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政府政策方法
突发事件是指人们平常生活中突然超出人们思考方式发生的事件，突发事件一般都是指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损失，而突发事件发生时间的迅速性，结果不可预测性，及人们对突发事件无准备性的诸多因素，突发事件也就有一种神秘性、诡异性、破坏性及恐吓性。
在我国突发事件多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灾害及社会安全等四个方面，突发事件的程度从小到大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进而采取的预警级别也分为一般（Ⅳ）、较大（Ⅲ）、重大（Ⅱ）、特别重大（Ⅰ）四级。
突发事件的发生要依据一定的契机诱发，诱因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隐蔽性，发生的时间、地点不确定。之所以称之为突发事件，这要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从而产生心理压力和变化，很多社会性的突发事件有极少数人操控，利用部分人把事情推到高峰期，突发事件对另一部分人造成不同性质和规模的破坏，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损失。突发事件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性，使社会超出正常发展的轨道，常规工作的程序和方法失灵，必须用应急的方法面对突发事件。
公共政策是政府或其他权威人士制定的计划、规划或所采取的行动，公共政策是一个过程，有明确的目标、目的和方向，并以一定的价值观作为基础，它是对全社会有价值之物作权威性分配，涉及人们的利益关系。政策要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它也作为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在应急突发事件中，政策的主体、客体、环境都已相当清晰，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客体、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呈现动态发展状态。我们要注意几种应对突发事件的理论模式。
全面理性模式又称纯粹理性模式，指决策者依据完整而综合全面资料作出合理性决策，代表性人物林的布路姆要求有目标、有选择的应用分析模型以达到最优目标。在处理突发事件中，决策者要知道、明确事件的原因，清楚自己的目标、价值要点，制定达成目标的备选方案，选择最优的方案来应对突发事件。
有限理性模式讲的是在决策过程中对各种备选方案的选择不要求最优，而是次优或满意就可以。决策者依据自己的经验在有限理性和“满意”之下，不需要全面考虑所有备选方案，只要能达到对事件的应急处理，达到预计的目标就可以。西蒙何马奇都认为公共政策对应急突发事件时是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东西，人们受自己经验和、阅历、知识、能力、信息、时间等因素影响，只能在有限的且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决策。
渐进模式是美国林德布罗姆提出来的，渐进主义模式强调依据基本方案，再与其它方案相比较后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方案，渐进主义模式是要求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要有动态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的选择、修改基本的公共政策，已达到能够处理突发事件的目的。
混合扫描模式是由美国A?埃泽奥尼提出的。他同意林德布罗姆对全面理性模式的批评；同时，他分析了渐进模式的不足。他指出渐进主义者所作出的决策是社会中最强大的而且是组织起来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底层，没有参与决策的把部分人的利益却被忽略；渐进主义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短期目标上来，再过程中只是修正了原来政策的一些方面，而不顾及基本的社会变革，对于特别重的事件作出决策，渐进主义是缓慢、滞后的，可以说是无能为力的。埃泽奥尼将全面理性和渐进主义模式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点，在某种环境下，全面理性模式是合理的，在另一种环境下，渐进模式又是可行的，高级理性决策过程确定了问题的基本方向，渐进决策则为理性决策做准备。混合扫描模式要关系到决策者的能力，建立在理论推导基础之上，它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就决策的重要性，范围的不同决定应使用不同决策方式，混合扫描模式理论是渐进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在应对危机实践中即要考虑到问题的根本特征，掌握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原因，要解决达到的价值目标，同时还要求决策者从根本上了解问题，唱响问题解决的根本旋律，渐进改变应对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渐进过程可以突变行为措施，以最优化原则为指导，在处理突发性事件过程中不断改变着处理的方法，以解决问题为目标，以适当的价值观为导向，在不偏离总原则基础上发挥最大能动性，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社会安定。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我们要采取政策分析方法，应用运筹学、系统分析、数学、统计学、概率论、决策论、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等多学科知识方法，把这些多学科统一起来，运用到公共政策研究和分析过程中来。一个解决突发事件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要首先认定和细化问题，认清问题的性质；第二是建立评估的标准，通过技术可行性、经济和财政可能性、政治可行性、行政可操作性等进行标准的评估；第三是确定备选方案，通过对方案研究分析、不行为分析、快速调查、文献评述、理想现实世界经验比较、分类完善、头脑风暴、现有解决方案的修正等，确定备选方案。第四是评价备选方案，运用外推法、理论推测法、直觉预测法、折扣分析、传感性分析、实施分析等对选择的方案进行评价。最后是监督方案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前后对比，有为与无为的试验对比，成本取向等。
我国政府作为在社会中扮演政策的制定者，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权力的执行者，在突发事件中理应发挥应有的作用，新公共服务理论也强调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要确定好掌舵与服务中显现公共责任的主体性。
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要面临策略选择，而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策大多是渐进的，所面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更注重社会和谐稳定，突发事件的事态大多比较混杂，在混杂中稳定与和谐就成为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一大原则。在强调稳定与和谐的同时还要加强法治，接受立法机关、民间团体和公众的监督，加强透明度分析，事态发展情况公布于众，做到内外环境协调。在保持事态发展和谐与稳定同时要讲究效率和效果，提高处理事件的效率。
政府公共政策应对突发事件重在预防，居安思危，不安于现状，充分考虑到危机发生的原因及概率，加强对突发事件应对预防体系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一套科学的突发事件应对流程，对每一种性质的突发事件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应急处理办法，构建社会群防联络体系，发挥社会群体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等都是很好的依靠力量。平时加强安全教育工作，普及安全教育知识，广泛宣传，及时演练。
政府政策应对突发事件是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标牌，研究应对突发事件是丰富我国政府政策过程的又一任务，政府政策行之有效，对挽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持社会稳定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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