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
作 者 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金融学院客座教授。（上海 2000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13JZD04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了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澄清了诸多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教条主义话语。然而，遗憾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仍残留着不少教条主义话语的痕迹。而个别意识形态工作者，以及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在读研究生，都把诸如“物质决定意识”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科学图景”的理论推演出历史唯物主义，并由此发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线性的依次更替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这些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根据的话语，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来宣传，不仅不能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割裂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从而给“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带来了障碍。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信誉度，无论是教材编写，还是理论宣传，首先需要对上述三个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的常识性问题作正本清源。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没说过什么，说过什么，反对过什么”，“这一教条主义话语的来源是什么”，“这一话语带来的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是什么”等三个方面，来厘清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以“物质决定意识”
为逻辑起点而演绎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谈到他们自己的理论立场时，从来没有说过“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都是：“生活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他们讲的“存在”、“生活”，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也就是“社会存在”，而非“物质”。
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使用“物质”概念，但一旦涉及到同意识的关系，“物质”后面都跟着“生产”、“活动”、“交往”、“行动”、“关系”等关键词，以把自己的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如他们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4]这些概念，都应当归结为“实践”而非“物质”。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没有说过“物质决定意识”，而且恰恰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物质出发看待世界的立场，才实现了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在被恩格斯誉为标志着马克思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即只是从客体（或“物质”）的角度去观察世界，而不是从实践的角度去观察世界。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在提出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时，作的是历史概述，而不是说马克思发现了“物质第一性”的伟大思想。他为了避免后人把旧唯物主义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当时就警告：“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5]所谓“别的意义”，就是把自然物质对于人类意识是“第一性”的地位，过度解读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包括意识都是由物质“决定”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反复强调思维的基础不是单纯的物质以及由物质刺激产生的感性经验，而是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他说：“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6]他还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表述完全抛弃了。”[7]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社会生活”、“社会存在”或“实践”决定意识。他们不仅没有讲过、并且是反对“物质决定意识”的。
把“物质决定意识”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甚至逻辑起点，源于斯大林1938年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多次断言，马克思是从“物质第一性”推论出“物质决定意识”，再推论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8]坚持这一教条主义话语，会产生一系列理论逻辑的矛盾，也会给实践或意识形态宣传带来困境。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从“物质决定意识”中推演出来的，那么，“物质”概念的外延应大于“社会存在”，且先于“社会存在”而存在，这样，从逻辑上说，“意识”概念的外延也应该大于“社会意识”，且先于“社会意识”的产生而产生。那么，在“社会意识”之外和之前的“意识”，又是什么呢？这无疑是在给神秘的“自然神”甚至“上帝”留下地盘。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任何“意识”都是“社会意识”，没有离开“社会意识”的“意识”。
有些教材既说“物质决定意识”，又说“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决定意识的“存在”，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并认为不能离开社会存在奢谈“存在决定意识”，因为这同样会为唯心主义留下地盘。
有些教材既说“物质决定意识”，又说“实践决定认识”。除非要证明“认识”和“意识”是有本质区别的，或者证明“实践”等同于“物质”，否则，起决定作用的“实践”或“物质”只能取其一。而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具有“物质性”，但绝非等同于物质。
有些教材既说“马克思主义从物质出发观察世界”，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还说“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以什么作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理论立场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是“物”，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是“人”，那么，两者在根本立场上就大相径庭，谈何“一脉相承”？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中的“事”，是指“人事”，而非离开“人”的“物”。邓小平讲的实践标准，包含了“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的价值标准，而不是离开人以外的抽象的“物质”标准。
那些所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教条话语，其实并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含量”，因为它们并非马克思的原创，而是从古希腊直至欧洲近代思想家早已有之的思想；且同马克思所要回答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工人运动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毫无内在逻辑关系，更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贡献。
把“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可能造成的危害，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已经提出警告，那就是把对理想、道德和历史进步的追求，统统抛给唯心主义，而把唯物主义解释成只讲物质，甚至只追求物欲。近些年，那些基于“物质”而不是“群众实践”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人，追求的就是唯GDP论。更有些信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人，在其追求“物质享受”和“敬畏鬼神”之间自由“跃迁”，心中唯独没有“群众实践”，而一旦“物质”帮不了他的时候，他就只能通过敬“鬼神”而寻求精神依托了。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
推演出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中，从来没有先研究自然界，待发现了“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图景”乃至“宇宙的真理”，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后，再把它运用到历史领域，演绎出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说过他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恩格斯则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10]。
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回答了旧唯物主义没有能够回答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他的思想历程，是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法哲学思想。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旁听了莱茵省议会关于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案和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等事件的辩论，使他开始怀疑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律制度是绝对理性产物的思想，于是，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反思和批判。他后来追溯这段心路历程时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1]可见，马克思是从社会的政治关系切入，开始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从而形成了新的世界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是因为“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12]“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13]
从形式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同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恰恰在于他反对构建“整个物质世界的图景”或“解释世界的形而上体系”，而是立足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恩格斯指出，黑格尔革命方法和保守体系之间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15]。而费尔巴哈之所以抛弃黑格尔辩证法，其原因也在于“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15]。为了说明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研究和思维方法继承下来了，恩格斯还用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证明辩证法的普遍性。然而，无论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都没有说，马克思是先研究了自然界，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结合起来，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再把它推广到历史领域，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始终强调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且认为它“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7]。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世界观并非只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础上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相加，因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是无法相容的，其原因在于两者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康德试图调和两者，但陷入了不可知论。马克思是以实践思维方式来观察现实世界，才把旧唯物主义的客观性优点和唯心主义的能动性优点结合起来。从逻辑上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把马克思的世界观说成是先研究了整个物质世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再推广到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源头还是斯大林。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篇中定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历史。”[18]斯大林将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论证，都去找自然界的物质运动的根据。他反复用“既然――那么”的排比句式强调这一“推论”：“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9]坚持这一教条主义话语，同样会产生一系列理论逻辑的矛盾，也会给实践或意识形态宣传带来困境。
