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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电影音乐的融合性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5-03-05

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电影音乐的融合性分析

  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电影音乐的创作概述

  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的各项筹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进行着。4月份,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该机构负责全国各地的电影拍摄工作。在电影局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了电影音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电影制片厂要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乐团和音乐创作组。同时,还在各大电影制片厂中挑选精兵强将,一部分派遣至外国学习,一部分在国内集中培训,由当时著名的电影音乐家何士德、王云阶和雷振邦等人担任专业教师,由马可、杨荫浏等人担任理论教师。培训采用边讲解边实践的形式,观摩大量中外优秀的电影音乐影片,从中获得经验,后来这批学员回到了各自工作岗位上,基本上都成为电影音乐创作的领军人物,为当时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十七年中,伴随着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电影音乐也逐步走向繁荣。出现了多部精品,影片本身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而电影音乐或歌曲,则一直传唱到今天。如《上甘岭》中《我的祖国》;《铁道游击队》中《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咱们村的年轻人》中《人说山西好风光》;《冰山上的来客》中《怀念战友》,等等。这些电影音乐,不但在推动影片的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和渲染环境气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些成功的实践,使电影工作者对电影音乐树立起了一种客观和规律的认识,在众多人的共同努力下,直接出现了该时期电影音乐融合性的特征。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音乐的融合性特征分析

  (一)与西方音乐的融合

  建国后,中国电影音乐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希望能够推陈出新,创作出与之前不同的音乐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表现。当时中国的音乐界,正在展开一场有关从西方传入的美声歌唱方法和中国民族唱法之间的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确立和定位?成为讨论的重点。最终在国家领导人的介入下,确立了“土洋并存,融合发展”的方针,即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洋美声唱法的精髓,将其和中国传统民族声乐融合发展。这种融合性理念给了当时中国电影音乐创作者以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之前创作中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并开始在一些电影作品中进行尝试。如1961年拍摄的《洪湖赤卫队》,该片主要讲述了以韩英、刘闯为代表的洪湖赤卫队员,在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在该剧拍摄之前,湖北省的艺术工作者已经将其拍摄成为一部歌剧,并获得了一致好评。所以在电影音乐的创作中,创作者大胆将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相融合,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效果。该片中,对歌剧版本进行了大量的借鉴,采用歌剧的形式和手法,将全片划分为多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一首主题曲,多首主题曲共同组成了一个故事链条,将中国传统戏曲板腔体的结构原则和歌剧的程式结构完美融合在一起。而且在主人公韩英的歌曲演唱中,虽然其演唱素材是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主,但是在形式上却采用了歌剧中咏叹调的唱法,同时也借鉴了歌剧中重唱、合唱等形式。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62年首届百花奖最佳音乐奖,赢得了“中西合璧,相得益彰”的高度评价。

  1950年拍摄的《白毛女》,也是根据同名的歌剧改编而成,影片对歌剧中的唱段进行了全部保留,让演员从舞台上回到了生活中,在生活中进行更加逼真的艺术展现。该片的唱段,充分实现了西方音乐的融合,即在原来民间音乐素材的基础上,融入歌剧艺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方式,从而使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加丰满。如喜儿的唱段《北风吹》,其取材于河北地区的传统民歌《小白菜》,但是这首民歌本身较短,难以适应歌剧和影片的实际需要,所以创作者将其作为音乐主题,用变形处理的方法贯穿全篇。比如喜儿剪窗花的一段中,临近春节,喜儿在家中欣喜等爹回来过年。作曲家在《小白菜》的基础上,使用三拍子和上下起伏的旋律,将前三句的尾音由下行改为上行,这就让音乐的情绪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当爹爹离去时,还是这段音乐素材,改为了四拍子,旋律自上而下不断摸进,每一句结尾都使用拖腔,类似于河北地区的哭调,将喜儿那种悲痛欲绝的心情表现得尤为深刻。当喜儿被黄世仁奸污之后,心情绝望到了极点,这时候的音乐打破了之前平稳的节奏进行,采用了戏剧中的唱腔手法,旋律改为了下行,节奏改为了散板,并借鉴了秦腔中哭调的唱法, 充分体现出了喜儿的那种悲痛和绝望。而且在演唱上,演唱者也对西洋美声唱法进行了借鉴,比如为了获得更为充足的气息,以保证高质量的歌唱,就采用了美声唱法中的腹式呼吸法,使艺术表现力大大增强,后来这部影片在国内外多次获奖。

