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电影《龙种》的思想与艺术
近日，美国米高梅公司1944年制作的讲述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龙种》走红网络。这部影片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赛珍珠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创作的同名小说（Dragon Seed）改编。影片称得上当时好莱坞的大制作，①奥斯卡影后凯瑟琳?赫本担纲主演，上映后获得1945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奖提名。影片今日还能获得观众赞誉，说明它符合当下中国观众审美的“期待视界”。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除了要获得“‘视听’审美愉悦外，还在精神上有更高的审美期待与生命追求。这就要求电影艺术的形式要体现对人的生存本体有意义、有价值的审美内容”[1]。这部影片除了它不一样的文化视角――西方人拍摄、美国演员出演中国农民给观众带来的新鲜感外，其中包含的深层意义的哲理性和人文关怀以及制作的艺术性使之成为一部颇有价值的作品，
《龙种》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抗日战争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遭遇，最后全家人投入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影片控诉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战争不但让人们失去土地和家园，还使人类失去精神家园，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揭示出战争反人类的性质。电影从人文关怀的视角，表现战争对亲情、爱情和人的命运和性格的改变，突出战争摧毁了人类精神家园的主题。
一、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破坏
（一）大家庭的亲情、爱情
影片伊始一派田园牧歌式的中国农村风光――梯田、农舍、骑牛吹笛的牧童……渐渐镜头聚焦在一个中国传统的大家庭：谭凌（音Ling Tan）夫妇育有三子一女，女儿嫁给城里的富商为妻；长子已婚有一子一女，二儿子新婚，三儿子未婚。全家人勤劳能干、相处融洽，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
谭凌夫妇的扮演者将一对恩爱夫妻演得活灵活现，既有中国式的夫唱妇随，也有西式夫妻的平等亲密；他们在多年共同劳动、养育儿女的生活中建立起深入灵魂的信任、依赖、相亲相爱和生死与共的情感。老二和小玉间的爱情戏可圈可点，二人靠媒妁之言成婚；善良真诚的老二没有听从“女人越打越服帖”的忠告，主动与妻子沟通，他的温情很快消除了两人的隔阂。影片细腻地表现了二人从隔膜到心灵相契，最后志同道合投入革命的过程。影片中一老一少两代水乳交融的爱情，表现了人生的美好，说明家庭、爱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爱情应在正常、稳定的家庭生活中培养、增进和享受。
（二）善良、仁慈的人性
表现战争中生命的尊严受到漠视以及人性向恶、扭曲是影片的一条线索。影片刻画了人们从对死亡的惧怕、痛苦到拿起武器杀人的变化，揭示战争泯灭人类善良仁慈的人性。老三第一次看到死尸后呕吐；亲人被鬼子杀害后，老三愤而离家，回来时手中的枪是“把枪插进敌人肚子”得来的。村里的一场伏击战中，老三消灭敌人时的利落和兴奋，让父亲忧心忡忡：“我们是否都变成畜生，今晚看到各种杀人的方式。”而且“（老三）用沾满鲜血的手拿起食物就吃，……这样我们最后会杀了自己”。战争使老三变得残忍，一次竟对父亲动手，“（我）能像杀别人一样杀你”。 三表婶为了填饱肚子，跑到汉奸吴连家告密。小玉为了保护村里的地下反抗组织，杀害自己的姐夫。同样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为了争夺可以果腹的树根、泔水，厮打争斗。在充满欺诈和杀戮的战争环境中，亲戚家人都有可能互相背叛，人人都杀过人，战争把人类内心的爱情、亲情、善良、诚实、仁慈统统逼进角落，最后完全丧失人性。
二、对乡土家园的破坏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给农民带来春华秋实的生机和活力，是农民一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正如电影所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对他意味深长”。表现人们在战争中不得不放弃土地和家园时的痛苦是影片的另一条线索。土地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千千万万的像谭凌一样的百姓在土地上“只想生活，然后自然地走向生命的归宿”。他们相信这土地可以让他们的子孙丰衣足食且绵延不绝。然而，战争撕碎了人性最低的欲求，敌人在土地上烧杀抢掠，谭凌内心在守住土地与逃命之间挣扎：“真想把我的土地像布一样卷起来带走。”当敌人占领村庄，奴役村民时，谭凌选择顺从和沉默，因为“活着，我才能保护土地；死了，只能被埋葬”。孙子孙女在饥饿和瘟疫中死去，绝望的人们依然在屈辱中坚守着土地。影片中两个类似的细节表现了人们对土地的依恋和难以割舍。老二和小玉奔赴自由之地（free land）之前，在田头的大树上刻下记号以铭记他们和这片土地的联系。谭凌在小玉的劝说下，接受了组织上为彻底打击敌人必须烧毁土地和房屋的计划，在投下火把前谭凌夫妇在院子埋下自家的瓦罐作为日后认回家园的标记，要求全家人“只要有一个活着，就要回来认回这土地”。
三、电影语言和形象的艺术性
“作为具有象征意蕴的电影形象，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影像形态，既可以是具体的物象、自然景色、色彩影像，也可以是具体的人物形象。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暗示着多层面的意义。”[2]影片《龙种》运用了丰富的电影形象和语言，包括自然景色的对比，人物刻画的典型性和丰富性以及象征手法来深化主题意义。
