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还原的明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0-0-02
明代白话小说盛行，其中明代冯梦龙所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统称为“三言”， 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规模宏大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便是《喻世明言》的首篇，故事讲述了外出经商的蒋兴哥将新婚的妻子王三巧独自留在家中，其妻被偶然从窗外经过的徽商陈大郎一眼相中，并与薛婆设计与之通奸。不久陈大郎因回乡要与三巧分别，临别时三巧将蒋兴哥的传家宝珍珠衫作为信物送给陈商。之后陈大郎与同样在外地经商的蒋兴哥相遇，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与三巧通奸的事情道出，蒋兴哥大惊，回乡之后忍痛休掉妻子并将其陪嫁的十六箱嫁妆在妻子改嫁为吴中进士为妾时送出。几年后，蒋兴哥在外经商碰上官司，判案者正是妻子的现任丈夫吴中进士，妻子为了救前夫舍命求情，最后吴中进士了解了情况后成全了两人，让他们得以重新团聚。
古人云：“诗歌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而当下的文学作品也不同程度地烙上了时代的烙印。《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我们清晰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明代社会，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生活，表现了那个时代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想和伦理观念。
一、利益至上的社会
明代商品经济发达，明代经济的发达造成社会的现实，这个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其根本的推动力量始终是利益，首先，蒋兴哥在与妻子你侬我侬，感情最为甜蜜之际决定外出经商，且一去就是一年多，一方面是生计所迫，更多的还是利益的驱使。也是商人这样重利轻别离的本性造成了家庭的破裂，若不是清楚自己利益至上，在遇到妻子出轨这样的奇耻大辱后蒋兴哥也不会还能做到自我反思―“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王三巧之所以会步步沦陷，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薛婆。陈大郎在“精魂”被摄走之后去寻求薛婆的帮助，在连大郎所托之事为何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薛婆被大郎的一百两银子和两锭黄灿灿的金子就沦陷了一半，当了解了大郎的意图之后，薛婆本“连忙摇首”想要回绝，但待到大郎将酬金再加白金百两，薛婆已无力抵抗金钱的诱惑，接下了此般伤天害理的差事。
另外，商人地位的上升也足以看出利益在明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为了保护农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虽拥有财富，但社会地位始终较低，这一点从古人将阶层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士农工商”足以看出。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力量随之壮大壮大，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环境之下，其社会地位影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薛婆在安慰丈夫久久不归的王三巧时引用了时下的一句“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将商人的地位提高到仅此于官员，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之前，商人的地位的明代不仅仅是提高，更是在利益的驱使之下的一种根本性的飞跃。
二、放纵情欲的社会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的主要线索是蒋兴哥与妻子王三巧的感情纠葛，这一对“恩爱”的夫妻在丈夫外出的经商期间由于妻子的背叛而离散。而我们回过头来从源头来看看这对夫妻的情感基础就不难发现这份情感从一开始便是由情欲而起的，从文章起头介绍蒋兴哥的身世，到描述蒋兴哥的成长历程，一直到蒋兴哥“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这一场病故后紧接着引出了蒋兴哥的岳丈，而在这之前故事的女主人公并无出场，从蒋兴哥将王三巧娶过门来才发现妻子“果然娇姿艳质”也可以得出，在此之前两人并无交集，也就是说这份蒋兴哥与王三巧婚后“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少年丧父无依无靠的蒋兴哥与寂寞深闺之中的王三巧，这场婚姻始于两人的寂寞中充斥着情欲 这样标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定两人感情基础的不牢靠，在我们看似你侬我侬的真爱背后只是一副由情欲所支起的华丽空壳，是无力抵抗外界诱惑的。蒋兴哥外出经商，把三巧独自留在家中，将三巧又还原至寂寞的状态，或是出于人性基本的道德，在丈夫外出的头数月之内，三巧的确做到了“目不窥户，足不下楼”，然而在日日盼夫夫不归的失落中，陈大郎出现了，而偶遇之后，陈大郎被三巧摄走的并不是一颗心，而是“一片精魂”，期待“谋他一宿”。而王三巧这一看似安分守己的妇人最终也在情欲之下沦陷，在与陈大郎发生性关系之时，甚至不知对方为何人，只是由于情欲的需要而“不暇致详，凭他轻薄”，并且在这之后“无夜不会”，“情愿收拾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将与丈夫蒋兴哥三年的夫妻情分抛在脑后。很明显，王三巧由始至终想要追随的不是这两个男人，而是她心底难耐的情欲。
三、小说对社会的反作用
小说不仅仅是被动的反映现实社会，有时候还可以反过来影响社会。晚明商业空前繁荣，使得人们面对现实无欲的极大诱惑，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对人欲的压制反而造成了对人欲的放纵。而放纵并不是解决压制的最佳途径，在这一矛盾冲突中，传统观念下的风俗人情与市民的文化心理在不断磨合，碰撞，而冯梦龙抓住了这一过程中的微妙变化，他试图用情教来阐释这种人欲与道理伦理上的冲突，冯梦龙将其拟话本小说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所谓喻世、警世、醒世，就是劝喻世人，警戒世人，唤醒世人，教人们从现实的泥沼中走出。冯梦龙在《情史》中认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 进而倡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情教的提出，是对封建纲常的反叛和挑战，显露出重视文学情感和人性表现的审美趣味。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无论是蒋兴哥与王三巧至深的夫妻情，甚至是三巧后期与陈商间的苟且之情，无不体现一个“情”字，这些“情”在作者眼中都是人性对真情的呼唤，是“礼教”和理学都无法压抑住的。而冯梦龙也并非是无节制地张扬情，他重情也限制情，主张将“情欲”限制在一定的度内，这体现在作品中一系列的因果报应之中，一方面陈商客死他乡的结局，薛婆被打，三巧由妻降为妾，另一方面，蒋兴哥重情重义最后在异乡遇难时化险为夷，吴中进士因成人之美而连得三子，这些无不体现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从利益、情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同时也通过文学对社会的反作用以其主张的情教观念去劝喻、警戒、唤醒世人，带人们走出利欲熏心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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