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起源及其早期演变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29-02
定居点（Settlements）政策是以色列自1967年始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实施的一项长期战略，四十多年来，犹太人定居点不断增多，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严重障碍。本文将探讨定居点政策实施的历史背景、原因以及它在1967年―1977年间的发展。
一、定居点的早期发展演变（1967年―1977年）
以1973年为界，以色列的政策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7年―1973年。
“六天战争”不久，时任以色列外长的伊格尔?阿隆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阿隆计划”（Aron Plan）， 1967年8月27日，内阁就阿隆在戈兰高地建立“工作营”的提议进行了最后的讨论，艾希科尔总理表明了自己的真实立场，“非常清楚，你既不能摧毁果园，也不能开始永久性的定居”，“但如果果园已经存在，你将不得不保留他们”[1]。兴建定居点、永久性占有阿拉伯土地的计划在以色列国内获得了民众的积极支持，1967年7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91%的以色列人倾向于长期占据巴勒斯坦，85%的受调查者赞成占据戈兰高地，71%的人想要保有希伯伦[1]。
最早的定居点出现在戈兰高地，早在1967年7月战争刚刚结束，以色列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便前往戈兰高地定居，以求造成既成事实，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并派出军队保卫其安全。8月27日的内阁会议批准了在戈兰高地进行开发，并将其名字变成希伯来文，暗示以色列将占据这一地区。以色列移民部门拟定了在戈兰高地建立二十个农业定居点和城镇的计划，使5万以色列人可前往定居，作为开始，到1968年1月，已经建立了两个居民点和两个军事哨所[2]。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定居点建设也在“六天战争”结束后不久开始，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更是战争结束后就立即进行。1973年8月，梅厄夫人领导的工党政府通过了《加利利文件》，使私人或公众组织都可以在政府资助下购买被占领土，美国不赞成这个文件，但也没有加以批评或阻止[3]。
但总体上说，这一阶段以色列内部并没有就定居点问题形成一致的政策，工党政府修建定居点的目的主要出于政治考虑，以便在未来的阿以谈判中加重己方的砝码，所以定居点基本上是建立在巴勒斯坦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
第二个阶段是1973年―1977年。
正当政治精英们争论不休时，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定居点计划得到肯定，过去人们认为边界上的定居点没能起到军事服务功能，但是赎罪日战争使大多数政治领袖确信，如果没有边界提供的缓冲地带，敌人的进攻将会更快，因此，需要在边境设立定居点，但人们更支持“阿隆计划”，于是政府批准在“绿线”（Green Line）外建立定居点，还委派犹太国家基金委员会和土地管理委员会越过“绿线”去购买土地[4]。
之外，1973年战争初期的失利也动摇工党的权威和执政基础，果尔达?梅厄夫人率领政府集体辞职，利库德集团和“虔诚教徒集团”开始借定居点问题向工党政府发难，定居点建设开始走向规模化，非法建设的定居点在被占领土上大量出现。
一般来说，1967年―1976年这十年是以色列建设定居点的初期阶段，总共建成了42个定居点，其中5个在加沙，其余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平均每年建设4.2个[5]。1977年，连续执政达29年之久的以色列工党在第9届议会选举中失利，沦为在野党，以强硬著称，主张吞并全部巴勒斯坦领土的利库德集团（Likud）上台。利库德集团反对任何领土妥协或交易，积极在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地区修建定居点，以期改变居民结构，永久据有被占领土。
利库德集团领导的梅纳赫姆?贝京政府积极推进“大以色列”的领土扩张计划，内阁农业部长兼定居点委员会主席阿里尔?沙龙坚持政府的政策就是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进行广泛的拓居，犹太人拥有“大以色列”领土权的观念，是利库德集团思想精髓，和“虔诚教徒集团”观点基本一致，因此“虔诚教徒集团”就利用有利形势，制定“紧急计划”，沿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山脊建立12个新定居点，并要求让现存的定居点合法化，1977年7月，政府承认“虔诚教徒集团”建立的定居点合法化[4]。
从1977年开始，由于利库德集团的扩张政策，加之苏联大批犹太移民的涌入，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进入急剧膨胀时期，从1977年―1984年，以色列新建定居点112个，年均建14个[5]。但从总体上看，1967年―1977年这十年是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初期，其间执政的工党政府建设定居点，更多的是为了增加在未来阿以和谈中的筹码，其政策是谨慎的，但1977年利库德集团的上台使定居点建设进入急剧增加的时代。
二、定居点政策的影响
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实施，对以后的中东国际关系影响深远，成为阿以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中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对阿以关系的影响。定居点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使阿以矛盾更加尖锐，难以调和。以色列开始在被占领土修建定居点后，阿拉伯国家纷纷指责以色列的行动是“战争行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以情绪更加高涨。1967年9月1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第四次会议上，与会的13个阿拉伯国家正式明确了对以色列的“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不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
