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进展及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046-008
本文综述的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主要指纳入了社会性别视角的经济学研究。从方法论角度看，社会性别问题经济学研究有两个主要流派：主流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对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出发点，假定经济决策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关注生产领域和进入市场交换的经济活动，强调机会平等，其研究方法强调数学模型和统计计量分析。女性主义经济学源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广泛认可，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兴流派。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目标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推动性别平等。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主流经济学是一个男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体现了男性的经历和视角，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男女两性的现实世界、为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1][2]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影响人类福利的不仅有市场活动，还有在家庭、主要由女性参与的非市场活动（如照顾家人、料理家务等无酬劳动）。因此，经济分析不仅要关注市场活动，还要关注非市场活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女性的家庭责任是导致她们在家庭及社会中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而忽视无酬家庭照料劳动及其对女性福利的影响是公共政策性别盲视的主要表现之一。第二，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研究性别不平等不能仅局限于劳动力参与和工资等经济指标，更要关注女性的自主权（agency）和制约女性能力发展的各种制度因素。[3]第三，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研究要有道德底线，所谓价值中立的实证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存在的。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很明确，就是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推动以人的福利为宗旨、以平等公正为特征的人类发展。该学派不仅追求男女机会平等，还强调结果平等。第四，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追求的个人利益，独立、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强调作为“相互关联存在的人（interconnected）”[2][4]。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性别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层依据与其他社会分层依据（如阶级、种族、教育、健康等）是相互交叉的。因此，研究社会性别问题，不仅要关注男女之间的差异，还要关注每个性别内部的各种社会经济差异。第五，女性主义经济学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该学派认为，经济关系是复杂的，许多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因素在主流经济学推崇的数学模型中被抽象掉了，从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女性主义经济学不否定数学化和定量分析的作用，但是认为，应该扩展经济学的方法论边界，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定性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此外，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还倡导跨学科分析。
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中国大陆经济学者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比较少，在研究方法上，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比较大。虽然国际上女性主义经济学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学界最活跃、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5]，国内采用女性主义经济学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6]。
值得关注的是，近10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及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影响都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我们以“性别差异”、“性别歧视”为关键词，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经济与管理类）中检索发现：2006―2012年共有338篇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比2001―2005年的88篇明显增加。以“女性主义经济学”、“女性经济学”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显示：2002―2005年只有4篇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文章发表，而2006―2012年为22篇。其间，中国学者在国际女性经济学旗舰期刊《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上发表文章13篇，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著作逐渐出现，不仅有从社会性别视角专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7]、家庭照料及非正规就业问题的著作[8]，还有专门的女性经济学的著作[9]。
学科建设也取得很大进步。2002年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CWE）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启动，标志着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队伍建设的开始。到2012年，该项目共培训了来自全国73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17名女经济学者，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共发表了63篇关于社会性别问题的论文，并编辑出版了两部著作[7][8]、一部研究生教材[10]，该教材是中国第一部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教材。此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开始关注社会性别问题。我们以“性别”、“性别差异”、“性别歧视”为关键词，检索2006―2012年间中国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经济与管理类）发现，2006年之前只有1篇硕士论文对社会性别进行经济学分析，2006―2012年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有16篇硕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
二、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综述了近10年来我国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研究既包括采用主流经济学为理论框架的研究，也包括女性主义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本文的资料来自经济管理类的学术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数据库和北大本所馆藏。
