要有“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台湾消费者权益促进会”、“中华妇女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团结互助协会”以及“绿色消费者基金会”。它们在推动消费者保护意识，提升消费者地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监督政府的执法效率等方面功不可没。如成立于上个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的“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就是因为当时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有不少人因为食用有毒的“米糠油”和假酒却得不到赔偿而应运而生的。其自身设有经过认证的实验室，如果检测的食品超出自己实验室的能力范围就会委托其他实验室检测。“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运作经费主要来自民众们的捐款，每个月都会抽查市面上的食品将其送到实验室检测，并将检测结果通过媒体公布，每年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达到１ ０００万新台币［３］。检测报告的媒体公布，对问题食品企业造成很大压力，促使企业自觉生产经营安全食品。总之，虽然台湾的消费者保护团体是民间组织，却享有广泛的权利。它们可以对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品质进行调查和比较，出版发行消费者保护刊物，还可以接受消费者的申诉，同时对消费争议进行调解，必要时可直接提起消费诉讼。例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针对“塑化剂”事件为５２９名消费者免费提起团体诉讼，向相关厂商索赔金额高达７８亿新台币，创下了“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有史以来提起团体诉讼的最高索赔金额。
在我国大陆食品行业许多企业不顾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只顾眼前利益，唯利是图，损害消费者权益事件时有发生。在企业社会责任感比较薄弱，公民维权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的社会环境下，单靠政府监管难免力不从心，因此，构建政府、企业、中介、个人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十分必要。
目前我国中介组织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我国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中介组织常常出现“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现象，可能被一些食品利益集团捕获或者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丧失它应有的公正性、公益性和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大力培育中介组织，提高其法律地位并强化其监管约束机制，更好地发挥其社会监督作用。
（四）严厉管用的食品安全违法追究措施。
台湾地区对食品安全实行严格执法，奖罚并举。而大陆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处没有像台湾地区那么严厉。虽有行政惩罚，却没有企业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虽有刑事制裁，但力度不够；虽有奖励措施，但缺乏举报保护手段。如立法尽管对违法行为投诉举报者设立了奖励制度，鼓励消费者举报不合格食品，但并没有保护举报者个人身份秘密、人身安全的具体措施。
三、完善我国大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建议。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由于我国大陆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起步较晚，监管体制不完善，监管制度不健全，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不足，致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效果不佳，食品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要求我们积极借鉴台湾食品安全的监管经验，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一）构建相对集中的监管体制。
分段监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管理上的碎片化，监管机构中既有垂直管理机构，又有地方管理机构，不同的监管部门又由不同地方主要领导分管，实践证明，既存在重复监管，又存在监管盲点，难以做到无缝衔接，监管责任难以落实，而且多个部门监管导致监管资源分散，力量薄弱，综合利用率不高，整体执法效能不高。目前世界上共有三种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一是欧盟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实行集中管理模式，并且食品安全的决策部门与管理部门、风险分析部门相分离。目前，欧盟食品安全的决策部门是欧盟委员会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总署，欧盟食品与兽医办公室是食品安全政策主要执行机构，欧盟还专门成立一个独立、透明的食品安全管理技术支撑机构即食品安全管理局，主要是为了向风险决策机构提供科学支持［１０］。
二是美国的“产品管理为主，分段管理为辅”的模式。即由中央政府各部门按照不同职能共同监管的模式。其中农业部主要负责畜禽产品的监管，卫生部负责绝大多数食品（除农业部管辖范围外）的监管，环境保护署负责水质安全和农药登记管理。台湾显然类似于美国模式。三是单一部门型模式。如英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比较单纯，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由环境、食品、农村事务部和食品标准局负责。相比之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最多，以行政机构为基础分配监管职权，职权虽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行政等级不明显，中国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分属多个部门，形成了多部门管理格局，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虽然各级政府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但其具体职责模糊不清，导致这一监管席位形同虚设，不能起到很好的协调和综合监管作用。鉴于我国国情，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可借鉴台湾的美国模式：根据品种进行监管，同时精简监管机构。
具体做法是：食用农产品由农业部门监管，除此之外的产品都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包括生产、流通、进出口、消费餐饮等）；卫生部门不再进行日常监管，而是专注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拟定和风险的监测，撤销食品安全委员会；质监部门和工商部门不再具体行使食品安全监管职责［１１］。
（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
１。完善食品安全认证体系。借鉴台湾的加工食品追溯制度与农产品履历制度等先进的认证制度，结合我国大陆的现实情况，加大对食品安全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行食品从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系列环节的全过程监管透明化和可控化。并完善我国大陆现有的认证制度，严格执行认证制度的标准和要求。采用食品溯源制度，可以向消费者提供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全面信息，从而使消费者了解食品的真实信息，还可以防止生产者重新利用召回的食品。
２。完善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召回是防止食品危害的出现或防止食品危害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积极、主动、全面地履行不安全食品召回义务，尽力防止食品危害的出现或食品危害的进一步扩大。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明确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不安全食品要从根本上进行确认，提高食品安全质量标准，才能使食品召回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同时对食品生产者、销售者起到指导和威慑作用，使其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生产符合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的产品。二是要明确召回主体的责任。对召回主体，主要指食品生产企业的自主召回，明确其召回法律责任。
不仅要明确食品召回主体的责任，也应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有效的监管可以促进食品生产者更主动地召回问题食品［１２］。三是要明确被召回的问题食品处理程序。以法律法规形式对被召回问题食品的处理程序进行规定，例如缺陷食品的销毁；相关记录的报告登记备案以及定期的检查等。
监管部门对于召回后的食品也要进行全程跟踪监管，防止食品生产者对问题食品进行再销售。
３。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次数，同时减少政府的监管风险和责任，有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推行食品安全责任险不失为一种好方法［１３］。我国大陆《食品安全法》
中明确规定了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向侵权人索取高达１０倍的赔偿金。这项规定加大了食品企业面临的索赔风险，增强了其转移和分散风险的需求，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了市场空间，也为保险公司开办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借鉴台湾地区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下应以立法方式强制推行更适宜。具体立法模式可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修订新的《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列入其中；二是单独立法，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制定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１４］。
（三）行业社会团体自律自强，有效发挥食品监督作用。
为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监督作用，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建立一个消费者组织或者中介组织、企业和政府间相互沟通的机制，通过共同努力，寻求解决食品安全关键问题的好办法。通过政府的扶持，让行业协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该按照“企业创办，市场运作，政府扶持”的基本原则，大力培育行业协会，建立竞争机制，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大陆的社会中介组织机构，推进现有的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改革，使其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公共组织，发挥企业行业自律和政府与企业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承担起由政府分割出来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协助政府建立和维护诚信守法的市场秩序；二要打破部门间的界限，对食品安全技术服务进行社会化和市场化管理；发展第三方机构，如产品质量检测、质量体系认证、市场信息服务等专业化组织，在依法申请资格认可后独立运行，平等地提供社会服务。这不仅解决了目前政府由于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服务能力有限问题，而且通过技术领域的公平竞争，将会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三要充分利用和推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学会、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开展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为政府决策和行政执法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１５］。
（四）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
大陆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力度不够重，导致很多不法分子并不把法律惩罚措施看在眼里，这也是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屡禁不止的原因。
大陆应该借鉴台湾的经验，及时修改食品安全法律中的惩罚措施，加大惩罚力度，实行罚金刑和人身刑相结合，重者多罚重罚。也可以设立奖励制度，鼓励消费者举报违法行为，提高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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