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53-02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面临不断的调整。本文笔者试图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视角来解读中国的政治转型。最后结合中国现实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1949―1978年：政党、国家、社会的一体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视角包括“国家中心说”和“社会中心说”。“国家中心说”主要强调国家组织和调控资源，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权力，社会组织被政府控制，缺乏独立自主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际上是“强国家、弱社会”。在此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一党执政，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党通过自身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对国家、社会实行统一领导，实际上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被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角关系所丰富。
“党治国家”是20世纪不发达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它发源和成形于苏俄，后来扩散到其他地区。在中国，孙中山提出革命建设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军政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利用政党来进行社会整合。后来，中国共产党效仿列宁式政党实行了社会整合，建立了新中国，权力架构实际上是通过政党组织完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民族国家转换成政党国家，就此也获得了充分的历史理由： 由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借助政党精英的力量实现的，故而“以党新中国成立”之党，成为执掌国家权力的全能政党，即成为“以党治国”之党，就此具有了不言而喻的历史的合理性[1]。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了有效动员和汲取社会资源发展经济，国家的权力不断增强，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政党组织为因子，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借助各种形式的集体化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具有了高度组织化特点。这种社会结构是：所有的人都归属于一定的组织单位；所有的单位都以党的组织为其组织和领导的核心；所有的单位都成为党和政府管理国家、组织和社会的实际行动主体[2]。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社会里，虽然社会实现了组织化，市民社会发展受到抑制，个体和组织失去了自主化。党国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二是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据统计，50年代全国性的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在6 000个[3]329。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我认为这些组织不仅数量少，在功能上也不会对国家和社会起太大作用。此外，虽然有些组织我们比较熟悉，比如共青团和妇联，但是这些组织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而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组织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社会组织并没有自然发展，基本都被遏制，尽管有个别组织实际也是被政党所控制。
1978年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党、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格局“实际上是党通过自身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对国家、对社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从而把国家和社会全面整合进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中”[4]。
二、1978年至今：国家、社会由一体化逐渐分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而此时的改革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变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和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这也就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行政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部分退出，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生活逐渐去政治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开始进行，我国的民间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增加。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社团革命，非政府组织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20世纪90年代，据民政部门记载显示，全国性社团达到1600家，地方性社团达到20万家。这与改革开放前社团组织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而政党、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在此后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国家的全面控制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发生巨大变化。
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来看，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自主性得到提升，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多的具有自由性。民众的政治意识不断提升，意识到自身权利的重要性，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经济领域，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力度逐渐降低，我们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干预降低，过去的直接行政化管理逐渐淡去，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正是社会转型期的要求。改革中不断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主要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过去行政干预式的治理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现有的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国内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市民社会获得长足进步，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生活逐渐开放，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通过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当下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正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个特征。 三、政治体制民主化分析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也即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所谓政治现代化指的是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过程，主要涉及政治体制、国家和社会关系、公民与公民社会、政党政治、选举、社会集团、政府权力与政府领导体制等因素的变迁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关键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5]64。
从政党层面而言就是要实行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的建设。政党不能包办一切，要下放权力，对政府工作领域不能过度干预。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这一变化中，社会也不断对执政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民主作为转型时期社会众多诉求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种正日益呈现出来，它必然要通过显性的或隐性的多种方式给予执政党以极大的压力，要求执政党必须做出回应，必须增强、发挥民主功能[6]。
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制度要适应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为此要提高制度的适应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处于一种非竞争的环境当中，更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政治监督的功能。
另外，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不足就会导致政党功能的障碍，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功能的缺失。面对转型社会所不断提出的新的需求， 执政党缺乏相应的措施、政策，无法予以很好地回应。二是功能的越位。执政党沉溺于旧的执政体制所形成的一系列惯性做法， 仍然按照既有的职能进行领导，其结果是超越了必要的边界，在职能类型和范围上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了替代或部分的替代[7]4。任何事物的成长都要受到环境的影响，体制是一个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环境。由于我国的政党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政党体制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处于一种非竞争性的体制环境中，而这样就存在对执政党有效监督的一个问题，导致的后果便会是政党功能畸形或者政党权力干预行政，表现在党员身上便是权力的腐败，自身建设不足。为此政党要不断加强党的反腐倡廉机制，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国家层面是要发展和完善法律建设，权力要在法治社会下行使。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是“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积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8]国家一方面扩张自身权力以谋求贯彻中央的政令，另一方面它自己也在进行新的定位，成为公共组织，国家不再是资源的摄取者，从现代意义讲，其应该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保护单位。只有当国家角色被准确定位，民众才会认同国家的权威，国家的贯彻能力才不是同国家的专横联系在一起[8]，而是同公民的福祉联系在一起。国家权力的运作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国家权力的扩大往往意味着行政力度的增强，也就是说国家权力要得到管理，让权力行使在法律的框架下是最好的选择。
社会层面是要培育公民政治民主意识，扩宽民众政治参与渠道。目前，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分享不够，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规范不够，这样便容易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足，自主性降低。纵观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中国旧制度，建立了新政权，给予广大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解放。但是后期发展我们发现，各级党组织集中了主要的决策权、人事权，强调党的领导的过程往往成为党说了算，在很多方面忽视了群众的基本权利。为此，政府应该下放权力，每一次改革都是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当下的改革正是要下放权力，让民众分享更多的改革成果。政府要增强权力的公共性，扩宽政治参与的途径，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