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道德滑坡的审视
去年重庆的某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桃色新闻盛极一时；加上之前各种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从上的政治腐败，到我们普通的生活事件，这集中反映了我们当下道德滑坡的问题。 “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确实道德滑坡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
也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杭州的公交车上发生了一件因让座问题产生的纠纷。一位坐在“照顾专座”上的小伙子在车厢广播多次提醒“让座”后仍没有给站在一旁的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让座，最终被这位妇女的丈夫连打五个耳光。没有疑问的是，拒绝给弱势群让座是错误的，而用暴力绑架道德的行为也是错误的，但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当道德无以承载社会公众的期望的时候，我们该怎样解决？答案是：规则。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道德滑坡的原因。应该承认的是，道德滑坡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同时规则的制定也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就造成了人性恶的一面迅速暴露出来而没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这就是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后我们回头再来看公交车让座事件。尽管挨打的年轻人事后表示痛悔，但从网络舆论来看，却能够发现人们对于让座不是那么认同。有人认为，当老弱病残孕等这些弱势群体有需要的时候，其他人必须让座，而有些人认为，既然让座是道德行为，那么让不让是个人的自由。从《公共交通车辆乘坐规则》来看，用应，应当，应该这样的倡导性词语，无疑是把道德和规则糅合在了一起，而不是一个清楚有力的表述。所以笔者认为，解决道德滑坡这一问题的首要解决方法就是明确规则，用规则来促成社会共识，约束个人行为。
我们要让规则来适应人，而不是让人来适应规则。在此前提下，规则有两大作用。一是约束。规则应该是为道德最坏的人所定，而非普遍、一般性的大众。对于这点，有人可能会反驳，当人们把道德当作规则去执行的时候，人们已经模糊了道德的真正概念。我们不能指望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即使真的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如果说指望道德会起很大作用的话，其结果往往会造成道德底线的倒退。比如说让座是我的道德行为，让不让座是我的自由，让座的人是高尚的，我不让，顶多说我不够高尚，那也不是什么不对的事情。第二点是倡导的作用。我们说，规则从某一侧面来说，就是向社会树立标杆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取向和判断。去年9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这就是以规则的形式向社会倡议。
因为在规则之外，还另存两种原因。其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当代的教育问题。举个伍子胥与船夫的例子。伍子胥为了避难，在搭乘船时，让船夫不要告诉任何人有关他的行程，而船夫认为这一提醒是伍子胥不信任自己的行为，于是投湖自尽。在现在看来，我们说先秦时期人们的道德水平那是相当的高。而现今的道德滑坡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断层不无关系。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毒害中国开始，历经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又对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思潮的影响造成毁灭性打击，中国人旧的信仰被否定了，新的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中国人信仰缺失的尴尬现实。孔夫子选择教育，作为他那个时代对待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问题，而在今天，我们说教育是制度之外的根本的途径之一。所以我们现在注重加强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学里有关思想道德教育的课程的学分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种教育既是对现时价值观的推崇，也是对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国民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形成的来源有两个，即规则的约束和信仰的力量。如果说规则是我们能够弥补的话，那么信仰的力量是我们最为缺失的一种东西。西方世界里信仰是普遍的现象，也是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衡量的标志，为自己提供奋斗目标。从存在主义哲学上讲，正是因为人们对死亡充满疑惑和恐惧，总是对无限、对永恒充满向往，才有了信仰。虽然本质上信仰是对人的关怀，但是在现实中信仰又成了人们对自己的一种约束，因为信仰是有至高无上的终极的东西存在，能够指引、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信仰的缺失又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我们国家现在要做的是完善规则，建设制度，使公众建立起对法律的信心和信仰。 是的，针对道德滑坡原因我们找到它的出路，一是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二是教育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三是精神信仰的引导。所以，我们要以教育为根本和前提，在规则的约束外，加以信仰的正确引导。那么道德问题也将找到他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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