我们既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它揭示了“整个物质世界的图景”，又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包罗万象的”，因此它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如果我们承认“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那么，上述两组命题在形式逻辑上就具有不相容性。
我们既说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由解释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导的结果，又引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0]既然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界运动有根本区别，从自然规律中又如何能推演出历史规律呢？
斯大林模式把人当作实现一定目的的工具，而否认了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意识形态根据，就是把历史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的推演，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解释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这在实践中导致了用所谓自然规律的“决定性”来压制人的主体性的教条主义。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的八项“基本要求”的第一条，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实践新鲜经验的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体现。如坚持把历史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的演绎，就无法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坚持的理念。
把历史规律解释成自然规律的推演，还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如果在历史领域，一切都是被“设定”好的，那还需要阶级和政党的历史主动性吗？历史发展到每一个关口，因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政治的和文化的、国内的和国际的、主观的和客观的等因素的影响，其前途和路径总有多种选择。如果说规律指的是必然性的话，那么偶然性就是机遇。十月革命是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是抓住了世界的开放和全球化的机遇。否认了历史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便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改革，甚至无法理解邓小平为何一直强调要“抓住机遇”。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五种社会形态线性的依次更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线性的依次更替，是一切民族都必须经历的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过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但并不是很多教材中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1]马克思用“大体说来”，表明并没有把它作为所有民族绝对普遍的社会发展图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等同于“原始社会”。
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他发现的历史运动的秘密，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说，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亦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还有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2]，即剩余价值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反对把他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及未来的论证和概括，当作绝对普遍的模式强加于世界各国：“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23]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4]。
这一独断论的教条主义话语，同样出自斯大林。在他阐述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时，反复使用的是一种社会形态“恰恰被”另一种社会形态“代替”的话语结构，以表达“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线性”的规律。而之所以历史规律是“线性”的“普遍规律”，是因为在斯大林那里，它是由物质运动的规律决定的，正如他所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25]坚持这一教条主义话语，依然会产生一系列理论逻辑的矛盾，也会给实践或意识形态宣传带来困境。 把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的“普遍规律”，在逻辑上有两种论证方法：其一，演绎法，即说它是由“物质运动规律”推演出来的，而这无疑是说，宇宙在大爆炸最初3秒钟就已经预设好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走同样的道路，甚至就已经预设好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要诞生，1949年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神学”而不是科学，这同黑格尔从“绝对精神”概念演绎出历史规律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把“绝对精神”概念换成了“物质”概念而已。其二，经验归纳法，也就是说马克思考察了西欧、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所有国家的历史，发现迄今为止都是前社会主义四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便归纳出这一规律。然而，不仅马克思从来没有做过这一工作，而且事实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完整地经历过前社会主义的四种社会形态。把西欧的特例强加于人类历史，既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又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
其实，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的结论，是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出发的，他揭示出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弊端的暴露，以及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而造成的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以及对其他民族发展带来的两重性，因此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也就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其他国家和民族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必然走向社会主义，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而不是由所谓预设好的“五种社会形态线性更替”的“规律”决定的。
有些教科书既说“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说“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必然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这同样产生了逻辑混乱：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究竟是历史规律本身，还是历史规律的表现？
一些教科书既说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又说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元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两者的话语又出现了不协调。
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抗拒的规律，本意可能是想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作辩护，但事实上其意识形态作用适得其反，因为它在逻辑上的推导是：既然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不可抗拒的规律，那么，由于中国没有搞过资本主义，因此应先搞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选择；或者今天搞改革开放，就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搞的是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实则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从而否定了改革开放。
坚持这一话语也无法为改革开放提供指导和辩护。正因为斯大林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绝对化，把每种社会形态所包含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简单化、凝固化了，这才造成将苏联在发展进程中因特殊历史条件所做的体制安排，如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和行政化的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破除了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独断论，回归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按这一思想，“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国家所有制只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第一步”，最后应该逐渐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回归到了列宁所说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继承资本主义的“幸福”，而消除资本主义的“罪恶”的思想。
基本结论
斯大林把旧唯物主义强调的“自然物质运动”、而不是马克思强调的“人的活动”当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以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决定作用和必然性，来推论人类历史活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以及对历史规律的独断论表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有为其所开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作合理性辩护的意识形态需要。因为按上述表达，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体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26]。同时，对外也可宣称苏联现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以鼓动其他国家人民支持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苏联社会主义，并扩大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
然而，这些教条主义话语，实质是被马克思批评过的“冷冰冰的”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既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选择的多样性，把不同的探索都打成“反马克思主义”，又漠视了人的主体性，把人仅仅当作斯大林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工具。这些教训，必须汲取。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本来面目，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核心观点和基本理论等方面的思想，排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教条主义的独断论话语，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所须继续做的工作，也是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基础性工作。它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乃至对党员干部和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规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的质疑，帮助人们确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的观念；有助于规避对改革开放合理性的质疑，帮助人们确立创新观念、世界眼光和历史意识；有助于规避对人的主体性的漠视，帮助人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责任意识；有助于规避内外意识形态宣传话语的不协调，帮助人们确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念；有助于规避对马克思主义是僵化教条的指责，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