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州教育近代化历程
书院是中国传统时代富有特色的教育组织。不同于“官学”或私塾、社学、义塾等教育机构，它兼具教学与研究之功能，讲明义理之精神，以及开放自由之学风②，是古代讲学、祭祀、修书、编书、藏书等活动的重要场所。书院兴起于唐末五代， 历经宋元明清诸朝， 直至清末新政时，改为新式学堂，结束其历史使命。本文即拟以苏州书院为例，对此略作探讨。希望可以对近代苏州教育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苏州传统书院的辉煌与局限
苏州书院最早出现于南宋。创建于南宋端平年间的和靖书院，是苏州历史上第一所书院。之后历代有办有鹤山、甫里、文正等一批书院。
沿至清代，苏州书院的发展达至鼎盛阶段。③据统计，清代苏州一共新建书院55所，重修11所。④苏州书院的等级齐备，教育体系完备，书院教育普及程度高。⑤在为数众多的书院中，以紫阳、正谊等书院为代表的优秀书院因办学质量过硬，名师高徒辈出而闻名天下。紫阳、正谊两书院的历任山长多为硕彦名儒，如著名学者沈德潜执掌紫阳书院时，“门下多俊彦”，培养出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一代汉学大师。但在道光年间以后，随着朝局动荡，国势衰微，传统书院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其规模与影响均不如从前。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书院教育也暴露出众多缺点。首先，传统书院教育内容脱离实际，学生不谙新学，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其次，传统教育多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是当官的预备教育。加之西方新学思潮的影响，传统书院的育人制度已“弊已积重，习亦难返”。于是，自19世纪末，苏州书院开始了改制历程。
二、苏州书院改制的历程
就苏州而言，书院到学堂的改制可分为19世纪末戊戌变法前后、20世纪初晚清新政时期与1905年废科举后这三个阶段，兹分而述之。
（一）戊戌变法：短暂尝试与快速失败
19世纪末的清廷腐败不堪，日甚一日。朝野上下，寻求改革。在教育方面，有官吏提出欲将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到“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⑥同年九月，清政府同意并下令，“一并通行各省督抚学政，参酌采取。以扩旧规而收实效。”书院风貌一时有所变化。⑦在这期间，苏州书院也开始发生着变化。据光绪二十三年《知新报》载，苏州正谊、平江书院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添设西学一课”。⑧
在“百日维新”期间，清廷曾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的建议，颁布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⑨书院改制拉开序幕。但仅仅几十天后，清廷便下令“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此次改制最终以失败告终。⑩
此间苏州书院改制情况记载甚少，但据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已将与苏州紫阳书院级别相似的钟山书院等改为府县学堂。吴地改制情况可以此作为参照。
（二）清末新政：从传统书院到新式书院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国祚危难。迫于无奈，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1901年9月14日，慈禧太后颁布“书院改制诏”。之后又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对整个教育制度作出较为系统的规定。随即全国迅即掀起了一股书院改学堂的热潮。
苏州也响应新政，将传统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江苏巡抚聂缉?曾向清廷奏报苏州学堂改制情况。据其称，正谊书院改为苏州府中学堂，“仍其名曰正谊，学堂只设备斋、正斋，不设专斋。定学额六十名，分延中西教习，课以普通学经”。平江书院改为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小学堂，“仍其名曰平江学堂。”，“分延中西教习，课以初级浅近之学”。紫阳书院则“改课经算策论”，留作校士馆。省城内原设的学古堂，“本讲求有用实学，所取多高材生，亦应循旧办理，加意整顿。”到光绪二十八年，苏州多数书院已完成书院改制工作。
（三）废科举前后：从新式书院到新式学堂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书院也失去其存在价值，纷纷改为新式学堂。于1902年留作校士馆的紫阳书院，1904年改办为江苏师范学堂。学古堂也于1905年改为游学预备科， 招考英、法、日文学生三班， 择优资送潘灏芬等10名学生留学， 1907年改为存古学堂。至此，古老而传统的苏州书院走向近代化，终于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之中，完成其历史使命。详见表2。
三、苏州书院改制的特点
（一）主张经世致用，学习西学
乾嘉年间的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研经治史、著书立说、繁荣文化，不与专习科举帖括制艺者为伍，培养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王鸣盛、钱大昕、王昶、孙星衍等人，形成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的吴派汉学学术思想。这种研究实学、通经致用的思想也影响着晚清书院的改革。如正谊书院同治七年至十二年（1868-1873年）的课选内容，除经史外，讨论课题已涉及时事政治、军事、算学、地理等方面内容。诸如有以下课题：“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解”、“问岁差之说或谓黄道西移或谓恒量东行二者孰是？”等等。这与只知古籍考证或埋首科举的书院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
（二）改制过程循序渐进，不断深入
苏州书院的改制和全国书院改制的步伐相一致，都经历戊戌变法前后、清末新政时期、和废科举后三个阶段。戊戌变法前后苏州平江、正谊两书院风气渐开，“添西学一课”。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苏州又改正谊书院为苏州府中学堂；改平江书院为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小学堂。变革书院制度，将传统书院改为新式书院。第三时期，1905年废除科举制之后，苏州也将原来校士馆改为江苏师范学堂；学古堂改为游学预备科， 招考英、法、日文学生。这三个时期的改革，循序渐进，不断深入，完成了苏州传统书院到新式书院，再由新式书院到新式学堂之间的转换。 （三）依旧存在保守因素
