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浅析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现状疏理
（一）计划生育的实质
实行计划生育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应该相适应的原理，结合当时中国国情而制定的决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后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人们关于计划生育认识更多的是“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个子女”。关于计划生育的概念实质我认为更倾向于家庭生育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family planning，但在我国，计划生育所提倡的实际是birth control，政府通过实施政策进行强制的生育管制。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利影响
不可否认，我国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的确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国家对家庭都带来了有利影响。
其一，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统计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
其二，实行计划生育，缓解了人均资源、土地、粮食占有量，从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均资源水平。
其三，实行计划生育，使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减少，从而加速资金累计。
其四，实行计划生育，对于单个的家庭来说，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减少了家庭消费成本，减轻了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繁重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生活物质水平。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作用
计划生育在带来有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的看到了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下降、人口结构比例逐渐失调等。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小孩，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一个小孩肩上所承担的养老负担，结婚后如果对方也是独生子女，那么双方不仅承担着四个父母的养老问题，更多还有上上一代的养老负担。同时不可避免，另外一方面计划生育使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潜在风险。意外风险倘若发生，孩子一旦出现意外，部分家庭可能会面临“失独”的痛苦。
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转变的价值探讨
“单独两孩”政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关于“单独两孩”政策在《决定》中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已实施三十多年，我们应正确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转变调整所带来的多方面价值。
首先，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满足了群众的合理生育要求，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生育政策的适度放宽给百姓在生育数量上的选择空间更大，进一步使生育政策与群众的生育意愿保持一致，缩短了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距离，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相比于“一孩”或“一孩半”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会更小，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其次，由于我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率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出现转型，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人口年龄普遍上升，年轻壮力劳动力越来越稀缺，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状态，从而“未富先老”的问题逐渐突出。同时由于持续低生育率，所演发的一些学校资源等社会公共资源利用率下降。放开“单独两孩”政策能够较好地在一定周期内缓解这种状况，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同时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再次，实施“单独两孩”政策降低了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潜在风险。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其潜在风险包括子女成长风险以及今后独生子女所面临的养老负担等风险。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独生子女一旦有伤、残、亡等风险的产生，出现这种情况时，家庭不得不陷入痛苦之中。“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实施，有利于规避家庭风险，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第四，计划生育实施以来，由于对不同民族、城乡地区之间规定不同，导致不同地区人口比例逐步失调。农村地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加之传统“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观念色彩的影响，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如若不做出政策调整，势必会对今后人口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调整，有利于缩小民族、城乡、地区之间的生育政策差别，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恢复正常水平，有利于实现“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最后，人口政策的调整变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口子”一下收的太快，会在一定情况下对人口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会引起人口结构的不规则变动，从而导致人口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口子”放的太宽，不仅会再次增加我国人均负重而且会影响可持续发展，对环境生态、经济水平发展都会有相应的负担。在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生育政策显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看出我国生育政策的制定充分认识到了人口政策具有缓调性这一特征。生育政策不仅仅是控制人口数量、解决人口问题，它关系着社会人文与自然规律的双向合理发展。由于人口成长是动态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惯性幅度，这次改革中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利于保持人口结构的稳定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三、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器和人口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而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实施已经三十多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我们应反思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应把握好时代变化的节奏，高瞻远瞩，统筹规划。
（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依据人的主体价值，坚持“以人为本”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公共政策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将满足群众的合理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既要从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适时了解民众的意愿与诉求；同时又要把不占多数的弱势群体作为服务重点，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与利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公共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价值的时效性，贯彻“可持续发展”
孟子讲“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一方面，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价值主体的时效性，尊重历史，不否定公共政策在当时阶段时期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所创造的价值，客观看待评价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应着眼当下，与时俱进，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逐步调整和完善。通过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实施应根据社会实际发展和民众意愿而调整改变，着眼解决当下问题。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循“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在实现短期目标的同时做好长期规划，有效估算政策实施后对长远发展所带来的预期价值利益，从而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的协调统一。
（三）公共政策制定应认识到主体间性，注重“公平效率”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主体与主体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主体间的矛盾与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还应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追求“公平”，但由于过分强调“公平”，导致出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局面；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公共政策的理论点着力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现如今，市场的独立运行相对于政府干预能够更好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所以说现如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的竞赛结果源于相同的起点，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使公民权利的行驶在同一起跑线上，运行同样的规则。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运行实施过程中注重效率的价值导向。这一过程主要是指人类的各个主体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主要是指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效率原则引导支配经济活动，通过个人财富的创造产生使社会财富总和达到最大化，从而做大“蛋糕”，公平分好“蛋糕”。这样逐步减小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差距，减少主体间矛盾的产生，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分配不公的程度，逐步实现公平正义。
（四）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个体与集体的联系，实现“和谐发展”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所构成的社会。家庭生育本是公民自己的家事，是公民的权利，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强行将家庭生育规范在权力政策内，我国这一政策的实施与群众的生育意愿有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应尽可能地建立在合情合理使群众易于接受的基础上。因此公共政策在指定的过程中，应考虑到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相协调，局部与整体相统一。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既要满足群众的既得利益，又要从整体布局出发，做到个体与集体的协调统一；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给个体利益的实现活动范围划定了界限，所以说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把握拿捏到位限制的度，不可太紧影响个体利益的实现，又不能太松使个体利益膨胀影响集体的长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应追求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双赢”，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静态结构，而公共政策的事件过程是动态化的。因此公共价值的制定与调整应根据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逐步完善。但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制定仍旧需要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将“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