（一）劳动参与和就业的性别差异研究
关于劳动参与和就业的性别差异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大于男性，而学龄前儿童母亲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更大。[11][12][8]173市场化改革侵蚀了国家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和支持、社会向“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观念的回归等变化是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原因。并且，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这些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导致城市住户收入差异扩大。[11]此外，国家和企业对托儿所和幼儿园补贴的大幅度削减，导致大量学龄前儿童的母亲退出市场劳动，也是导致性别参与率差距拉大的原因。[8]190家庭责任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负面影响显著。照料公婆显著降低城市已婚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工资劳动时间。[8]206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女性就业率降低，而男性的就业率增加。[13] 下岗女工再就业难是导致更多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原因。女性失业者实现再就业的概率比男性低、失业持续时间比男性长。[14][15]这不是因为女性的就业意愿比男性低，而是由各种制度因素造成的，如：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较少、女性从国企转向私企面临更高的收入损失、女性集中的集体企业得到国家再就业救助比较少、性别差异退休政策等。[14]
30岁以上农村女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男性。[15]非农就业性别差异主要来自家庭因素。照料儿童对农村已婚女性参与非农劳动有负面影响[16]，照料公婆对妇女非农劳动时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7]，家务劳动也影响女性的非农就业[18]。家庭责任成为制约农村女性通过参与非农劳动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此外，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村女性，因无法成功地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19]，而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和农民身份的双重歧视。
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教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劳动供给的影响都很重要。[8]173[18][20]因此，提高女性教育水平、缩小教育性别差异是推动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的重要措施。
（二）职业流动与性别隔离研究
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和性别隔离问题是经济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市场机制的建立为个人的职业流动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然而经济转型期间，职业流动模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向高职位流动的速度高于女性。[21][22]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发生职业向下流动的风险，女性在职业发展上居劣势。职业发展上的性别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承担过多的家务劳动、缺乏社会资源以支持职业发展、比男性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更易受到经济转型过程的负面影响。[23]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正规工作，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更有可能就业于非正规部门。这些非正规工作合同关系不明确，工作没有保障，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要明显低于正规就业者，且在非正规就业者中女性的收入显著低于男性[8]89，即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收入是最低的[8]48[8]69。
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和隔离在外来农民工和农村非农就业人员中更为严重。外来女性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职业排斥程度远远高于该市场上的外来男性，部分职位甚至出现了“排斥强化”的现象。[24]此外，虽然在给定时间内，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找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比男性要短，但女性找到高收入工作的概率要低于男性，而接受低收入工作的概率要大于男性，从而导致“性别隔离”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模式。[25]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村妇女的转移规模、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都低于男性[26][27]47，并且，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更容易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形态较差[27]51。
（三）性别收入和工资差异研究
性别工资差异研究分为两个层面：平均工资层面、工资分布层面。前者包括单纯研究性别工资差异问题、职业或者行业隔离与性别工资差异的关系、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同与性别工资差异的关系。[28]
单纯研究性别工资差异的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工资歧视。利用2004年CHNS数据研究发现，性别工资差异中不可解释的差异占85%。[29]女性在教育和工作经验与男性相同的条件下，平均工资仍然比男性低很多。[30]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工资率差异中，2/3以上是由歧视及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引起的。[31]农村转移劳动力中男女工资差异的至少40%是因为性别歧视造成的。[32]农村迁移劳动力性别间的工资收入差异81%归结为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33]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34]，职业内性别歧视性因素是职业所导致的男女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35]。在不可解释的77%的性别工资差异中，绝大部分来自职业的纵向隔离。[36]对行业工资性别差异的条件均值进行分解，发现性别工资差异的74%由行业内部差异造成，女性职工处于相对不利的市场地位。[37]而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并不大，缩小性别之间工资差距的关键是降低两者在部门内的工资差异。[38]
此外，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制度特征也是决定企业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经常采用计件工资制的企业及内部职工收入差距较大的企业性别工资差异较大，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比重较大的企业也呈现较大的性别工资差异，但工人的谈判能力有缩小性别工资差异的作用。[39]并且，就业选择和就业获得的性别差异和歧视也是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40]