然而，苏州传统书院的改制过程中，也存在着保守因素。例如，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发出“书院改制诏”，可当时苏州影响最大的紫阳书院，却并未改为学堂，而是留作校士馆。直到1905年科举废止前夕，仍有大批学生视校士馆为衣食之所，试图阻止校士馆改办学堂。紫阳书院作为省会书院的改制尚且如此，其它书院改制中的保守倾向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当时教习新学的老师稀缺，延缓了改制进程。不少地方的总教习仍为原书院山长。其中不乏饱读诗书之人，但懂得新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老师却少之又少。如苏州中学堂教习曹元弼，不懂新式教学方法，每月讲经五六次，每次“居中昂坐，闭目讲论其说”。可见，在书院改制过程中，将书院名称换为学堂很容易，但教学内容与方法上由中转西、由古转今却非一朝一夕之事。
四、对书院改制的思考
通过研究传统书院向近代的演化历程，可以分析其中的优劣得失，探寻经验与教训，做到以史为鉴。综合学术界的观点，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
第一、书院为新式学堂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值得肯定。学者田正平、朱宗顺认为，1894-1911 年间，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战的消耗以及巨额的战争赔款，“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而洋务、新政则需要大量财政支持。1898 年10 月， 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折中无可奈何地表示： 通计各类学堂， 需金数十万，“然当兹费绌用宏， 度支告匮， 如此巨款， 实苦罗掘无从， 而地方应办事宜， 更何敢轻言请款。”在此情况下， 利用传统教育资源如书院现有的物质设备，无疑是晚清发展学校教育的“至速之法”。就苏州书院而言，苏州府中学堂、江苏师范学堂等新式学堂不仅脱胎于紫阳书院、正谊书院等旧书院。而且科举废停后， 两书院学田也并归入学款处， 用以开办各中小学堂。由此可见，传统书院为新式学堂提供了经费、场地、师资等物质基础，加速了教育近代化的步伐，值得肯定。
第二、改制处于被动，过程冲动草率，留有缺憾。清末书院的改革是在列强侵略，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清政府匆促作出的无奈之举。清廷作出改制决定，并非为了开启民智，培养新式国民，而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更何况，西方的大学制度根植于西方文化理念，与其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并非完全适合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因此教育全盘西化，会导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所冲突，暴露出许多矛盾。胡适曾感叹清政府这一仓促之举，“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第三、书院精神之于当今，可弥补现代大学制度的不足，有其现实价值。传统书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目的，主张学术自由，鼓励师生交流，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这可以与强调理性与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互为补充。现代大学制度，注重“术”之教育、“知”之教育，而忽略“学与道”、“情与意”之教育。而中国传统书院恰好弥补其不足。若将强调“精神感化及人伦师表之义”的传统书院与“科学本位、教法机械”的现代大学制度相结合，则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会更加适合我国国情，愈臻完善。
综上所述，古老而传统的苏州书院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通过改为学堂，以新的姿态存在于新式教育体系之中。这也从侧面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内忧外患，中国有识之士追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其间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资助项目：第十六批苏州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基金项目。
②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第2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③“自入国朝以来，列圣相承，尊师重道，……，而又广设书院，乐育贤才，文教昌明，古今希有。”见道光《苏州府志》卷二十四《学校》。
④王坤、王卫平：《清代苏州书院研究》，《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5期。
⑤王坤、王卫平：《清代苏州书院研究》，《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5期。
⑥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8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⑦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122-12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⑧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35-43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⑨陈谷嘉，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412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⑩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330页，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陈谷嘉，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4719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此处备斋、正斋、专斋均为教育组织，“备斋，习浅近各学，略如各州县之小学堂；正斋，习普通学，略如各州县之中学堂；专斋，习专门学。”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前江苏巡抚聂缉?奏陈改设学堂折》，1902年2月13日，载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54-45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开办各府州县书院，亦已饬令改为学堂。”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奏陈筹办江南各学堂折》，1902年，载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85-78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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