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的原则与途径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32―06
一、研究背景与概念界定
近年来，哲学界对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了很多关注，特别是围绕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讨论。1997年8月1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黄楠森、韩庆祥和欧阳康等人撰写的主题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一组文章，这是正式提出此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有关学术机构和科研院所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为主题，举办了多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学术论坛，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处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与态度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哲学语义学的角度看，“形态”一词在德文中一般被表述为Gestalt（格式塔），意指“正在形成的”、“被塑造出来的”“组织结构”或“整体”。哲学形态就是指哲学的组织结构或整体，是哲学各要素按一定的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体系。简言之，哲学形态就是同生产方式、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体。
每一种哲学形态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都是特定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存在任何抽象的、永恒的哲学形态，它源于特定的社会实践和时代主题，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恩格斯曾经说过：“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个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再到当代形态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至今，屡受各种类型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的挑战，而它自身则在回应挑战中，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不断增益其理论内容，更新其理论形式，拓宽其理论视野，从而实现哲学形态的创新。
哲学形态的发展与演变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与规律。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所处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一定的思想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新旧哲学形态之间并非整体取代的关系，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和次生态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要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工作推向深入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需要从七个方面着手：回答新问题；进行新对话；开掘新源头；创造新方法；丰富新内容；建构新体系；倡导新价值。惟有将这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建构一个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充分反映当代科学、哲学和人类实践发展水平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虽然近年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构建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新见迭出，但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则和途径等基础性问题的反思还很不够，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反映时代特征，又引领时代发展。实践内容改变了，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应随之有所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不管“国情”还是“世情”都发生了深刻而又重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这就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和解决。因此，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成为势所必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把握时空交融特性，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科学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原则和构建途径。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构建原则
（一）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先后强调了尊重老祖宗与超越老祖宗相统一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老祖宗不能丢”，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江泽民也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些论述都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态度，理当成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重要指导原则。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将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老祖宗）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老祖宗）结合起来。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所内含的立场、观点的继承；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方式、方法论的继承。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根据国情和世情的变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具体观点；二是使哲学主题具有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发展；三是表现形式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更要在真正理解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当代“世情”，自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任何割裂两者的做法都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偏离正确的方向。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的原则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时代课题等因素的影响，任何脱离民族特性的哲学都是虚幻无根的哲学。另一方面，有生命力、有前瞻性的哲学，必须能超越民族特性，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尤须具有世界性视野。由此可见，遵循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的原则，以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
首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产物。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哲学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它们既渊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征，又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紧跟时代步伐，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条件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决定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主体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践基础都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交织着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征是其具有真理性和生命活力的重要保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富有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根深叶茂；它又是开放的哲学理论体系，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能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特征的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较之于以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必须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创新、突破的前提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特征。立足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点，是其保持生命之树常青的根本保证；而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超越现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赵剑英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无疑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总之，当今社会是一个交往普遍化和紧密化的‘全球化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网络化数字化为构造机制的‘技术化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风险化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正在削弱、‘世界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历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这些都表明着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哲学不是具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新形态哲学必须适应、体现、引领这一“巨变”，才能在多元哲学对话中具有话语权，并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指导思想。
（四）价值取向和服务对象的大众化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宗于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学术性、抽象性、晦涩性和思维方式的异样性，拉大了它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削弱了它武装群众以改造世界的功能。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着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玄妙深奥，而是要面向大众，面向实际，面向生活，让人民大众分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魅力。从艾思奇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到毛泽东、李达、邓小平等人以身示范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利益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它从实践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力和目的，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以大众化为基础和归宿，因为只有让大众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构建途径
（一）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
在中国哲学内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长期处于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的状态，很难整合各自的思想资源来有效回应时代的问题，削弱了哲学改变世界、指导生活的功能。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打破学科隔阂，加强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形成哲学研究的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源于西方，同西方的思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性、批判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它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扫除长期以来制约真诚对话的思想观念障碍和机制障碍，确立对话基础，梳通对话渠道，端正对话态度，明确对话目的，挖掘对话的突破点，从而在对话与批判中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第一，以现实问题为纽带，搭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桥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时，往往受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出现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目的不一致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对话机会的减少。虽然各国面临的具体问题、具体矛盾不尽相同，因此决定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种族冲突、地区战争、恐怖主义、文化矛盾、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纽带和桥梁，可以有效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直接的对话与交流，在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丰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第二，把握基本方向，引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观点大相径庭，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来源、立场不一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具有相似性，直接抄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恰恰相反，他们源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和转型，而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都标榜归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是没有联系的，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注意把握基本方向，不因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歧而堵塞对话的渠道，应善于发现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在交流交融交锋中求大同，存小异，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解为关于人的学说，认为尊重人、理解人和为了人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对构建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人学在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当得到凸显。
第三，加强互动，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发展。在如何对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否定、排斥、批判、斗争压倒了对话、学习、交流、借鉴，这不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照单全收，更不能坐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出挑战，而应将对话与批判结合起来，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话和批判中扬长避短。构建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同时充分展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精神。这种基于互动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有深度的对话，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健康的建构之道。
（二）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后发展国家或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都出现了认同危机，本民族的文化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化所蚕食。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也难免全球化潮流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国的传统哲学，并以批判、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有此自觉。
美籍学者林毓生对五四“全盘反传统”及其后果有过深入的研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毫无疑问，五四反传统态度是激进的，但是否“全盘”反传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复杂问题。本文暂置不论。重要的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有没有值得继承转化的东西？当我们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有必要对后五四时代绵延数十年的反传统声浪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问题在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旧世界”被破坏了，“新世界”的根脉何在？这些问题值得反思和总结，只有把教训变成财富，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林毓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
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先要弄明白我们要转化的是哪一些传统哲学，坚决要摒弃的又是哪一类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是拘泥于某一家或是某一派，更不是局限在某一特定历史形态，中国传统哲学中确乎存在着某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质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接轨。其次要厘清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和政治系统的复杂联系，将学术化的儒释道与制度化的儒释道区别开来，以避免回到全盘否定传统哲学的老路上来。再次“‘创造的转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是经由对传统里的健康，有生机的质素加以改造，而与我们选择的西方观念与价值相融会而产生的”。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哲学要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是要不得的。在面对气候问题、种族问题、战争冲突、文化矛盾等问题时，中国传统哲学不但没有过时，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传统哲学中富含仁爱、公正、中庸、和谐、大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思想，为重建当代世界新秩序，正确对待各国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纷争提供方法论指导，是化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良药，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奠定哲学基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自觉地创造性地转化这些传统思想资源，这不仅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承担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责任的需要。
（三）积极推进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具体地说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运用、发展、创新的过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初步阐述了这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之后又提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进行了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二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包括两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二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前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后者着眼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革命斗争方面，思想理论建设比较薄弱。用毛泽东的话说，“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这一状况后虽经毛泽东等人的努力而有所改观，但哲学理论与客观实际的矛盾仍有待进一步解决，以哲学创新为内核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我国历经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几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从而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现实基础。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理论总结和抽象，形成当代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的，要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又要以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理论归宿。此所谓中国实际通常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在道路探索、思想理论建设和制度设计方面取得的成就。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辩证综合中西马哲学智慧，使中国实际有效地提升到理论高度，以丰富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增添中国元素，并且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普遍性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