（一）画面的对比
电影开始是犹如风景画的层层水田；随着镜头拉近，茅草棚下牲口拉着石磨，农舍外洗衣的妇人、玩闹的孩童和主人脚边的小狗……这是一个“不需要了解外面世界”的世外桃源式的乡村。勤劳而善良的村民世代恬静自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还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很快宁静被天上的“飞虫”破坏，敌人扔下的炮弹毁坏田地，打破了村野的静谧。土地上的人们被异族奴役，肥沃粮田里产出的粮食被强盗们掠夺。良田、茅屋、山冈变成了与敌人周旋和斗争的战场，变成了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荒原。被侵略者搜刮过的农舍凋敝，没有了鸭叫狗吠，没有了孩子的嬉戏和牧童的笛声。最后为了和侵略者决战，人们不得不亲手放火点燃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电影用画面的对比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性的破坏力。 （二）人物形象的具体性和典型性
影片人物大体分为五组，每一个人物的塑造丰富生动，体现了类型共性和个性结合的艺术处理。
谭凌和三表叔是中国乡村传统生活、文化习俗的代表。他们热爱土地和家园；正直本分坚强，具有生活的智慧。他们是各自家庭的权威，是村庄里受人尊重、召集村民议事的长者。谭凌是善良、宽容、勤劳地道的农民，开始坚守土地，最后亲手烧毁自己的家园，投奔革命队伍。三表叔以自己是十里八乡惟一的读书人而自鸣得意，圆眼镜和尺长的烟袋使其形象更具旧时乡绅的神采。他知书达理，关心村庄的前途和命运。但他又是会为五斗米而动摇的读书人，与老婆一起向汉奸求助，不过最后守住了一个文人的正义和良心。
谭家母亲、女儿、二儿媳一组是中国旧时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没文化，顺从软弱；终年辛苦操持家务，养育儿女，服侍丈夫。谭母又具有开朗、善良、温顺的个性。谭家女儿在做汉奸的丈夫面前却糊涂和不明是非。
小玉、谭家三兄弟是一群革命者的形象。当侵略者踏入家园时，他们积极投入革命，代表了那个时代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前进方向。小玉是影片中浓墨重彩的新女性形象：爱读书，思想进步，心志高远；她是谭家最早觉醒并带领家人投入革命的灵魂人物。她与男人并肩工作，和敌人斗争时勇敢机智。在爱情生活中，她渴望与爱人的心灵沟通，希望得到丈夫温柔和真诚的爱情。这一形象在赫本的演绎中又多了些优雅和风情。其他三兄弟各具特点，老大憨厚；老二文雅；老三则显出暴躁和莽撞。
吴连是商人、汉奸的形象，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吴连家世代经商，骨子里有商人的精明；他一直以聪明人自居，认为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找到生财之路，过上优裕的生活。他不算坏，想保持中立“我谁也不恨”，但 “一个中立分子，我怎能不撕裂自己”。影片表现了他内心的无奈、挣扎。在战争中，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苟且，最后只能落得和侵略者一样被消灭的下场。影片亦再现了日本侵略者狂妄、愚蠢、残忍的本性。
（三）电影形象的象征性
影片的艺术性还表现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人们在风雪中抬着军工厂巨大的机器和铁轮，铁轮象征历史和社会进步的车轮，如小玉、老二一样的广大群众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尽管一路风雪但仍在前行。影片中小玉的儿子不但给谭家带来生活的希望，也是他们抛弃家园，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动力；他是中国人美好前途和希望的种子：“孩子是如此真实，他是一颗龙种。”电影最后乡亲们投下一个个火把，起初零星的火种，最后连成一片，象征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人们投入革命英勇杀敌的激情和怒火。
（四）艺术表现的精当性
《龙种》用虚写和暗示的艺术手法恰当地处理了爱情和暴力戏。老二和小玉间甜蜜的爱情用暗示表现，尽显东方式的含蓄风情。影片中敌人蹂躏杀害老二媳妇与吴连母亲的戏，采用画外惨叫声表现，虽有些夸张但饱含痛苦的声音让观众充分感觉到敌人的残忍。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主体的知觉行为可以构建出并不完整的客体对象的“整体性”属性，因此作为观影者的主体在欣赏电影时会用想象与联想力补足“中断部分”；另外，电影 “可以通过虚写和暗示的手法，让观众发挥想象和联想，获得以虚胜实的效果”[3]。这种以小见大、以有限超越无限的艺术手法也与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吻合。
四、结语
这部抗战影片没有当下某些电影中存在的丑态与艳情、血腥与暴力，也没有极度夸张地展示施暴者的变态心理和受害者痛苦扭曲变形的肉体。[4]却对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侵略者的烧杀淫掠都有充分的描写，而且艺术地表现了爱情、亲情、死亡、仇恨和人性。尽管在市场化经济下，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同样重要，但是“观众消费的不是电影这个物品本身，而是电影本身所蕴含的含蓄意指功能。”[5]因此，电影应在艺术光芒的照射下，用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温情打动观众的内心。
注释：
① 百度百科：龙种，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14365/10842763.htm[引用日期2013-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