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电视节目中的性别政治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67-03
一、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综述
近些年来，有关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早在1978年，美国传播学者塔奇曼主编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也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涵义。王波在《颠覆与重构之间――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反思》中提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专指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针对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展开的理论批判。大众传媒是话语生产和斗争的场域，其最具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1]”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研究的是女性在传媒话语中的地位和身份。这一传媒批评类型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批评模式，促使媒介研究开始走向对传播过程中性别差异乃至性别歧视的研究。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批判媒介中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塑造，其中包括新闻报道、广告、电视连续剧等。在部分媒介的表达中，女性的形象传统单一，没有做到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二是研究在传媒领域内女性的现实生态，探究大众传媒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男女性别平等，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媒介中性别和话语权力失衡的根本原因。
二、基于相关女性电视节目的分析
（一）《天下女人》为代表的女性访谈栏目
《天下女人》是2005年起，由阳光文化和湖南卫视联合打造的一档面向都市女性的情感谈话类电视节目。主持人本身就是成功女性杨澜。该节目以女性人物（时代感时尚感）和事件为依托，围绕成功女性的奋斗历程和情感生活展开，试图通过访谈的形式走近中国白领女性的精神世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本文对该电视节目有以下几点思考：《天下女人》作为一档女性电视节目，从当代女性的视角出发，讲述了成功女性的心路历程和奋斗足迹，向广大女性传播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彰显了女性生存的社会价值。其次，《天下女人》的采访对象涉及不同行业、不同经历的女性。通过对各行各业成功女性的访谈，有助于各类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可以使女性打破个体生存的束缚，在群体中探索女性解放的力量。最后，《天下女人》是一档性别意识较为突出的女性节目。中国的女性节目多数是在女性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开始起步，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节目都关注女性主体意识本身。例如某些时尚类节目以女性的外在美为卖点，讨论女性怎样装扮才能得到男性赏识。这些节目将女性物化、商品化，男权意识渗透其中。《天下女人》作为一档具有深度的女性节目，大大促进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二）《半边天》――女性节目的始祖
由于收视率的缘故，该节目现在已经停播。但是，作为女性电视节目的始祖，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些思考。《半边天》是中央电视台一个以性别特征定位的专栏，是国内最早的女性栏目。它的宗旨是关注社会性别，倾听女性表达。1998年以来，《半边天》密切关注社会中的男女平等问题，强调两性交流沟通。成功制作了《我们的一个世纪》《20世纪中国女性史》《我关注?我记录》等大型节目，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跃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品牌栏目之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半边天”的节目名称具体很浓重的女性主义色彩。但栏目本身却是一档强调平等意识、态度温和的女性栏目。节目以“男女平等”为生存原则，力图在男女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平等对话。虽然节目因为播出时段问题导致收视率不佳并最终停播，但本文认为，栏目推崇的宗旨和思想值得其他女性电视节目借鉴和学习。
（三）《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节目
相亲节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属于女性电视节目。但是其中牵涉到性别政治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探究。
《非诚勿扰》是2010年1月15日在江苏卫视开播的一档新派婚恋交友栏目，旨在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一个认识和交流的平台。该栏目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从一开始的热播与火爆，到不断的话题与争议，到停播与整改，到现在的平稳运行，《非诚勿扰》一直是媒介关注的焦点。当然，对它的批评多集中在节目真实性、节目中炒作“拜金女”、“炫富男”等低俗恶俗内容、节目话题触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等。下面，本文主要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对节目进行思考：