会后，在洗雪民族耻辱的感召下，阿拉伯国家加强了团结，尤其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弥合了之前的分歧，沙特加大了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前线国家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财政支持，沙特费萨尔国王还发誓要在死前亲自去耶路撒冷做祈祷。之后，双方都在积极扩军备战，为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对此，以色列著名政治家佩雷斯曾感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对以色列来说是难忘的，不幸的是，它并不是最后一次战争。” 其次，巴勒斯坦武装斗争的兴起。“六天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面对以色列通过移民定居实施侵略扩张的企图，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巴勒斯坦人民认识到，只有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才能实现建国愿望和确保民族权利。1968年7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过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Charter），宪章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祖国”；“它的边界必须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土单位”；宪章第九条规定“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方式，是一项总体战略，而不是战术策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决心和坚定的信念通过武装斗争和武装革命赢得解放，并重返家园。”[6]
“六天战争”后，巴勒斯坦出现了众多新的抵抗组织，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1967年在叙利亚建立），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简称“闪电”，AL SAIQA，1968年创立），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简称“民阵”，DFLP，1969年建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阿解阵”，PFLP，1969年建立）以及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解放巴勒斯坦阿拉伯阵线等。这些政治派别和阿拉法特领导法塔赫（Fateh）联合，组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积极开展针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
法塔赫创始人之一阿布?伊亚德在《不回故乡，毋宁死亡》一书中说：1967年，游击队攻击的次数平均每月12次，1968年每月平均52次，1969年每月平均199次，1970年前8个月每月平均279次[7]。
其三，定居点与中东和谈。定居点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中东和谈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最初，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目的是防御，但后来，以色列的极端领土扩张主义者将其作为实施“大以色列”计划的重要手段，出于种种考虑，以色列决不会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这是阿以和谈和巴以和谈都不可能回避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1973十月战争后，美苏发起日内瓦和会，在和会上，阿以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埃及和约旦代表坚持，以色列必须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军，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以色列外长埃班则为以色列的侵略辩护，声称以色列绝不可能退回到1949年或1967年以前的边界。
1977年，在美国的撮合下，埃及和以色列开始进行直接谈判，11月萨达特对以色列进行正式访问，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埃以和平的五项条件，以色列总理贝京虽然表示“一切都可以谈判”，但却拒绝从“六天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军，并频频制造事端，干扰和谈。
主持埃以直接谈判的卡特总统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问题上强硬立场也极为不满，在其《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每当我们通阿拉伯人看来要谈判成功之际，贝京不是宣布又建了一批定居点，就是发表其他一些跳衅性言论”。
三、结论
公元70年，罗马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希律圣殿，也即犹太第二圣殿被摧毁，公元135年，最后一次大起义之后，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开始了十几个世纪的漂泊流离。从此以后，重返巴勒斯坦，实现定居建国成为犹太人不灭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定居点凝聚着犹太民族浓厚的土地情结和民族梦想。
因而，在目前以强巴弱的情势下，让以色列完全放弃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巴勒斯坦人民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和平。
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约旦河西岸以“绿线”作为基准线，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做适当调整，将不具备战略意义或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地区交给巴方，从而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
依此方案，巴勒斯坦将丧失近一半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应得的领土，虽然不公平，但在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面前，这已是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国梦想的最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