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植人才,教育之事也”
在著名的高等学府西安交通大学校园腾飞塔北面，耸立着几个刻有交大历史变迁的石柱，其中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一九二一年二月，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交通总长叶恭绰兼任校长”，交通大学的校名首次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出现。现在大陆四所知名的交通大学：西安、上海、北京、西南交通大学，其历史渊源关系，均可追溯到叶氏当校长的这一时期。
叶恭绰，广东番禹人，早年做过学校教员，1906年进入清廷邮传部，由此步入交通领域从事铁路交通事务，最高做到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等职位，是旧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旧中国政界，尤其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及言论，其中包括改组定名交通大学，知之者不多。
一、交通大学改组前的情形
辛亥革命之前，我国仅有三所大学。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内大学发展比较快，到了1925年，全国大学已激增到47所[1]252。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按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京大学由充满旧封建官僚习气的机构逐步完成了向中国近代大学的转变，一时成为国内各大学效仿的榜样。
交通大学组成之前，交通部所设立的高等专门学校有四所：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前身为南洋公学，1896年创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前身为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创办，1900年停办，1905年在唐山复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前身为铁路管理传习所，1909年创办），主要为交通部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由于历史原因，各个学校发展缓慢，发展程度不一。上海和唐山两校“根柢尚固，成绩颇佳”[2]106，虽然学校规模小，但在招生和培养过程中都坚持宁缺毋滥原则，当时在国内外已颇有声望。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从1906到1920年共毕业学生近300名，平均每年毕业20多人[3]120。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从创办至1920年，共培养出11届毕业生188人，每届平均不足20人[4]50。北京邮电学校和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亦具有高等专门基础”[2]106，两校平均每年毕业生，合计一百多人[5]905-906，而程度稍低。
叶恭绰长期在政府交通部门供职，是“交通救国论”者。但是，在长期的交通事务经营管理实践中，他深感中国交通要发达，非得培养专门人才，国家才能富强。特别是1918年至1919年他到国外考察，认识到欧美国家富强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普及，依靠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实现交通救国的梦想，继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革后，20世纪20年代初，叶恭绰在当政北洋政府交通部一职后，顺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材”[6]349为由，着手改组交通部各高等学校，组建交通大学。
二、改组定名交通大学
1920年8月，叶恭绰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随即组织人员分别到交通部所属各校进行调查，着手对交通部各高校进行改革，筹划组成交通大学。12月，叶恭绰将自己亲拟的《统一交通教育办法》呈文给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皖系军阀徐世昌），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近年以来，我国交通事业迄无发展，深求其故，实由专门人才缺乏，不敷应用。而专门人才之所以缺乏，则实由现有各学校学制之不能统一。学制不能统一，即教授不能适应，而所造就之人才仍不能适如实际上之需要。”[6]346部属学校各自为政，学科重复建设，程度参差不齐，为了提高各校程度，增进学校地位和办学效率，培养交通方面的完全人才，有必要对各校进行改组与合并。从资源配置考虑，可以有限的交通经费酌盈济虚，来举办其它学科；同时也便于交通部统一领导，增进管理效能。“兹为统一学制起见，拟将该四校校制课程，悉心厘定，分别改良，列为大学分科，而以大学总其成，名曰：交通大学。”[6]346呈文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次年1月，叶恭绰在交通部设立交通大学筹备处，通过了《交通大学大纲》；6月，主持召开了大学首次教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校的主任和各科教授代表）；至1921年6月底，交通大学的改组合并工作全部完成。交通部所属的四所高等专门学校，便“以南洋为其中坚” [2]256，合并成一所高等学府――交通大学。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改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简称唐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改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简称沪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改为交通大学北京学校（简称京校）。
三、对交通大学的主要改革举措
1.“划一统系，整理学科”
在组织体系和规章制度等方面，叶恭绰认为整个大学要谋求组织管理的统一，即“划一统系”[2]256。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制是交通大学最高的领导体制。所谓“久远之图，宜免受政潮之影响”[7]174。大学设校长一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大学总办事处设在北京。各校设主任，承校长之命，办理一校教育，管理事务，统辖教职员。主任下设教务处、事务处，各科设总教授。建立大学评议会和行政会议制度等。“管理章程、教务规则，亦经重新厘定”[2]257，他主要仿效欧美大学模式，对交通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统一体系，明确职责，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办学效益，体现了大学自治和民主管理的原则。
