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约下我国教育政策民意表达
一、教育政策民意表达需要制度规约
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充分体现了教育政策过程中的“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理念。教育政策民意表达是政策决策的依据，实现了公众对政策决策的监督制约，但是现实中，由于缺乏表达的规范程序及制度的保障制度，导致政策制定的进程受阻，也影响了表达者的主体地位。从教育政策执行而言，民意表达增加公众对政策执行内容的支持及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缓解政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消解教育政策执行偏差，制度规约的缺乏导致执行受阻，严重影响了政策效果，使得政策未能最大限度满足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从教育政策反馈而言，民意体现政策中的“问计于民”。通过民意表达便于目标群体与政策制定者的隔阂的化解、避免两者间的冲突。但是现实情况是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开展阻力重重，加剧了政策表达的非理性化程度，以及积极主动的表达意愿，导致了民意表达中“集体沉默”现象，严重制约民意诉求的收集及真实民意呼声的提出。制度不完善导致表达形式化，未能进入到政策的实质层面，影响政策的全民性和有效性。所以为了确保教育政策的顺利进行，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必须形成完备的制度规约，建构长效的表达制度保障机制。
二、制度与教育政策民意表达
制度规约与教育政策民意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应然的逻辑关系。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制约与影响着多元化民意表达主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也受到现阶段的文化环境、社会意识、价值取向和表达技能的影响。一方面，社会规范是客观和现实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力量，是制约和引导社会公众表达行为的重要依归，社会公众的表达行为也只能在社会规则所预设的表达氛围和表达途径中进行；另一方面，人们的表达意识、价值取向和技能对表达行为也存在着支配、导向的作用，客观社会制度规范对表达主体意识、价值取向有着实质性的塑造作用，是表达制度环境与表达主体者之间的互动。教育政策民意表达过程可以看作是表达目的及政策有效性操作及完成的过程。
就教育政策民意表达的主体而言，公民表达权利和义务的制度规定，使得表达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给予公众充分真正的表达自主权利，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表达的公平性，激发了表达的积极性，避免政策表达过程中“搭便车”情形的发生。从教育政策途径而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主要的两条制度化表达途径，提升政策的约束力，本质上是对政策表达群体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安排，实现教育政策利益诉求的整合和协商。非正式表达制度是社会群体潜在的一种表达观念，融合于公众的意识中，无形中影响公众的现实行动，其实基于人们整体的利益考量，经过利益的权衡利益作出最为合理的选择，促进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三、教育政策民意表达的制度形式
教育政策民意表达的制度性是政策合法性的起点和保障。教育政策民意表达深受正式表达制度途径多元化与非正式表达制度文化观念与环境的双重制约。表达的正式制度形成了影响政策表达的政治环境，是政策表达的合法性保证，在民意表达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民意表达的最终目的是使公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策的决策环节，保障政策最大程度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的非正式制度是政策表达内容合理性的基础。虽然制度以合法性为支撑的，但若制度缺少合理性，也将导致合法性的困境，本质上在表达的正式制度背后是表达的非正式制度下的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公众对政策认可实质上是对政策所蕴含的价值合理性的认同。公众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表达的行为是积极主动、理性的，还是消极被动的。通过教育政策民意表达的制度规约，加强了公众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全遍地增加了表达者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得政策决策者对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权衡和考量，促进政策制定机构、表达主体间的互通性，减少目标群体利益博弈过程的零和博弈，增加民意对政策的渗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