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重要治藏政策及其影响初探
一、设置驻藏大臣
1725年（雍正三年）清朝决定由康济鼐兼管前、后藏。第二年，正式册封康济鼐为“总理西藏事务贝子”。1727年，阿尔布巴发动变乱，杀死康济鼐，清朝迅速平定了这场变乱，随后就派大臣二人驻藏，正式建立了驻藏大臣制度。创建之始，驻藏大臣仅统领驻藏官兵，督导藏王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乾隆十五年（1750），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谋叛，驻藏大臣傅清被杀害，清朝随后平定叛乱，并废除了在西藏封授郡王（藏王）制度，设立了噶厦，任命四噶伦（三俗一僧）以分权，在驻藏大臣以及达赖喇嘛统驭下协办藏务。五十八年，在平定廓尔喀入侵后，清廷颁行福康安所奏《藏内善后章程》（即《钦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标志着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以驻藏大臣为主的西藏行政体制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驻藏大臣职权高于达赖喇嘛。根据这些规定，凡西藏的官吏任免、行政、财政、军事、涉外事务等大权，均归驻藏大臣，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远在其下。这样一来就大大强化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极大地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二、“金瓶掣签”制度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条就立下了金瓶掣签制度。“一、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灵童的问题。依照藏人旧例，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如此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之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三、充分利用西藏本土的“藏传佛教”
清政府重视、优待藏传佛教上层首领，达赖喇嘛、班禅在西藏僧俗中有崇高胡威望，巨大的号召力。清朝统治者对达赖、班禅倾心归向于清政府极为重视，给以他们丰厚的优待。顺治九年，清政府册封达赖五世为“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又封班禅为“班禅而而德尼”，给以产他们极高的地位，佛教事物从此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班禅厄尔尼德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此外，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朝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握漠北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物；康熙五十年（1711）又册封章嘉胡土克图为“大国师”，总领内蒙古藏传佛教事物。这样，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分为四大部分，达赖喇嘛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主内蒙古，这样就形成了四大活佛分治的局面，互不统属可以“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予辑边陲。”能较为有效的防止擅权、叛变。
四、有利影响
毫无疑问，“驻藏大臣”、“金瓶掣签”、“优待佛教贵族”这三项制度均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建立起了清政府与西藏的直接联系，是清政府对地方行使宗教监督权的三项创举。从总体上看，这三项政策所起到的积极作主要是稳定了蒙藏社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西藏社会的发展。
具体上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优待佛教贵族，对藏传佛教的扶持，壮大了藏传佛教，这样不仅赢得了宗教上层人物的欢心和拥戴、同时也赢得民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了藏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客观上促进了对中华民族民族内部之间的文化交流，加速了民族融合；二是“驻藏大臣”的设置与“金瓶掣签”的实施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上层的控制，对于平息西藏各部落、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加强边防，防止和克服少数上层僧俗分子擅权和分裂活动，密切西藏同祖国各地以及中央政府的关系，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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