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中国武侠电影的伦理构架
Chivalry： Eth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FENG Chang
（Sia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Xinzheng 451100， 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studies the chivalrous ethic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logic analysis. Conclusions are：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form a specific “the Lord” and “filial” narrative motif， and the two “narrative motif” is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setoff and manifes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thics thought “For family ” is common in martial arts films； it is righteousness and affection that have led the martial arts films to the soul of immortality and constantly created screen legend； arrangement of roles’ final status and description of violence in martial arts films is to suggest that a secular ethics of “good and evil have their own good and evil result”. The research has a guiding role in deep understanding the underlying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Key words】martial arts films； chivalry； ethic
引言
中国武侠电影是在华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和类型，在它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武术技击和光怪陆离的离奇故事中，往往闪耀着一种深入人心的伦理精神，它就是形成武侠电影大厦的构件和主体框架。纵观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角色，他们所归属的武功流派，所使用的种种打斗招式，实质上都具有一定的伦理内涵和意蕴，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一种高尚的武侠伦理和武侠规约紧密地关联着。武侠电影对于传统伦理思想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吸收，不仅是由于此种类型的电影所揭示的是大侠豪客行侠仗义的光辉事迹，还在于撑起豪侠事迹至关重要的心理基础根植于传统道德的伦理感召和精神感化。
1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
“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明了对于个体生命作为集体成员的绝对约束；而“孝”则暗示着对于个体生命作为家庭一员的必守规约：“入国为忠，在家为孝” 〔1〕。“忠”和“孝”集中强调的是对父 （上）的无条件服从和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因此，二者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忠”、“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和社会文化变迁中，已经从最初的对于个体行为的强力约束，变为了人人普遍遵守的一种精神契约和伦理观念。而大侠豪客行走江湖、跻身天涯的天性使他们成为一种处于正统社会之外的视“报主”与“尽孝”为毕生使命的“天外来客” 〔2〕，因此，中国武侠电影形成一种特异的“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在情理之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武侠电影中的大侠既有打抱不平、为民除害的英雄，也有为数众多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者和人间伦理真情的守护者。武侠电影《方世玉》中的方世玉不仅是一个担负民族、国家大义的大侠，更是一个为亲人、为家庭而奋不顾身的儿男。此种相互映现的剧中角色性格恰好将武侠电影中的侠义图谱描述得绘声绘色。由于道德（伦理）观念早已经成为先于叙述题材而生的客观存在，因此，在伦理文本和叙事题材相互交叉之时，伦理文本一定是叙事题材故事展开的根本推动力和助推器。方世玉为救出落难的父亲，只身与法场衙门展开肉搏，在方世玉冲到父亲跟前之时，悲痛万分、救父心切的英雄男儿无论如何也掰不开那架在亲人身上的利刃。然而，在这万分紧急时刻，“一位老母亲为方世玉这种旷世的孝子之心所感动，毅然冲上法场，与方世玉一起奋力拉起悬在方世玉父亲头上的屠刀” 〔3〕。武侠电影《方世玉》的叙事结构布置和故事情节安排，集中展示的就是“孝”，而“孝”是促进戏剧高潮的形成和达成观众对“方世玉”形象认同的内在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致认可的“忠孝传家，尊师重道”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伦理精神，而当“忠”、“孝”的“叙事主题”在武侠影片的“叙事情节”中“共现”时，两个“叙事母题”就形成一种互为映衬、同时彰显的关系。 2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
由于父亲在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以父亲为叙事中轴线的“家族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武侠电影中有着异常突出的意义。儒家提倡的积极进取的入世哲学，是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家国一体，国就是家，家就是国” 〔4〕的传统家国观念就是把国家这一整体概念看做是家庭这一分散的社会组织的概念集合体，对父亲（家父）的服从、对于国君（国父）的尽忠都是不可置疑的道德准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心理依从，即便在传统思想瓦解的当今社会，“家国一体”的道德观念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中国武侠电影在其从萌芽到壮大的历史演进中，虽然其叙事技巧和特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组成中国武侠电影的伦理基础和文化精神框架――家族为本的“传统道德”却始终如一、未曾变动，而且也日益发展成为一种被广大影视受众所普遍认可的文化价值体系。