从工资分布层面研究性别工资差异发现：在相同条件下雇主给女性较低的工资，甚至有些职业对女性存在进入障碍。[41]在工资分布的所有分位数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工资差异；在工资分布的底部，性别工资差异一部分是由个人特征差异造成的，一部分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在工资分布的中部以上，性别工资差异完全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性别工资差异不断缩小，但性别工资歧视程度却不断扩大。[42]此外，国有部门的性别工资差异明显低于非国有部门，性别工资差异存在“地板效应”而非普遍认为的“天花板效应”。对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发现，性别工资差异主要来自歧视，人力资源禀赋所造成的差异很小。[43]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则表现为“天花板效应”，但在工资分布的最高端，性别工资差异又开始缩小。[44]
总之，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明显性别歧视，特别是非国有部门，制定相应的旨在消除性别歧视的政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女性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四）家庭无酬劳动和时间利用研究
女性不仅支撑着劳动力市场的“半边天”，她们还是照料家人和料理家务等无酬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女性面临着尖锐的工作-家庭矛盾。这个矛盾不仅影响女性自身的发展和福利，也影响着她们家人的福利和国家宏观层面的人口再生产及劳动力质量。[45] 但长期以来人们把照顾家人等无酬劳动看作是女性的天职，把与照料相关的事看作是家庭和个人的私事，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家庭照料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同时，无酬家务劳动提供的服务不计入国民总产值，女性家务劳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研究女性无偿劳动是认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关键，并呼吁全面收集分性别的统计数据（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家庭领域）、全面评估女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女性家务劳动负担。
时间利用调查是全面度量女性劳动价值的重要资料来源，因为只有时间利用调查记录了被调查人在给定时间段的所有活动，包括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闲暇。我国经济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家庭无酬劳动和时间利用的影响因素
对城镇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妻子的工作时间、相对教育水平等对丈夫家务投入的影响不大，而丈夫的工作时间及教育水平等则对妻子家务投入影响显著。就是说，妻子不能利用自己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增加丈夫的家务时间，只能通过降低自己的家务时间来降低夫妻双方家务劳动差距。[46]市场劳动时间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没有影响，而男性的市场劳动时间增加却显著减少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不随市场劳动时间增加而减少，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7]19
家务劳动是贫困农村家庭女孩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繁重的家务劳动不仅损害女孩的健康，还影响女孩的学习和她们将来的生活。“关爱女孩行动”调查数据显示：女孩比男孩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即使是对体力要求很高的家务劳动（如砍柴、挑水），女孩承担的仍比男孩多；少数民族女孩比汉族女孩承担更多的家务；年龄越大的女孩承担的家务越多、越重，辍学的概率也越大。[47]
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在无酬劳动与有酬劳动之间的分配，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矛盾。农村经济发展和劳动迁移导致家庭中女性用于非农劳动和农业劳动时间所占份额都呈上升趋势。而女性家务劳动的相对份额并没有随著她们有酬劳动份额的提高而下降。并且，丈夫外出打工会增加妻子的农业劳动时间，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会增加留守老年女性的农业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父母外出打工增加留守学龄女孩的家务劳动时间。[48][49]
2.工作-家庭责任矛盾的影响
前述对市场劳动的大量研究还显示：女性家庭责任对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职业选择和发展及工资收入都有负面影响。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了家庭责任对女性及其家人健康的影响。
已婚妇女照料父母与其自身健康之间显著负相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减少了对城镇老人儿童照料的支持，照料责任基本上转移给妇女。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妇女的照料负担。妇女作为赚取收入者和家庭照料者的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处理不好工作、家庭、老年照料之间的平衡关系会对妇女健康产生严重影响。[50]
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矛盾不仅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影响孩子的健康。研究发现母亲从事非农劳动时间增加对孩子的健康有负面影响。非母亲照料时间对学前儿童的年龄-身高比、年龄-体重比以及体重-身高指数等都有负面影响。[51]
（五）人力资本性别差异的研究
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女性自身素质、收入和地位的主要方法。女性的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男性[52]，但是，针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远低于男性[53][54]。女性劳动者较少获得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正规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和在职培训机会。女性人力资本所获得的教育、培训、健康、迁移等方面的投资都少于男性。[55][56]由于女性承担生育任务、比男性早5年退休等原因，企业对女性培训投资往往少于男性。[57][58]在非农化进程中，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59]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会影响到女性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加剧就业中的歧视。[56]
（六）公共政策中社会性别的经济学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关注性别研究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及公共政策，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还很不够。
我国已出现老年人口女性化趋势[60]，但是，由于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以及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造成女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受益水平都低于男性[61]，从而导致老年女性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62]。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变化，由于在制度设计上缺乏性别视角，新制度实施的结果是两性养老金的差异增大。[63][64]国外的相关研究及政策实施结果都显示：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包含性别视角，不仅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而且能够有效预防和减少老年贫困。[62][65]
医疗方面的性别差异研究显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女性的医疗支出水平都低于男性[66][67]。现有的医疗保险等制度，由于缺乏性别视角，看上去是性别中立和平等的，实际上给男性和女性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68][69][70][71]
