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前沿问题探微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2-0035-04
前沿是指在战争中处在与敌相接的最为靠前的地方。学术前沿不仅要看它是如何推进的，更为重要的还应该看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引领某种学术研究思潮。即便有些学术问题是靠前的问题，但那些不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不一定能够上升为学术前沿。为此，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这不是说，哲学落后于时代。而是说，哲学是反思的学问，反思的前提就是对时代的最为前沿的问题看它是如何历史地推进的。反思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使智慧之神张开自己的翅膀，展翅向前飞翔。换言之，哲学必须把握时代前进过程的学术前沿，而且这种前沿必须能够引领时代的学术研究方向。所以，学术前沿必须是在推进学术问题研究过程中，那些处在最为前端、最具有战略性与前瞻性的问题。那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是处在最前端或最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四大问题。
一、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接合。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要研究的前提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是什么样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搞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不是问题，因为，一是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不高；二是处在左的思想影响条件下，人们也不敢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的提高，许多学者首先从学术上提出这个问题，即我们过去从前苏联进口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根据前苏联的马克思编写的教科书，是不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前提。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我国有的学者首先提出了“回到马克思”学术命题[2]。但是，也立即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马克思生活在一百多年以前，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以致有些学者又用“走近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来回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毋庸置疑，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近马克思和走进马克思，其基本含义都是什么才是本真的马克思。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不仅是我国当代的前沿问题，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一直是一个学术上、甚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前沿问题。
最早有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随后，又有俄国的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分歧。再有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等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批评。卢卡奇认为，所谓前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主要是物化意识的统治。因此，推翻资本主义，首先靠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甚至认为，苏联的十月革命实际不是马克思《资本论》所说的革命，而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还有，前苏联斯大林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否定和不认同。
在我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这个问题还是前沿问题，如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为代表的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与政治上对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所推行的左的路线与邓小平等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之歧异等等。这个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问题。尤其在当代，有人从前苏联接受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出发，认为马克思是反对市场经济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马克思的。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而资本在我国已经作为分配制度的一个要素，那就有一个究竟如何正确对待资本的问题？等等。这就必须回到马克思，认真地去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所以，如何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由于这些原因，这就出现20世纪末，中央编辑局组织学术力量，启动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国际历史考证版（MEGA2）为准自己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手稿、书信等的艰巨工程。习近平还多次提出了干部必须认真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要求。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科学研究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出场”到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真正“在场”，如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建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繁荣，从20世纪末开始到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学术命题逐渐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话语。有学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因为马克思是德国人，马克思的著作，中国人不可能真正读懂，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非就是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找一个借口。还有人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建构一个井田式的儒家社会主义[3]。这些，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它包括三个问题：即是否需要、是否可能、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中国化？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普遍真理，那就普遍适用，如数学、化学、物理，就不需要中国化的数学和化学等。如果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那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真理，所以才要中国化。这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不等同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总是各个民族具有民族个性、特色的科学，都是具有特殊性，所以必须民族化、本土化。另外，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还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能”中国化？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非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就是说，马克思没有中国户口，今天来了明天走。这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今天来了明天走的远方客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在中国”。首先，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唯一正确的理论。再次，中国不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证明，作为一种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现实地转换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究竟何以可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究竟何以可能中国化，它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与规律究竟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问题。只有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发阶段上升为自觉阶段，从而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付诸于全国人民的具体实践。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
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结合”是关键。但是，“结合”，首先要有一个谁来“结合”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结合”的主体问题。这个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最为关键。中国共产党要成为这个结合的主体，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有能够担当这个结合的素质、水平与能力。所以，必须建设一个思想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坚强可靠和作风纯正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证明，没有一个伟大的党作为结合的主体，这个结合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实际。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结合要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必须了解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比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更艰难。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之所以出现失误，主要是对中国的国情缺乏准确的把握。还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次失败，都与对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有关。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基本的经验与规律。