由于武侠电影是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艺术样式，使得“家族为本”的伦理思想在这种 艺术形式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那些牵涉到武术派别之间比武较技的武侠电影中，“家族”往往是某个武术派别的中心；而“族长”则是无可争辩的精神象征和众人崇拜的对象。因此，“族长”（家长）这种特殊的兼职身份（既是家庭核心成员，又是社会风云人物），使得这类角色在整个电影的叙事情节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每每武林门派之间出现难以调解的矛盾时，调停成功的往往是掌门人 （家长），而对于掌门人 （家长）的态度则是给电影中的其他角色提出了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或者俯首帖耳、甘拜下风；或者反抗命令、背叛家长。所有这些使得“家长”在武侠电影中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统伦理道德维护者和坚守者。从人生发展阶段来看，人作为生物的一种，其生命力最强的时期，是在青年阶段，而武侠电影中武功最为高超的却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功夫的修行境界和人的年龄大小呈线性递增关系。“通常许多武林弟子在江湖上闯了祸，或者是遇到强敌无以招架之时，最后的一招是请师傅出山，师傅摆不平的时候，再请师祖出来”〔5〕。这除了表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对老者的尊重有加外，也透射了一种效法古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中国儒家极度重视的尊卑、高下的家庭伦理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伦理纲常在中国武侠片中亦有深刻的体现。
3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
中国的武林中人从来就是严格遵守、模范执行侠义精神的道德楷模，这正是《豪侠论》所言的“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5〕。太史公曾经在其《游侠列传》一章中高度肯定了侠客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完美人格。有史以来的中国大侠豪客都是这种重视承诺、信守诺言、舍生取义的精神楷模。而作为一种拥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武侠电影与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文化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特别是对大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武侠作品的重新编码，更是中国武侠电影妙笔生花的源头活水。即便中国武侠电影离不开作为其基础的“武功”，而引领其走向不朽并不断创造银幕传奇的灵魂却是义、是情。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豪客大侠无一不是武林高手，甚至是武术的开宗立派之人，更是被渲染成为重仁守义、渴求精神超脱的“义士”。
故事素材来源于古典侠义文学经典《水浒传》的《英雄本色》，刻画了一位与主人公（林冲）肝胆相照的侠义英雄仇伍。在无辜的林冲遭受奸邪破坏、亲人的人身安全不保时，仇伍不顾一切地伸出援助之手，不顾生命危险将此事告知林冲，而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仇伍的人头在拼杀当中出现在林冲身边，恰似高贵的雕像永远扎根在人们的心目中。因此，仇伍为义气抛弃生命是武侠电影宝库中发人深思的一幕。此外，在武侠电影中，侠客的周围总是活跃着一群生死与共的英雄：“黄飞鸿的身边有梁宽、鬼脚七；林冲的身边有鲁智深、仇伍；方世玉身边有大宝” 〔6〕。同性之间的情谊不但使武侠电影充斥着为朋友洒热血、抛头颅的义气，并且还充满着一种肝胆相照的博大胸怀。武侠电影《狮王争霸》中熊欣欣饰演的鬼脚七在落难的境遇中，却被他的主子在一个恶劣的天气里抛出门外。而此时的大侠黄飞鸿基于义愤，抛弃前嫌，并热情礼遇。黄飞鸿的豪侠情怀与鬼脚七主子（赵天霸）的残暴刻薄产生一种强烈的对照，黄的举动终使鬼脚七迷途知返，并自此之后成为黄的莫逆。武侠电影中英雄侠客都要经历极其险恶的人生旅途，当英雄侠客遇到无情的对手时，尤其是在生死搏斗中，银幕上总会上演一出出大侠不顾生命救友人于危难之中的感人场面。影片《少林豪侠传》中的黄飞鸿在何昌遭到官府围追堵截而身体遭受重创的危急关头，不仅从官兵手中夺回了何昌，使其获得了人身自由，又用嘴巴清理了何昌身体所中之毒，使其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4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
中国武侠电影通常是宣扬一种被称为按天意行事，“替天行道”、“锄强扶弱”的叙事主题。所谓的“天意”在传统文化中是超出所有现存秩序的万物的最高约束力，同时它也是宇宙万物的最终决定因素，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在他的《墨子》之《天志上》一书中认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7〕。因而，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作为万物主宰的“天”和作为自然灵物的“人”从来就是相互通融、合为一体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武侠电影所宣扬的“替天行道”主题，其原委首先就是要为百姓、为万千劳苦大众除去祸患和灾难。在叙事情节进展中，武侠电影在安排角色的最终归宿时，通常把角色的命运同“天意”融合在一起，暗示苍天之下“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
《黄河大侠》中的马义在寺院（名为妙法寺）和作恶多端的段王一分胜负的镜头，就是在闪电（天意的典型代表）的协助下进行的与反面人物、社会破坏力量的生死较量。万恶的段王最终并没有死在英雄的刀剑之下，而是淹没在九曲黄河的滔滔浪花中，暗示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对于阻碍其前进的力量的摧毁和主动舍弃。影片《新龙门客栈》中的宦官总领曹少钦（亦东厂太监），“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致使民不聊生，朝纲败坏。然而，在电影的结局部分，使人意外的是曹少钦并不是被英雄侠客所杀，而是在搏斗中被运转起来的大石块压得五脏俱裂，这个杀人如麻的凶残之徒终于落到了上天的法网之中，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8〕。《晚清风云》中的占承天纵然练就了超人的武功，十恶不赦的他还是逃脱不了“天意”的处置：在激烈的打斗过后，占承天身体被青竹刺透，表明了社会的逆潮流而动者、与百姓作对者最终难逃天意的制裁。因此，不管是黄河之水、杀人之磨，抑或青竹都有可能成为诛杀不义之徒的利器。这充分体现了武侠电影叙事伦理当中所暗含的“天意”因素。由以上分析可知，武侠电影对于暴力的描述并不是其着重于暴力的铺陈，而是在通过这种对武力的描绘传送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俗伦理。
5 结语
大侠豪客行走江湖、跻身天涯的天性使他们视“报主”与“尽孝”为毕生使命，中国武侠电影也因此形成一种特异的“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两个“叙事母题”是一种互为映衬、同时彰显的关系。
由于武侠电影是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艺术样式，使得“家族为本”的伦理思想在这种艺术形式中普遍存在。
中国武侠电影离不开作为其基础的“武功”，而引领其走向不朽并不断创造银幕传奇的灵魂却是义、是情，其中的豪客大侠无一不是武林高手，甚至是武术的开宗立派之人，更是被渲染成为重仁守义、渴求精神超脱的“义士”。
武侠电影在安排角色的最终归宿时，通常把角色的命运同“天意”融合在一起，暗示苍天之下“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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