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农村互助合作思想的现实考量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129-02
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期间，毛泽东同志致力于苏区的经济建设，针对苏区农业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要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社。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思想，是苏区经济建设思想的本质内容，也是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最突出和最重要方面。
一、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提出组建农村互助合作社思想
土地革命后农村生产力解放了，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封建土地关系的桎梏，但接踵而至的是出现了农业生产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红色区域里，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大批青壮男子参加红军支前去了，劳动力十分匮乏。情况比较严重的如兴国长冈乡，当时男子只有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是一比四的比例[1]。闽西上杭县才溪乡，有88%的青壮年男子外出参军支前，全乡只剩下69个劳动力。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是要靠投入大量劳动力的，没有了劳动力，必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克服这一困难，苏区农民群众创造了耕田队，它是好几户家庭自愿联合起来，实现劳动力与劳动力之间互相调剂使用，以村为范围，将劳动力有多余的家庭调剂给劳动力短缺的家庭来使用，以保障苏区的生产和发展。1930年6月，毛泽东到才溪乡视察工作时，对耕田队予以热情赞扬和引导。在耕田队会上，毛泽东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对大家说：“一户人家盖一间房子，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如果组织起来，你出力，他出料，一个星期就盖起来了。”又说：“你们的耕田队很好，是不是提高一步叫互助社”[1]。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落实，1931年7月，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互助社在才溪乡诞生了，成为我国农业合作运动最早的发源地。以村为范围的耕田队逐渐扩大为以乡为范围的劳动互助社，这样在更大范围内重新调整分配农村的劳动力，减轻因为劳动力不足给中央苏区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劳动互助社这一形式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才溪乡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在苏区进行推广。同时，为了推动劳动互助社的健康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颁发了《劳动互助组组织纲要》，从政策上加以扶持、规范和引导。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有了组织、制度上的保障，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互助社的数量增长很快。据《红色中华》等有关资料统计，到1934年上半年，中央苏区的劳动互助社发展到鼎盛时期。
瑞金 拥有社员 8 987人
兴国 拥有社员 51 715人
长汀 拥有社员 6 717人
西江 拥有社员 23 774人[2]
中央苏区农业生产面临的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耕牛严重缺乏，长冈乡1932年全年共有农户437家，无牛户有109家，占25%[2]。耕牛是我国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劳动工具，一旦缺乏，必将降低劳动效率。毛泽东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后，强调“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3]。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犁牛合作社在中共苏区逐渐发展起来。最典型的是云集区叶坪乡，农民只要出一角钱和一斤谷就能加入合作社使用牛耕种，比起农民个人买牛养牛抑或是租牛成本都要低[4]。为了克服弱小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模式，毛泽东同志充分发动、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互助合作，除了农业领域外，中央苏区还组建了形式多样的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金融合作社。毛泽东说：“一个乡要有油、盐、布匹、土特产收购合作社，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劳力，对群众又方便。这种合作社由群众自愿入股，一个季度或半年民主结账一次，赚了钱就大家分红。”
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组织互助合作社正是针对当时的苏区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力和农业生产工具短缺的困难。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苏区的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根据王观澜《回忆中央苏区》一书中说：“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开端，中央苏区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是改造并利用中国传统社会广泛存在着的约定俗成的民间互助行为，创新并发展马列主义合作理论，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实现农业现代化亟须加强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日益向社会化、商品化、专业化发展，农民依靠个体的力量要实现生产目标，获得既定利益越来越难，迫切需要依靠组织以及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于是他们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开展互助合作。才溪乡的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就是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由于互助组织符合当时农民在井冈山时期的传统换工习惯，农民很容易接受，并且能够帮助克服他们在家庭经营、生产活动中遇到的劳动力、畜力、工具不足等等困难，因此农民参与的热情高涨，效果也非常明显。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更是促进了苏区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加快了商品流通，平抑了粮价，发展了信用借贷，为苏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农民收入显著增长。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奋剂”作用与边际效益已明显下降，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工作难度正在与日俱增。由于农户分散经营，农村经济呈现分散化的状态，农户家庭经营的小生产很难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衔接，在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 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务工，造成了农村“空巢化”问题。农业主体数量不够、素质不高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繁荣。目前在农村居民中，无论是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45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面临着老龄化、妇幼化、弱质化问题，他（她）们难以掌握新的科技知识，难以担当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唯有村民之间相互帮助扶持，开展多种形式及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合作，通过广泛高效的合作，才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了这种经营体制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主要推动者。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具有互助性质的经济组织，互助合作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精髓。农民专业合作社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着重解决的是农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农民进入市场难、竞争力弱的问题。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成员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而成立的，参加合作社的成员都是希望借助联合起来的力量，以合作互助提高规模效益，解决单个人在生产经营中不能解决的经济方面问题。这种互助性的特点，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并以服务成员为宗旨的，是致力于完成一家一户农民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事。实践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经营主体通过组织制度创新，能够较好地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服务社员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对周边农户产生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黄祖辉、徐旭初，2003）。
但是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存在一些问题，合作社在发展质量上与现代农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现代农业要求注重资源节约，加强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提高物质装备技术水平和土地产出率，需要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目前我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组织结构不紧密、规章制度不健全、融资渠道不畅通、农民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适应农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首先，要形成更高层次的合作。中央苏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对苏区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一是严格按照农民自愿入社原则，二是坚持党和中央正确领导，三是以最大限度地服务农民群众为根本宗旨，将合作互助的成果公平地放到每个社员的口袋里，四是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当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除了要遵循这些基本精神外，还要进一步规范管理，整合资源，提升实力，发挥供销社的积极作用，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形成更高层次合作。其次，处理好政府和合作社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调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必须坚持遵循市场规律，这样才能吸引各种要素向农业产业化集聚，农民合作社才能保持活力和创新力。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支持与服务，政府要更好地发挥职能就必须切实转变其职能，政府更多的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不要干预，更不要包办代替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要加大制定并落实财政、金融、税收、人才引进和培训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指导合作社健康规范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服务。第三，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合作社知识和宣扬合作社价值，提高各级政府对发展合作社的重视度，树立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更重要的思想。同时，通过合作社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将合作互助的理念扎根农民群众中，进一步增强农民互助合作的能力，使我国分散的“小农”转变为有组织的“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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