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内涵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5-0098-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概念或命题，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已开始了，并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仅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还未达成统一意见、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难点问题。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随着实践、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而且“中国具体实际”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是特定时期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因此，这种“相结合”不仅是不断发展的，更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邓小平曾谈到：“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1]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或在中国的应用，这种“化”应该是两者结合后发生“化学反应”，能“化”出新的东西。有的学者也具体分析了“化”与“应用”的区别，“应用”不等于“化”。某种理论的“应用”是指用它解决问题， 它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化”则是指理论本身的变化。“应用”充其量只能为“化”提供理论依据。[2]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应该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及结果的统一体，它既是一种历史进程，也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种理性自觉的精神，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这也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而是递次生成、循环演进、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
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先验、既定的，而是基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要所形成的，正像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使得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百余年来，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一百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苦苦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但一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我们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最终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吸引了先进的中国人，并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5]；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西方，但其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共通之处，因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中国人接受它的认知障碍。
但对中国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中国人民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必然会受到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等因素的制约。这也就决定了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已是被中国人民“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打上了中国烙印的、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重涵义。因此，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初始涵义是指中国人民在自身需求与文化制约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其内化为契合中国国情、迎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的过程及结果。这样，被中国人民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了，而是被初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0月
第29卷第5期夏从亚：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内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步步向前推进。在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1938年10月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实现途径等开始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上取得了重大成果，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如马克思揭示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但这条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十月革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而取得胜利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也学习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武装斗争的实践还没有取得“中国化”的形式。后来，我们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因为我们实现了从城市中心转向农村中心武装斗争实践的“中国化”，正是在这种中国化的实践中，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强调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后来由于毛泽东背离了中国国情，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巨大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7]经过邓小平的大力倡导，由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逐步恢复起来，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种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践，并与之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重涵义。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种双向互动，既包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也包括将中国的实践经验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8]因此，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要注意及时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和理论提升。在这种新的理论性创造过程中，要注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一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融通。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必然存在一些作为人类文明共性相似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与提升时，要注意做好两者在内容上的衔接。另一方面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进步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容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总结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建的，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契合中国国情、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自觉接受其指导的精神指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通过不断的经验总结与积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大量的论点、具体结论和基本原理，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创建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重涵义。
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只是我们最初革命救国的工具性需求，我们应该在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同时，用中国来“化”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础上通过自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创建出中国本土性的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在新的实践条件和理论基础上，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积聚和提升中国人民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性修养的过程及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重涵义。
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无限深化的历史进程，所以，以上述学习和创新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简单重复性的，而是在这种理性自觉的精神指引下，不断学习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再创新的历史过程，并不断在新的高度循环再现，以至无穷。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其内涵是递次生成、循环演进的，而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是前述四重内涵递次生成、循环演进的过程及结果的统一体。
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种实践运动，又是一种理论形成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又要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应用。“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9]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说“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说，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同时，要注意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的实践、中国的经验中有许多的内容都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的，比如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或者有些内容在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只有原则性的设想，而中国的实践大大丰富了、具体化了这些设想，如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谐社会理论等。这些经验总结以其显著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上讲，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和提炼所形成的系统化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总是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与提升所创立的新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 相对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来讲，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大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为求得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依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传统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推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这些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会在新的实践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历史进程。
总之，从结果上看，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理论成果。任何真正的科学理论都具有开放性品格，保持高度的开放性是科学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广泛的包容性，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吸收新元素、迸发新活力。因此，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应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并将其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通过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作为一种理性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方法和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会不断出现。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就有一个不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也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态度和方法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方法和态度体现在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切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是一种理性自觉精神的体现。
作为一种方法和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旨归，领导中国人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性自觉。它表现为在实践活动中遇到问题主动发问、合理寻找和利用相关理论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再实践、再发问的一个逻辑过程，这个过程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合目的性，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理论的导向性与中国国情的客观现实性的互动中展开的。
理性自觉是一定主体的理性自觉，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结合问题上，总是存在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近代中国，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中国新出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都在苦苦追寻与实践，但不管是中国式的“太平天国”，还是西方的“君主立宪”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搬来民主主义，试图以其“三民主义”救中国，但刚刚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又很快被北洋军阀的袁世凯所窃取。中国人困惑了，有血性的先进分子萌生了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向西方学习都不能成功呢？毛泽东叩问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0]正当中国人彷徨、苦闷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由向西方学习转为向苏联学习，开始由用西方的民主主义救国转向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并开始了自身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度脱离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中国革命陷入低谷。由此可以看出，从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刚开始是从工具理性的层面看待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后来经过两次失败、两次成功的反复实践，才证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不行的，才逐渐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断总结中国实践经验，开始从价值理性层面来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更高的层次。
实践证明，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建国初期，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从而夺取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后来，由于理论、政策与实际严重脱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招致严重挫折。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经过30多年的奋斗，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的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不动摇，牢固树立结合意识，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和发展就一定会少走弯路，不走邪路。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要塑造一种“返本开新”的自觉与自主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回到马克思主义”并非是要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原话，用本本去框现实，而是要从现实存在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没有说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的新话，去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是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只有返本，创新才会有依据、有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指，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不断地改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观点，抛弃原来不完全乃至不正确的认识，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自主“创建”新结论、新原理来代替某些旧的、过时的原理和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新发展。“回到马克思主义”是手段，“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目的，二者统一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这样才能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的自主与自觉意识，更加有效地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