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传承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116-05
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民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9年的38.1%，约为2.97亿[1]168 。农村中许多年轻男子去城市打工，妇女和老人在家种地，这种劳动力结构已经影响到农业生产[2]284。学者估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留守妇女数量已经达到6 000万人，占到全部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的20%[3]89。在许多村落，农村妇女已经接管农业生产[4]。另外，农业老龄化现象在西部贫困地区十分明显。据抽样调查，农村60～64岁的老人中有62.7%从事农业生产，65～69岁的老人中有47.6%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是70～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也还有29.2%从事农业生产[5]78。显然，伴随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出务工，农业劳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并影响到农业生产。有学者发现，在华北平原，每增加一个劳动力外出，玉米每亩产出减少101斤，占平均产量的14%[6]。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迁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而且对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农业劳动力流向城镇，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国农业劳动力结构变迁与西方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不同，西方农业劳动力结构变迁是自然的过程，且呈现均衡态势，只是改变了农民的职业角色[7]7；同样，法国“农民的终结”并非农业劳动力的“终结”，而是传统意义上“小农经营模式”的“终结”，最为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结构并没有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失衡现象”，法国农村也没有出现衰落，反而越发繁荣[8]12。与此相反，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结构变迁引发农村人口结构失衡，并使农村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由此导致中西部农村日益萧条。本文基于陕西关中李村的田野调查，试图讨论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传承的影响，目的是为西部山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村落文化的传承机制解析
（一）村落文化的概念
村落被费孝通称为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9]9。基于村落这个特殊空间上的文化模式被称为村落文化。一般而言，村落文化概指农业人口在特定的地域长期生活和劳动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意识，乃是信仰禁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之总和[10]。李银河则认为，村落文化是相对于都市文化而言的，指的是以信息共有为其主要特征的一小群人所拥有的文化（包括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11]。总之，村落文化是特殊场域中村民的社会实践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结果。传统村落文化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庭、家族和自然村落为载体，以宗法、礼教为思想内核，且存在于亲情社会中，它对乡村社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调节和维护的功能。
（二）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体系
村落文化在调解村民冲突，调和矛盾，规范行为，倡导信仰和观念，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村落文化的主要功能表现在：导向和规范功能；整合和沟通功能；传承和教育功能[10]。这三大功能对于维持村落社会正常生活、生产起到不同寻常的作用。那么作为一种特殊而微观的文化模式，传统村落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再生产的？
首先，基于村民生产、生活的长期实践基础形成对村落文化的认同感。这是村落文化传承的先决条件。在乡土社会里，村和村之间是相对孤立的，即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疏少[9]。村落中的人们出于生产生活的便利、维持村落社会秩序及稳定的需要，制定了相应的习俗、规矩，经过时间的演化，才逐渐成为人们所熟悉的礼仪、风俗、道德规范等，从而构成村落文化的主要内容。从社会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村落文化是有边界的，它是由村落共同体的自然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三者共同型塑的 [12]，因此，只有在这些边界上进行确认，才能具备维系村落文化的基本条件。
