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治新时期的民族与宗教政策述论
杨增新主政期间?1912-1928?，在民族与宗教的处理上，逐渐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模式，由于他对西北伊斯兰教历史及教义的熟知，奠定了他执政新疆时期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基础。
一、民族政策
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措施看，历代统治者对新疆的民族政策，无外乎就是羁縻与牵制之法，清朝更是如此。辛亥革命后，杨增新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民国督军，也是通过羁縻民族上层来维持统治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更加注重笼络”。[1]因而他手段多变，“给各族王公加官进爵，给予丰厚薪金。”[2]由于政治谋略得当，所以在科布多事件中，得到了蒙古族各部落上层人物的支持，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仅凭这一点，杨增新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中就有巨大贡献。
杨增新在各少数民族之间和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均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譬如，北疆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分为西盟、东盟两部分，其中的西盟即西土尔扈特部主要是游牧于精河地区，东部土尔扈特部则游牧于乌苏地区。但是当有人提出合盟的想法后，杨增新说道 “若听其并旗，不足以互相牵制”[3]可见，杨增新虽然极力笼络各部，但只是为了便于统治而已。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杨增新并不是一味的保持强硬手段，而是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相对折衷妥协的方法。杨增新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保障各个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过去一直享有的特殊权益，但他也要求当地的权贵应该尽量减少对贫苦民众的压榨，减轻底层民众所承受的本来就已经很重的负担，希望让当地非常紧张的阶级对立关系得到缓和，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样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统治。在哈密地区发生屠杀官吏的民众暴动后，杨增新在对此案进行处理时，表现的非常理性，他既要维护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又看到了下层民众因不堪忍受官吏的压榨愤而反抗的怒火，深知此事如果处理不当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杨氏曾说：“若全仗兵力剿办，未免有伤天和。况民国成立，凡从前一切苛政，皆调查整顿，岂有偏枯尔缠民之理，亦岂有尔缠民抗拒之理”。[4]可见，杨增新对于一些少数民族下层民众的暴力反抗，并不是一味蛮横的进行镇压，而是特别注重施行的方式，注意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文化心理和生活风俗习惯入手，尽量减少打击范围，严惩闹事的首要份子，对于广大群众则从轻处理，避免激起更大的反抗，以期达到早日解决问题。对于哈密地区的民众因为沙王所摊派的赋税过于沉重最终激起民变之事，他也明令要求沙王要注意减轻民众的负担不要收税过重，因而说道：“大局尚在可危，斯嫉恶不宜太过，望阁下将各项差徭酌量减免。”[5]这一点可以说是会令人眼前一亮的，因为就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官员的素养来说，特别是在西北地区为官的人员是很少会考虑底层民众的，绝大多数人是抱着来此捞一笔的心态去治理新疆的。
杨增新还有一项比较突出的民族政策，一直被后人指责，即对于少数民族接受先进的知识思想限制颇多，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作“愚民政策”。“对内地或外国传入新疆的各种刊物，均由新疆省政府订阅一份，其他皆被扣留。”[6]可见，为了稳定新疆的社会与政局，杨增新对于当地民众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态度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杨增新的愚民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据说，当其死后，全省很多人都为其哭泣。从大势上来看，这一政策似乎与时代潮流相悖逆，但是它产生的效果却为后人所肯定。因此研究历史事人物及事件，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杨增新的这一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当然以现在的观点去看，实在不敢苟同。
二、宗教政策
在对待宗教问题及处理方面，要求各个少数民族的宗教思想及宗教行为必须符合其对于政治管理观念的理解。因而，笔者发现了大量的儒学思想。
首先，杨增新极力反对门宦制度在新疆地区的扩散传播，同时对于门宦教派的渊源及弊端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认识较他人也比较深刻，就这一点，与他自己的仕途历程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他曾在伊斯兰门宦制度非常盛行的甘肃地区任职多年，因此，他明令禁止在新疆地区的教民私设道堂，同时对于从甘肃地区前来新疆传教的教民也是层层设卡围追堵截，可谓是严加防范。当然，杨增新虽然在宗教政策上甚是严苛，但是针对具体的情况也会采用一些灵活手段并非呆板缺乏应对。譬如，对曾在剿灭马福兴势力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马绍武（马元章的侄子）就优礼有加，待为上宾。当他在1913年随国民政府的蒙藏局人员进入新疆安抚宣慰后，即被杨氏留下来并加以重用，而后历任疏附、库车县等职位。同时，杨增新虽然厌恶各派门宦首领，但是对于已经在新疆地区取得较大势力的实力派门宦首领，他也会笼络以利用。
其次，对于各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给以充分的尊重，但是政教必须分离。“杨增新提倡一神论及祀天尊孔，但却从未强力推行。”[7]对于阿訇传教，他说“无需公家干涉，原可照依习惯，听人民自行选择。”[8]但强调所传教义应利于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当地的发展，考虑到维吾尔族民众有自选阿訇的风俗习惯，杨增新也欣然表示接受，对于由地方官员派遣验放阿訇的行为则表示反对。这一方面是认为如果让政府人员选派阿訇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因为当地的官员水平有限，因而在验放过程中容易发生疏漏；另一方面也是充分的考虑到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民众的原有宗教习俗，削弱他们的抵制心理。杨增新的这一政策，使得上述种种弊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我们应看到这是有前提的不干预政策，阿訇的言行及宗教行为必须是不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即使这样，杨氏也不放下戒备之心，为此，杨增新又相应的制订了其他的宗教政策来弥补其不足，以防挂万漏一。
再次，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他很清楚的认识到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徒众多，又因为他们与土耳其人同属于一个种族又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赴土国朝穆罕默德至墓者，回国之人，缠回深为敬信。”[9]杨增新认为这事既有宗教性质，又关系到新疆地方的稳定，所以他曾经发布严令，关于回缠的的事情一律要用中国通晓经典的的人士为阿訇，永远不得雇佣从土耳其前来的人士教授回经。因此，利用此时的政治形势，杨增新曾秘密下令，要求当地的官员对土耳其人严加防范，而采取的办法则是“土耳其人在各县经商者，应调查清楚，如有既非商人，也无游历护照而私行来新者，不准出境”[10]。
三、结语
综上所述，杨增新的确是近代新疆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对民国初期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杨增新，无疑对新疆当下的某些问题具有些许借鉴。（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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