首先，以传统的相亲标准来说，通常女方会找比自己经济条件略好或至少门当户对的对象，而男方通常会要求比自己年轻、教育程度比自己略低或至少不高出自己许多的对象。这些传统相亲标准，非常明确地体现了男女的社会角色及地位的差别：男性需要事业成功，即在社会上有较高地位；女性则更被关注外在，在教育程度方面甚至仍有无才便是德的痕迹。这一相亲节目的内容也的确比较符合传统相亲标准。
其次，从相亲节目的人员设置看：“多女一男”的模式，24名女性参与者，5～6名男性选手。这些女性参与者的年龄及职业构成在所有相亲类节目中都比较一致。她们的年龄基本不超过30岁，有个别大龄参与者也是为了增加多元性。而在职业选择上，大多数参与者都从事一些传统上符合女性的工作，比较少有事业型女性或类似警察、公务员等男性占主力的工作。与之相反，男性参与者在年龄方面的自由度要大很多，经常有超过35岁的。职业方面虽然也比较传统，但更多元一些，且强调收入。
此外，主持人和嘉宾在这一类节目中有着非常大的重要性，《非诚勿扰》多选择了男性。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儿的婚姻，多由父亲来掌握。主持人和嘉宾一起，控制节目的节奏，适时给予点评，如同在行使父亲的权力。女性在这一环节失去了话语权。 再次，从节目中的“秀”来看：《非诚勿扰》的制片人王刚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节目不可能让你静静地坐下来谈，从不认识，到探讨一些共同的话题，再到找到共同语言等等一系列程序地交往，只能是速配，为男女情感提供一个相识的意向。”因此，在选嘉宾时，他要求“表现力一定要好，秀嘉宾是节目的副产品”。表现力、秀，都是基于娱乐节目的本质衍生的要求。在打着真实的、相亲的名号下，当场上的女性参与者在“秀”时，一方面，观众很少怀疑，并相信那些都是真实的，都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的婚恋观人生观。另一方面，参与者又不可能呈现真实，因为真实将降低可看性。于是，相亲类节目就出现了许多争议性人物，她们在被节目利用来提高关注度后，却需要承担来自社会的压力，甚至引起社会上诸如“现在的女孩子怎么都这样”的反应。这对于参与节目的女性，以及所有其他“现在的女孩子”，都是一种不公。
最后，我们来看节目流程中的把戏：开场是24位女参与者入席，镜头会捕捉每一位的穿着打扮，并给予其中一些特写。在装扮上，参与者一致地以裙子为主，并绝少素颜。《非诚勿扰》某几期有过中性风格的参与者，然而数量极少，并且几乎从没有成为男选手真正的选项。可以说，这些中性参与者的存在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时尚娱乐因素，是为了被消费而增加的。关注这一群体，绝非相亲节目的题中之意。
接下来：主持人欢迎男选手出场；播放展示男选手资料的VCR，一般包括年龄，职业，兴趣，对理想女生的描述，好友评价等。一旦他在展示完所有资料后仍有人亮灯，那么就转变游戏规则，进入男选女格式。在最终决定之前，可以看意向中女生的资料。以下是《非诚勿扰》规定的10项女生基本资料：经济状况、三围、婚恋史、是否想生育、家庭背景、是否介意和男方父母一起住、婚姻中的金钱管理、此前分手的原因、学历、最不能忍受的男生的缺点。女性的“被观看”的特点，在这里展露无遗。“被观看性”隐含的与性别的联系也是参与节目的双方不平等的方面之一，在绝大多数节目中，女性参与者都不提与性别有关的话题。然而通过穿着，通过资料，男性以观看者的方式得到了与性别有关的讯息。
总之，相亲类节目看似时尚，但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它仍然传达着一种保守的婚恋观以及对女性的认知，维护和强化了既存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切都是力图为女性争取平等和自由的人们反对的。
（四）《快乐女声》为代表的女性选秀节目
《快乐女声》原名《超级女声》，是大众女性歌手选秀赛。在此之前，湖南卫视已经举办过《超级男声》这样的真人选秀节目，但社会反响一般。《快乐女声》的出现，不但获得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更是一举奠定了湖南卫视在娱乐节目中的品牌优势。从国内选秀节目近年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国内选秀节目中的一些选手展示出“女性中性化”与“男性女性化”的性别气质。2005年获得冠军的李宇春就显示了不同于女性标准的身体特征和性别气质。这种中性气质引发了受众的关注，颠覆了传统性别体制下标准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的。选手们在节目中的表演则成为其性别建构的重要路径，选秀节目成为不同性别意识形态协商的场域。在父权制文化中，性别的标准是由男性制定的，由此造成了男性对女性的绝对优势。通常而言，男性形象多为冷静理智坚强，女性则是感性温柔软弱。这样的权力结构不仅确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更重要的是排除了任何其他的性别形态。但是，在当下，男性对性别结构的主控地位与他们对非男性的边缘性界定是相对存在的。女性以及具有其他性别特质的群体也从未停止过抵抗，从而不断生产出新的话语权力以挑战这样不平衡的权力体制。对女性而言，要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就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挑战男性的统治，解构主流话语以争取平等的文化地位和政治权力。
由此可见，性别平等不仅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平权，更应该包括男女之外的任何性别都拥有同等的权力。不过就现状来看，尽管社会文化不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性别观念也日渐宽容，但突破传统性别陈规的束缚仍旧是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