目前土地承包及征用中的性别问题非常严重，但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72]关于失业问题的研究只关注了失业持续时间长短的性别差异。[14][73][74]相比之下，在教育、社会保险、劳动保障制度、退休制度等公共政策研究中，更加缺乏对性别的关注。
为了提高公共政策的性别敏感度、增强社会公正，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使用社会性别预算（gender budget，也称为社会性别敏感预算（gender-responsive budget））这一公共政策分析工具。[75]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在不同层面上、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社会性别预算。但在中国，无论是财政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对于社会性别预算都还是相对陌生的[76]。 国内关于社会性别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社会性别预算概念[77]、社会性别预算的参与式特征[78]、一般理论、国外的成功模式和案例[79][80]，在中国推动社会性别预算的挑战和发展路径[80]。有关社会性别预算的活动多为宣传、培训、倡导和对国家及地方的预算体系与程序进行的背景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社会性别分析阶段。推行社会性别预算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政府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责任意识还不够强、社会性别主流化机制和资源保障不足、性别统计相对滞后等。[75]
综上所述，尽管在政策制定中，人们对性别视角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但在很多重要领域，如：社会保障、医疗制度、教育、劳动力市场政策、土地所有权改革、进城务工农民、消除贫困、政治参与等方面，女性的需求和所关心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重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中性别视角的缺失成为中国建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障碍。
三、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现有研究的特征和问题
总体而言，近年大陆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一是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这期间，从社会性别视角、女性主义视角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性别问题的文章逐年增多，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也逐步显现。
二是学科建设开始起步。CWE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女经济学者科研能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中性别问题的研究，针对研究生教学的教材已经出版。参与这个项目培训的教师也逐渐把社会性别分析、女性主义经济学分析视角和方法加入到他们的教学科研中，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研究内容、领域逐渐扩大。从劳动经济学关注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问题，逐渐扩大到无偿劳动、时间分配、照料劳动、预算、公共政策等领域。
四是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除了使用经济学中最常用的各种定量研究方法外，还逐步采用了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常用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大陆才刚刚起步，还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学术研究成果水平参差不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能力有限，致力于这个领域研究的人数仍然较少。
二是研究主体的弱势地位。在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女性比男性人数少，女性的职称与职位较低，所承担的教学任务繁重，而科研成果较少，也较少参与学术交流。女经济学家在学术领域内居于弱势地位，对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的影响微弱。
三是现有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家务劳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对于教育、就业、收入、占有生产资料等的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贸易条件的变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等宏观经济问题关注不足；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研究不足；对民族、阶层等影响社会关系的深层问题关注不够；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也不足。
四是学科建设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和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在教学、学生培养中的影响较小。
五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对主流经济学及公共政策的影响有限。
（二）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际上对社会性别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女性主义经济学流派也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中国的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充满活力、经济成就广受世界瞩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同经济之间的关联也成为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焦点。[81]作为拥有6.3亿女性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社会性别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必然会对社会性别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社会发展已从追求经济增长转为追求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为社会性别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性别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基于跨学科的视角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研究重点应转向加强公共政策的性别视角研究，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性别主流化、逐步减少并消除公共政策的性别盲点作出应有贡献。
为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第一，加强学科队伍建设，通过培训、研究指导及合作研究等形式，逐步提高该领域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第二，在研究中注重性别主流化、加强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之间的联系，打破自说自话的状况，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第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其他国家交流经济转型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视角的研究成果，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同时将中国的发展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