其次，村落文化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代代相传，并借助仪式来展示或表演的。因此，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村落文化具有共享性和同质性，以至于使得口头传承成为主要的方式。同时，作为村落文化最主要类型的农村习俗通常又是以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仪式是村落文化实现衍变、递进的实践依托，布迪厄称之为“仪式体操”[13]。
最后，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再生产需要相对稳定的村落人口结构。鉴于传统村落文化兼有仪式和表演的双重性，因此它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员都有一定的角色定位。老人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创造者和维系者；青年人则是村落文化传承的主角，儿童不仅是村落文化的参与者，更是未来的传承者。缺失任何一部分人口，村落文化的传承都可能面临危机。更何况在乡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等大趋势下，伴随一个个新村落的崛起，传统村落正在大规模消失，传统村落文化也在快速衰败[14]。尤其是农民大规模地外出务工，传统村落社会结构逐步走向解体，而村落社会结构变迁性则对传统村落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传统村落文化的消解、隐伏与变异，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村落文化的维系机制的崩溃和再生产逻辑的断裂[15]。大量中青年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村落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并且造成村落文化的主要传承者缺位，使得村落文化传承难以为继。下述李村个案将从经验层面就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传承影响进行剖析，以期将这种抽象的影响放置在一个村落文化社会系统去考察，并使之具体化、感知化。 二、个案分析：李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传承的影响
（一）李村劳动力结构现况
李村隶属于陕西彬县新堡子乡，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小村。李村现有农户47户，232人，人均土地1.5亩，全村可用耕地348亩。位于黄土高坡之上的李村由于自然资源的约束，只能“靠天吃饭”，耕地全部无法灌溉，甚至饮用水都是无法持续供给，尤其是在冬天根本没有饮用水，农户只能在5公里以外的地方汲水。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年轻人辍学外出打工，形成了以“打工”为主业，以“农业”为副业的经济格局。全村村民教育程度低下，大部分都没上完小学。从1949年建国至今，全村共有六名大学生。2005年以后，全村70%的年轻人都出外打工，许多初中学生放弃学业也跟着父母出外打工。据调查，2011年李村的人口结构具体分布见表1。18岁以下的主要是学生，其中有8个被父母带到外地上学。村民外出打工基本在本县或邻县，只有极少量在外省打工；50岁以上村民，没有一个出外打工，都是长期在家务农或看护孙辈。
（二）李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建设的影响
同样，由表1可以看出，李村在外的打工人数已占到全村人数的少一半。经过调查，今年过春节，外出的具有劳动能力的86人中，共有70人没有回家过年。毫无疑问，李村劳动结构的失衡已经严重影响着村落文化的传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村落文化出现继承主体的缺失。从1996年开始，在李村延续了上百年的村民春节文化仪式――“社火”“社火”是中国民间一种庆祝春节的传统仪式活动，主要流行于西北农村地区，以高跷、秧歌为主要形式，现在随地域不同而有较大变化。 就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落内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村民的记忆中，人们走完亲戚之后，从初五开始耍“社火”，村民都是自愿参与，老人、儿童都不例外，整个村落都在行动，“社火”队挨家挨户走，走到谁家该户主都要给“社火”队送烟送酒作为报酬。尤其是晚上的表演，更能吸引人，节目丰富，有类似今天的“小品”风格，这种活动有时能进行到天亮，非常热闹。“社火”的表演是需要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尤其是需要青年人的参与，因为白天的“走高跷”是需要有体力的人群，尤其是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但是这些人都从1996年开始陆续出外打工了，因此，李村的“社火”缺乏继承主体，也从此导致作为村民集体文化活动的“社火”永远“终结”了。现今，在春节期间村民都是以户为单元在家看电视，私人化、家庭化的娱乐方式替代了集体化娱乐方式。出外打工的许多年轻人直到现在已经在外地生活15年了，他们对村落越来越陌生，成为村落里的“陌生人”，偶尔回家时有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感触。作为村落文化仪式表演的中坚力量，中青年农民这一主要行动群体的缺失，将使很多农村习俗仪式（婚礼、丧礼、节日、庆典、祭祀、集会等）的操演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削弱了村落文化的根基[16]448。