学科建设和教学管理上，叶恭绰提出“整理学科”[2]256。借鉴国外教育的模式，归并了重复的学科，并根据交通事业发展的需要增加了新的学科（实际未能全部实现），各科下面开始分设门类（相当于“专业”），为“各极其专精，以期养成特种之技术人才”[2]258的办学思想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京校设“经济部及专门部各科”；唐校专办土木工程科，沪校设立电机、机械两科，并统称“理工部”，大学学制得到统一。如京校，开始设置本科教育，学制由过去的5年改为6年（本科4年，预科2年），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层次。同时，对教学内容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课程设置、内容、教材方面作了充实和改进。所用教材大部分直接从欧美引进外文原版，有选择地进行讲授。增加了设计类课程，扩大了应用学科。叶恭绰还延请名师在交大担任教学和管理事务。“每门复延有学识丰富之教授主持一切”[2]258，辞去了一批不称职的教职员。聘任罗忠忱教授为唐校主任，茅以升为副主任，讲授桥梁工程兼任总教授。大学各科教授，“一时延揽者，均知名人士” [2]258，其中大多数曾在国外留过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的。教学上严格要求，三校教学质量整体得到提高。 2.“研究学术，贵致用也”
叶恭绰明确提出“研究学术，贵致用也”[2]346，主张大学要进行科学研究，要求交通大学的学生“研究学术”，“学术独立”[2]345，并计划在交通大学创设研究院。在他的推动下，三校各种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各种刊物、丛书纷纷出版，学术论文增多。1922年1月，《交通大学月刊》第一期正式出版，上面载有唐校教授茅以升、陈茂康、沪校教授周铭等人的学术论文。叶恭绰主张大学要“研究学术”，但更重视实际应用。研究学术的终极目的是致用，工程技术尤其如此。他特别注重实践教学环节，交通大学组成之时拨付巨资，“为添置各项机械、仪器、图书、校具等设备之用”，同时修缮并增建各科试验室和实习工厂，为教学和科研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并经拟订计划，另筹一百万元之基金，为逐年扩充之预备”[2]259。沪校新建成了机械实验室和机械工厂。实验、实习（分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和校外参观学习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更好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校实践教学更加完善。研究学术的思想，调动了教师和学生研究工程技术、社会问题的积极性，推动了交通大学科学研究的发展。
3.“发展计划”
叶恭绰还为交通大学的未来制定“发展计划”，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校务发展方面，提出“增设学科，推广学额，研究改进，国外联络”[2]259-260。增设学科，按计划分年逐步实现。推广学额，添建校舍；设法为沪校筹款以扩充校舍，在上海徐家汇购买土地七十多亩；拨款十万元给京校，用以改建楼房、修葺旧校舍。研究改进教育方法，以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大学改组伊始，他就 “与美国哈佛和麻省理工大学有一度之接洽，拟双方合作，改进我国之工程教育，并由双方各出巨款，以为实行之准备”[2]260。次年他又提议与法国巴黎大学合作，用法国所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资金，以沟通中法文化教育，“经与彼邦有关系者往返协商，已有相当之结果”[2]260。和国外大学进行合作交流，除了对我国教育有所裨益，还可以增进国家间的交往。推广计划方面，叶恭绰提出“职业教育，函授计划，编辑书报，辅助实业”[2]260-261的思路。分层次培养、培训交通事业各项业务所需人才，向大众宣传知识和交通信息，计划创设大学研究院，除了研究和发展学术，同时解决国内工业所遇到的难题，为社会服务。
考察叶恭绰对交通大学的一系列改革，可以看出，除了注重培养人才外，叶恭绰实际上还把研究学术，服务于社会看成是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也是对交通大学的定位。他希望交大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要“互相谅解，同德一心，群以大学之利害为前提，社会服务为原则”[2]346。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高校职能进一步拓展，大学开始探索与社会加强联系的途径和方法，以直接服务社会。叶恭绰对交通大学的改革，和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基本相一致的。他对交通大学寄予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交通大学“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进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2]346高屋建瓴，希望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高水平大学。
四、离开交通大学后的继续关怀
由于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变化多端，受到北洋政府内部权力之争的牵连，叶恭绰被迫于1922年5月离职。交通大学则于当年6月被一分为二：交通部南洋大学与交通部唐山大学（北京学校改称“唐山大学分校”），“交通大学”校名暂废弃不用。1928年，京、唐、沪三所学校再度合并为一所交通大学，随后的三十年代交通大学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分分合合，几经变迁，有历史渊源的四所交通大学最终都沿用了交通大学的校名，这已是后话。虽然他对交通大学的改革规划未能全部实现，对交大的发展思路具有前瞻性和重大的创新意义。
1924年11月，冯玉祥和奉系等推举皖系军阀段祺瑞为临时执政，24日，叶恭绰就任交通总长，一年后辞职。他本人虽已离开交通大学，但始终心系交大。1925年，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几更其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体迁往四川，为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致演说词，勉励青年学生后进。并写“交通与教育”、“交通教育略史”[2]247-255，后一篇涉及到交通部所辖三所高校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后撰文“交通大学之回顾”，以纪念南洋大学（后来的上海交大）次年三十周年校庆，文中对当年改组交通大学的情况有比较详尽的记述；在校庆日又与张元济、唐文治、蔡元培、黄炎培等社会知名人士等11人发起南洋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工业馆募捐活动。
1933年4月8日，交大在文治堂隆重举行三十七周年校庆典礼，举行了盛大的工业铁路展览会，叶恭绰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同时他为《陇海铁路交通大学同学会会刊》写序。1934年3月18日，叶恭绰受邀在交通大学演讲，其文“经济建设及利用外资技术”[8]340-343被刊登在《交大经济》第一期上。1936年，撰文“交通大学四十周年校庆感想”，对交大过去的发展及未来规划密切关注，如“大学本身，应以学科设置，加以扩充” [9]79-81，并希望把研究所在不久的将来能扩充为研究院等等。1947年，再写“交大五十一周年纪念感言”[9]513。真可谓对交通大学情深意切，念念不忘，对学校未来殷切期望。1949年后，叶恭绰从香港回到内地，继续为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饮水思源，交通大学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校长，1947年，交通大学五十一周年校庆将工程馆改名恭绰馆，以彰显这位改组定名“交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的贡献。1956―1957年，交通大学主体由上海内迁西安，如今西安交大校园里还矗立着叶恭绰的塑像，师生往来缅怀，纪念这位交通大学的先行者。回顾历史，继往开来，交通大学的师生们沿着历史的足迹，在科技和教育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