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及武汉地区的历史起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 年第 6 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一文认为，1920 年前后，在国内开始有一批知识分子逐步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作者将这一历史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到目前来看，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第二个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第三个阶段，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四个阶段，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通过武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在萌芽阶段的特点与全国马克思主义萌芽阶段的总体趋势做一个比较和归纳。
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出世
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就开始注意到应该将外国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经世致用”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新陈代谢所致。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尊孔复辟”，中西各种政治思想如走马灯般登场，最后又纷纷谢幕。人们在经受着各种思想冲击的同时，也开始慢慢学会了选择。什么适合中国，什么能真正让中国摆脱困境、走向振兴成为仁人志士取舍的终极标准。1914 年，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讲到对各种文化进行取舍时说：“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只不过，这时候“相结合”思想还只酝酿于少数的先进人士当中。
从国内的总体情况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得益于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关于《新青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在自己的回忆录、自传、日记、文学作品中提到《新青年》的人，日后往往都左倾了，成为左翼文人、知识分子、政治家或者亲左派，比如：许德珩、杨振声、毛泽东、叶圣陶、恽代英、茅盾、张国焘、施存统、冰心、夏衍、曹聚仁、郑超麟、川岛、谭正壁、阳翰笙、聂绀弩、巴金、丁玲、沙汀、艾芜、李霁野、冯至、徐懋庸等等。《新青年》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描述、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介绍，还是开展与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和斗争，都有助于深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坚定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加速他们的转变。他们一旦掌握了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又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国化”历史语境的催化作用下，就会很快地产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想法，并付诸于实践。《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武汉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之途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学生型，即基本在新式学校接受近代知识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很快实现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这批人较多，李汉俊、性代英、陈潭秋、林台南、刘仁静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一类是从第二代近代知识分子转变而来的。这类人经历较复杂，早年追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少人参加武昌辛亥革命，有人在政府做过宫，担任过国会、省议会议员。其中较出名的有董必武、包惠僧、刘伯垂、张同思、胡鄂公等“。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是这两批人中的优秀分子，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他们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透视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基本路向。
董必武、恽代英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也是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的过程。中共武汉地区党组织建立后，则加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该地区的革命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渠道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问题，众所周知有日本、西欧和俄国三条。有学者具体分析道，“从日本而来的主要是一般学理方面的，从西欧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方面的，从苏俄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此外，近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和学者田子渝还关注到了来自美国的传播渠道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和历史局限性问题，众多学者进行了剖析。如张琳分别从文本解读的途径方面、文本选择和解读的内容方面、文本的解释向度方面、文本解读的模式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初步传播的主要渠道有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活动，进行传播。例如李汉俊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武汉地区先进分子的影响。刘仁静、黄绍谷“、林育南等在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互助社、利群书杜同志由空想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第二，外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潮的报刊。如《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少年中国》、北京《晨报》、《共产党》等。这些报刊发表过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克思原著。武汉都有它们的代售点.如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郁、利群书杉：、汉口会文堂、进化书社、时中书社等。这些报刊在宣传新文化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从而直接促进了武汉地区一批激进民土主义者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转变。第三，本地区的大众传媒和出版单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课题。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界限，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学术界已基本形成的共识，有学者分别称为“早期译介阶段”和“广泛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最初的译介、十月革命后的广泛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历了从引入、传播到接受的渐进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上通过两个方面大致的描述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国内和武汉地区的传播渠道及重要人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曲折历程，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作者单位：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