案例1：ZJF，男，37岁，初中毕业，1996年没有考上高中，由亲戚介绍去广东东莞某电器厂打工，直到现在依然在广东打工，每隔3～5年回家过年一次。今年由于父亲重病，他回家过年，不过他对这些年村落的变化感触很深。他说，“村落的变化很大，原来的窑洞都不见了，村民都住上了新房，乡村的泥泞路不见了，也通上了公共汽车，村里的好多年轻妇女和孩子我都不认识了”。
由此可见，外出打工使得村民“离土又离乡”，而且是长时间的离开村落，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隔离使得诸如“社火”此类的村落文化传承面临着危机。在劳动力转移之前，村民们长期聚居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因此，春节期间组织“社火”活动，不会存在人员缺乏现象，才使得村落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而且是村民自觉的传承。然而现在，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流向城市，使得村落文化传承遭遇到继承主体的缺失。
2.迷信开始填充留守妇女的精神空间。现在村落劳动力结构失衡，导致村落显得异常寂静，春节期间，只有偶尔听到几处稀疏的鞭炮声。春节更是缺乏节日的氛围，许多农民也没有贴对联，一切都显得很简化，年味尽失。春节原本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但是现在村民并非像以前那样重视，导致春节“简单化”和“世俗化”。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不愿回家过年了。即使有少数的年轻人回家过年，但是大年初一刚过，初二走完亲戚，就外出打工去了，不像以前，“十五”之后才考虑外出，现在“时间”、“效率”的观念在年轻人的心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平日的李村，就显得更寂静了。外出的打工者大部分是男性，其妻子和孩子留在家中，这些留守妇女除了种地之外，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因为地处黄土高原的李村，远离城镇，加之当地的工业也不发达，甚至连县城都是以煤炭输出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于是，在农闲时间，留守妇女就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慢慢地有许多妇女开始跟着年龄大的妇女学习“巫术”，帮助村民“看病”、“消灾”。久而久之，许多年轻妇女都开始“跳大神”，在村落范围内大量开展迷信活动。
案例2：LCQ，女，48岁，文盲，在丈夫1998年外出打工之前，夫妻俩整天忙农活，同时又照顾两个孩子上学，根本没有时间去“串门”。可是自从丈夫去广东打工之后，她也卖掉家里的耕牛，用丈夫寄的钱买肥料、除草剂和支付机耕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忙完家里的农活，于是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去聊天。她从2004年开始学习“跳大神”，据说，她是“狐仙附身”，在李村已经是“小有名气”，经常有老人带着半夜发烧的孩子去找她“治疗”。
由此可见，劳动力结构变化使得村落原有的“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模式被打破，使得村落出现了“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结构变迁使得家庭、婚姻生活“失序”，尤其是留守妇女的精神生活开始变得空虚，她们转向笃信巫术，以此弥补其精神生活的缺失，由此对村落精神文明建设产生冲击。
3.村落中宗族、邻里互助的文化传统丧失。中国自古有邻里相助的优良传统，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家族和邻里的相互支持一直是李村的优良文化传统。但是随着李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家族内部非常隆重的祭祖仪式也越来越“简化”，“五服”之内的集体祭祖仪式越来越少。现在除夕夜的家族“聚餐”都难以开展，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不在家，即使在家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去长辈家“聚餐”、“磕头”问安。甚至在除夕之夜，个别家族在 “年夜饭”聚会之后，各个家庭都急忙赶回，一家人共看春晚。由此可见，电视成为当前农村主要的文化娱乐形式。关中自古宗族概念意识不强，现在家庭的独立性愈发增强，对宗族认同越来越淡。以前都一个门子的老祖宗的牌位放在一起，一个家族都来祭奠，每年轮流，现在许多祖宗遗像都被“束置高阁”，“无人问津”。 可是随着打工人数的不断增多，劳动力结构出现很大的变化之后，家族内部、甚至邻里相互帮忙的情形越来越少。对于留守老人而言，难以支撑许多繁重的农活，但是村中仅有的几个有力气的年轻人由于是文盲而不愿意出外打工，于是在村落范围内开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案例3：GLL，男，41岁，文盲，2001年买了一辆农用车，闲暇时专门帮助村中老人拉水，一桶水收费6元，家族内部的成员也都是这样的价格，从来不优惠。平时村民家庭需要劳力帮忙时，一般都支付他每天50～80元不等的劳务费。
