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里姆特《哲学》、《医学》和《法学》作品的分析
作者简介：刘振（1986-），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史论方向2012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0--01
奥地利著名画家克里姆特是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之一。他1862年生于维也纳郊区布姆加特，1918年卒于此地。其父亲来自波西米亚，是一位金首饰雕刻匠，并对克里姆特的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76年进入艺术工业博物馆的美术学校学习，与1883年毕业。1890年加入维也纳美术家协会。1905年克里姆特组织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学院派美术泥古不化的保守势力，自创“分离派”。其作品多吸收古代奇迹、希腊极中世纪等诸要素，将轮廓的面和古典镶嵌画的相结合，在绘画风格上把亚述、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镶嵌画的装饰性引入绘画中，创造出一种“画出来的镶嵌”绘画，作品带有很强的装饰性。
《哲学》、《医学》和《法学》三幅绘画作品是克里姆特众多作品中受到争议最多的一组作品。它们原计划摆放在维也纳大学礼堂天花板的位置，由于克里姆特其独特的表现风格，使得这些组品在当时收到了极大的争议。导致的最终结果，克里姆特收回了自己的这些作品。这三幅画后来被一位重要的收藏家奥古斯特?莱德勒（August Lederer）所收藏，但不幸毁于1945年的一场火灾。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来自于当时记录作品的一些黑白照片、彩色临摹画，和当时报刊中色彩的描述以及《医学》的孤本草图。
这些装饰性绘画作品之所以在当时引起人们激烈的争论，是有着重要原因的。著名美术史家维克霍夫（Wickhoff）认为，在人们指责作品充满色情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它们思想内涵的排斥。作品流露着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悲观主义，带着很强的未来主义色彩。
《哲学》创作于1900年，这一作品曾经被选送到巴黎世界博览会参展，并获得了金奖。从现存的资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幅画的整体面貌。构图处理上，在朦胧的画面中，各种裸体人物形象被集中安置在画面的左侧。画面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极具悲观主义色彩。各种人物形象扭曲着身体，从下至上呈现出一种扭动的上升趋向。左下角中三位掩面悲痛的人物与处于最下方直视画面代表真理的女神形成了呼应。同样在画面的右侧，则隐约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形象，空的的蓝绿色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女性躯体和斯芬克斯忧郁的面孔。按照分离派第七届画展画册中的记录：“这是世界及其谜团的影像”，这一形象与画面右侧众多人体形成了呼应。这一特点也正反映了克里姆特作品所具有的象征主义这一鲜明特征。
在《法学》中，前两幅作品那种漂浮不定的空间已经被固化成为黑色和金色的版块，如同没有逃生之路的牢笼。其构图是建立在僵硬而又被压扁的空间感与被强行缩短了的透视比例之间的冲突关系上。从画面的整体效果看来，表现了克里姆特一贯的装饰性风格。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追求色彩的丰富变化，在线条的处理上选择风格化的用线，并融合了夸张自然主义的平面装饰风格。在画面的上方，被几何图案包围起来给人以遥不可及、冰冷而抽象的三位女神形象，她们分写象征了真理、正义和法律，如同拜占庭镶嵌画中僵硬的人物形象一样监视着下面的一切。与之相对应的是画面下方的三个邪气十足的女性形象，分别代表了疯狂、报复和罪恶，被审判的是一名男性，弓背曲腰、枯瘦的身体与扭曲的肌肉和血管，如同在卡夫卡式的噩梦中一般等待着宣判，而审判他的就是在其面前即将吞噬他的珊瑚虫状的子宫形象，这种惩罚如同扭曲的阉割梦魇。通过这种方式，克里姆特不仅揭示了法律世界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在《哲学》和《医学》这两幅作品中，宣扬了潜藏于黑暗中的势力战胜了理性。克里姆特将这些潜藏于人类心灵的能量赋予了女神的形象。《哲学》与《医学》中的斯芬克斯、真理女巫和海吉雅女神都在宣告女性统治的地位，而在《法学》中对母系所代表的消极力量的焦虑。
女性神话两极性浓缩了情色本能和社会文化次序中的双重价值，这一点贯穿于克里姆特的多有作品。这显然是受到尼采悲剧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通过形象的塑造给现代生活赋予了一种意义和形象而呼唤古希腊的深层本能力量。在尼采悲剧哲学看来，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人生必然毫无意义，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医学》作品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画面的整体描绘不是展现了医学战胜了死亡，而是揭露了科学无法将人类从痛苦之中解放出来的悲剧。作品的整体上布局上给人一种压抑和恐惧不安的感觉，在画面的正下方，站立着手缠金蛇的女神形象，蛇在西方文化中有着睿智与聪明的想象，但是在这里却象征着人类痛苦的开始。在基督教《圣经》中描述，人类的祖先由于蛇的引诱，偷食了伊甸园中的禁果，遭到了上帝的惩罚，这成为人类原罪的开始。同样，在画面的右侧，簇拥的又当的人群和幽灵充满了死亡的悲剧色彩，显而易见，克里姆特在《医学》中所宣扬的并不是生命战胜了死亡，而是象征了一种生命的悲剧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