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053-02
回顾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旧中国时期，内忧外患，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认识中国的现状和出路的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注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理论的新鲜血液，但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历通俗化、大众化及中国化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许许多多先进的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人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是人民群众生活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17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也不例外，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的基础上，用于指导斗争的思想武器。
《大众哲学》成书的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肆意妄为的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文化实行高压政策。19世纪4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民族和国家、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的深渊。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倒行逆施，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此时，民族的未来将如何，个人的出路在哪里、靠什么来救中国等问题成了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担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的艾思奇，也收到了众多读者的来信，特别是失学失业的青年，他们无不吐露了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担忧以及心中的苦闷，希望艾思奇能够给以解答。
残酷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刺激了艾思奇，唤醒了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艾思奇感知，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缺乏正确的世界观指导，由此艾思奇认为，“使更多的人把握正确的认识武器，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正确的生活道路，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2]。艾思奇以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形式，以满腔热情投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和群众的需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理念是满足时代呼唤和人民需求的必然产物。
艾思奇以其《大众哲学》一书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艾思奇将他的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宣传，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被毛泽东赞誉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大众哲学》是其重要著作，堪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之作。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命题，强调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真正为人民大众所掌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引领方向、凝聚人心、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作用。
从现代哲学史上看，艾思奇较之他人相比，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他在1938年4月1日发表的《哲学现状和任务》一文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哲学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里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意思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要与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相结合，以此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这里可以看出，艾思奇是反对把哲学变成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的。
《大众哲学》的语言通俗易懂，正是其以这样的语言风格密切联系着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抓住了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事例和当时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并着力于引导人们能真正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分析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以及其他大众化的哲学著作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工作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可供参考的历史理论经验。
《大众哲学》的出现是“革命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产物。其理论意义首先是为了确立和巩固唯物辩证法在革命运动中的指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在理论宣传上的政策转变、大众化运动的兴起及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大众哲学》写作的具体历史语境。它们的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动员民众参加到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来，这也正是《大众哲学》所要承担的使命。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所写的全是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方面的内容。唯物辩证法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502，“离开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革命理论，离开整个的革命理论，也不会有真正完全的辩证法唯物论”。
在艾思奇看来，哲学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在于依据这些认识和理解，去实际地具体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在《大众哲学》一书中，艾思奇运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他说：“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我们说哲学是人类对于事物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其意义也就在此，哲学不能单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要能指导我们做事。它的‘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理论决不能与实践脱离，离开了实践，就是空论……只有站在改变世界的立场上，在实践中去磨炼出来的哲学，才是真的哲学。最进步的哲学，一定是代表着最进步的实践的立场，没有进步的立场，决不能得到进步的真理，我们常听说所谓哲学要有党派性，不外是这个意思”[4]。 其理论意义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指导实践、在于实际运用。这就将理论意义转化为现实意义，而这里的现实意义则是为了适应中共加强革命理论宣传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理论大众化的要求。大众化运动首先兴起于文学领域，之后蔓延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共有感于大众化运动中“讨论”多于“创作”，要求理论工作者根据群众的具体要求，创作真正大众文艺的著作，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3]。在《大众哲学》一书中，艾思奇重点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即社会总是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在谈到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时，艾思奇指出：“一件事物内部所统一着的不只是差异，还有矛盾，因此它的内部就不断地有冲突，因此这种统一就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矛盾才是永久存在的，绝对的东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提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进入新世纪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特征，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我们的发展条件非常有利，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制约发展的机制障碍多，发展方式粗放、发展效益不高、发展代价过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大众哲学》最后一节，艾思奇写道：“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然而因为是必然要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坐着不动地来等待吗？如果我们不积极地起来努力，旧社会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强，而新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不是要减弱了么”，“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中必须具备成功的条件，必须要有广大的民众不满于现状而要求革命，同时旧制度的维持者也缺乏维持的力量了，这些都是必要的客观条件。然而单有这些客观条件，还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些广大的革命民众还得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积极地起来努力向着正确的道路走去，这是主观的努力，没有这主观的努力，客观的条件无论怎样好，还是不会成功的”。
在《大众哲学》中，艾思奇不仅仅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并且巧妙地实现了哲学与革命的结合；还以通俗的语言，贴近百姓生活的事例，拉近了普通民众与哲学的距离，巧妙地实现了大众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正因如此，《大众哲学》“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