市场经济条件下，村民的支持网络被破坏，使得村民的生活成本骤然上升。以前村民相互帮忙，现在都是雇工经济，这在村落范围内已经很普遍，以前村民之间觉得帮忙收钱不习惯，尤其在家族内部和邻居之间，现在大家似乎已经很自然了。现在，功利思想已经开始弥漫村落。由于农民的生产方式与日常生活行为日益商品化和市场化，部分村民逐渐放弃了一直秉承的朴素道德要素，传统道德呈现碎片化、边缘化态势[17]。市场经济的利益算计原则日益渗透于社区生活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功利化，这种利益算计原则日益解构着农村社区传统的内在规范[18]。 以前村落内部的婚丧嫁娶之事，每家都有人参与，给予主办方以巨大的物力、人力上的支持。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有的在外举行结婚仪式，有的妻子也是外地人，好多年不回村落，慢慢地与村落疏远了。对于喜事而言，仪式也越来越简单，大部分都是在家族内部开展，而且需要的人力相对较少。但是对丧事而言，村民一般都在村落内举行丧葬仪式，这时需要村民的帮助，因为丧事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一般都需要本村村民的支持。但是，劳动力结构变迁之后，村落内部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儿童，一旦遇到丧事，时常缺乏“抬棺材”的年轻人。有的年轻人虽然在县城打工，只要不是雨季，能干活，他一般不会专门放弃工作回来参加村落老人的丧礼。以前，如果村落内部有位老人去世，一般全村人都会鼎力“相送”，直到“入土为安”，因为“死”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仪式。在农民的概念里，现在“送”别人，将来别人“送”自己，这是一种带有功利色彩的“回报”文化。可是，现在年轻人外出打工，有的甚至长期生活在外地，已经对村落缺乏一种天然的感情，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对村落的认同感明显降低。这样的结果就是村落内部的互助、支持网络解体，婚丧嫁娶之事仅仅成为家庭内部的事情，使得村民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个体的生活成本都变得很高[19]。毫无疑问，这与劳动力结构变迁有着非常大的相关性。
由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李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已经对村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当前新农村建设浪潮中，李村文化建设的方向在哪里？毋容置疑，是要在继承村落优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新的文化建设。面对这些传统基础的缺失，新农村文化建设何以开展？这是当前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启示与建议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以及失衡现象在绝大多数西部经济欠发达农村已经司空见惯。上述的李村案例只是西部农村地区的一个代表，但是劳动力结构变迁已经对村落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不能视而不见。李村的案例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和思考。当前，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仅仅以改善村落村民物质条件作为主要指标，同时要兼顾村落的文化建设。村落的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结构变迁伴随中国城镇化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无法回避的。但是在城乡统筹的思想指导下，不但要深入推进城镇化，更要促进农村的繁荣发展，两者不可偏废。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采取有力的举措，以扭转劳动力结构失衡对村落文化建设造成的影响，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 村级组织要正确引导村民继承村落优良的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村级组织的领导力和组织力都呈现弱化趋势，人们对现有的村级组织缺乏足够的认同，由此导致村落的规范也随之消解。虽然村级组织面临“瘫痪”的风险，但是在一个村落社会中，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组织发挥其引导作用，尤其在青壮年劳动力缺位的情况下，对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仪式，村级组织要充分动员村落留守人员，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仪式的顺利进行，为村落的和谐发展提供组织基础。
（二） 成立留守妇女文化组织，开展丰富、健康的文化活动
对于村落留守妇女群体而言，村级妇联主任要与她们多交流，了解其思想动态，引导她们学习一些科技知识，同时鼓励成立妇女文化组织。在闲暇时，可以组织妇女开展文化活动，例如秧歌，剪纸、手工刺绣等比赛，丰富其精神生活，以此远离迷信，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在此基础上，增强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育新型的互助合作精神。
（三）加强政府对村落的文化扶贫，重建村落文化空间
相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农村公共资源是相当匮乏的，而且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较大改观。对于诸如李村的西部村落要在短时间内发育出一种新型的村落优良文化，离不开政府扶贫部门的资金支持，最为重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在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的现实情景下，能够支持和建设村落公共文化中心，例如成立留守老人文化活动中心、留守妇女文化活动中心等，从而构建村民的文化生活空间，重建村落“共同体”，增强农村社区认同感。
- 上一篇：简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 下一篇：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