  (二)与音响的融合

  电影音乐本身的构成是十分丰富的,既包含歌曲,也包含古典音乐、民族音乐,还有各种声响构成的音乐。建国之前的中国电影音乐,主要是以歌曲和音乐为主,对新音响一直没有进行涉猎,而建国后,为了使电影音乐更加具有音乐表现力,一些影片开始尝试使用一些新的音响。《芦笙恋歌》就是其中的一部佳作。首先是利用音乐和音响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因为这部影片的台词较少,这种推动和刻画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那娃渡江给扎妥送衣服的一场戏中,当那娃渡江看到森林里有很多尸体的时候,一下子着急起来,情不自禁喊了一声“扎妥”之后,这时候音量逐渐增高了50%,当她看见扎妥扔在地上头巾的时候,此时的音量达到了最高值。这种音量上的变化,将女主人公当时那种悲痛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当她从眩晕中醒来之后,沿着血迹走去,音量减弱了50%,看见双保并跟他说话的时候,音量下降至15%,还没有等双保说完,她就已经猜出了噩耗,音乐的音量又一次达到了最高值。这种利用音量强弱对比进行叙事的手法,在之前的电影音乐创作中是并不多见的。其次在该片中,还十分注重对一些自然音效的模拟,如山谷中的人声、森林中的风吹草动声和鸟鸣声、小河的流水声,等等,虽然并不能将其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音乐,但是联系到影片中的真实环境,反而获得了一种音乐的效果。所以说,这部影片在音乐和音响的结合上做出了最初的尝试,且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三)与地方音乐的融合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几乎每一个民族和地区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这也为电影音乐和地方音乐的融合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刘三姐》,作为建国后最优秀的影片之一,该片在电影音乐的创作上,就实现了和地方音乐的充分融合。广西地区民间音乐十分丰富,素有“民歌之乡”的美称,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在创作之前,曾经提前半年来到广西体验生活,他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民族民间音乐的素材,并将其作为改编和创作的基础。在音乐风格上,以广西地区原汁原味为原则。在歌曲演唱上,注重装饰音、气口等细节变化,让伴奏和旋律充分融合在一起。在调式上,主要以五声调式为主,适当使用七声调式。而词作者是享有“歌词泰斗”之称的乔羽先生,他有着极其深厚和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在和雷振邦先生充分交流之后,乔羽写出了数百句雅致的、和影片情节内容十分契合的歌词,而且辙韵讲究,朗朗上口。在歌词和旋律的完美融合下,塑造出了刘三姐这个“歌仙”的形象。1959年拍摄的《五朵金花》,也是一部少数题材的电影,故事的发生地是在云南,将云南地区的苍山洱海、蝴蝶泉等美景予以了全景式的展现。作为该片的电影音乐来说,雷振邦先生采用了因人而异的创作方法,为男女主人公分别设置了不同的音乐主题。在创作之前,雷振邦仍然是深入体验生活。将在采风时期收集到的《剑川白族调》进行了改编和加工,作为女主人公金花的音乐主题。将大理民歌《西山调》,进行了速度和节奏上的调整,作为男主人公阿鹏的音乐主题。两者相结合,创作出了全新的《蝴蝶泉边》。同时该片的音乐使用上,十分注重于音乐和角色、内容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采药老汉高亢的山歌,还是年轻姑娘们的斗嘴,还是金花忧郁的吟唱,都用一种十分生活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给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审美体验。

  (四)与舞蹈的融合

  音乐和舞蹈在很多时候都是融合在一起的,电影发展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经典的歌舞影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于1963年,这部作品汇集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艺术家,以歌、诗、舞三位一体的形式,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英勇奋战,从苦难走上胜利的过程。为了让这部舞台作品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播,1965年,大型舞蹈的史诗《东方红》被拍摄成为影片。片中对之前舞台剧的全部曲目都进行了保留,并利用电影的优势,将演员们的表演予以了更加立体的展现。作品拍摄完成之后一经上映,立刻受到了全国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虽然是从一部音乐剧和舞蹈剧改编而来,但是《东方红》出现,却填补了中国电影史上歌舞片的空白,为后来类似题材影片的拍摄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从这一点上来说,该片是具有开创性意义之功的。

  综上所述,从今天看来,建国后十七年电影音乐的这种融合性特征是十分鲜明和丰富的。尽管当时的电影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这种艺术效果,但是正是在每一个电影人的努力和推动之下,才获得了这种彰显电影音乐巨大进步的特征。新时期下,电影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环境较之半个多世纪之前有了十分巨大的变化,电影音乐也更加受到导演和观众的重视,需要具备更加多元化的理念,创作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电影音乐,来满足观众不断提高的审美需要。而这一点半个世纪之前的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本文对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的融合性特征进行了分析,旨在起到抛砖引玉之用,引起更多人对该时期电影音乐的关注,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为更好推动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电影音乐的融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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