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三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核心和前提，但是还必须时代化、大众化。这里的时代化是指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的特征，赋予时代的精神，落实到时代的任务和立足于时代的目标；大众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群众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要使大众看懂马克思主义，但更为根本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大众的实践行动。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这就是说，大众化，一是要让马克思主义为群众掌握，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成为群众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自觉行动。前者重要，但后者更为根本。所以，大众化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与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理论新形态与实践新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重点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日本学者天儿慧都认为不能用原有概念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德里克1989年发表《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后社会主义”。也有学者甚至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色的资本主义”[5]。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社会主义适合了自己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与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地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形态，不是什么“后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特色的资本主义”。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如，费正清在《伟大的革命》中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因为它“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毛泽东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颠倒”，而且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斯基。有的甚至错误地得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5]。其次是在国内也有学者与国外遥相呼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贡献裂开来，也就是用改革开放后30年去否定前30年，有的甚至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失败，因为解放战争胜利没有把中国带入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制度。这是十分错误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企图通过否定毛泽东来否定新中国，否定共产党，从而最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改革开放以后提出来的，但不能把后30年与前30年割裂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没有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国家所提供的环境，那是不可能的。尽管毛泽东晚期犯有错误，但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不可否认的，比如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举世公认。李捷说，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新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五大贡献：一是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二是在创建了新中国以后，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三是极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国防；四是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五是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6]。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问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讨论的主要话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毋庸置疑，虽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但他们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包含了毛泽东思想。肖贵清认为，两大理论成果具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保障人民利益的价值标准。因此，无论是纵向的继承和发展，还是横向的理论逻辑的展开都体现了两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的关系[7]。
四、中国道路的价值问题
近年来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此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模式。但是，模式有二重性：有样板之意，也有固化、僵化、呆板、教条之意。习近平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这是对的。显然，模式一词肯定会引起诸多歧义。所以，我不赞成用中国模式，而倾向于用中国道路。因为道路就是路径之意，道路表明社会发展与前进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前进的探索过程。
从中国道路的探索到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问题是中国道路的成功对中国的未来，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价值是什么呢？中国道路的价值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最为前沿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的崛起是不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崛起？中国道路的价值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焦点，但西方有的学者却把中国道路看作是一种没有价值观的崛起。比如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柯白就认为，中国道路遭遇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困境，中国的软实力微乎其微。他说：“中国的崛起并不包括特别的道德或规范意义，迄今及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向世界呈现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但它们不可能包含高调的哲学理论与意识形态。”[8]柯白完全抹煞了中国道路的价值意义，这是片面的。不过，柯白的批评对中国道路学术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那就是研究中国道路，必须深层追问中国道路的哲学道德价值，而不是局限于呈现自己的“经济与军事的力量”。在我国的一些学术研究中，把中国道路看作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这是对的。但不足的是，这些还是属于经验层面的认知，尚未进入哲学价值研究视野。哲学是一种时代精神，那么中国道路所展现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第二，中国道路如果有价值的话，那么这种价值是什么？中国道路究竟给中国未来和全世界展示出了什么样的价值？中国道路在国际的反响实际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为中国道路是一种没有价值观的崛起，不存在对世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另一个是西方一些国家从质疑中国道路开始转向质疑自我。如阿根廷政治学家、外交家丹特?卡普托就认为，关于中国的疑问远不如中国推动我们对自己提出的疑问更让人不安[9]。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什么让西方质疑自我？这是国外提出的问题，但更是我国自己更应该沉思与研究的一个深层问题。那么，中国道路中那些自在的潜在精神是什么？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理念。我国通过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从而激发和释放了中国人民自由与社会的活力。这就是中国道路所体现的一种超越西方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道路的自由价值理念是对西方自由价值理念的扬弃，她是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中国化的成果
第三，中国道路的文化软实力问题。一般把文化软实力说成是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的市场份额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道路的话语权问题。争取世界话语权才是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问题。我国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但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世界，那还是一个十分遥远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地增强，西方各种思潮乘虚而入，所谓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向我们的儿童、我们的未来一代传输一种美国的种种理念，使他们从小在心灵上就深深的烙上美国的印记。比如在电视剧《舞乐传奇》，当夏云仙在调查海东来的弱点时，宇文中说：人可以藏住自己口音，藏住自己的身世，但是藏不住自己舌尖上的味道。如果中国的儿童小时候都喜欢美国味道，那么长大以后，也就会喜欢美国味道。如此类推，将会得出什么结论，那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西方新自由主义、极端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作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地在中国寻找和扩大自己的市场。这就可能逐渐淡化或甚至像前苏联一样，最后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权。所以文化软实力问题，根本问题还是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的话语权的问题。换言之，在我国，如何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争取国际舞台的中国话语权问题，这个问题，才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问题，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最为前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