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舆论中的越轨妇女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舆论对越轨妇女，特别是性越轨妇女的兴趣达到了顶峰。与欧洲近代史上的女巫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越轨妇女成为了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常见的主题，她们是邪恶、越轨的和无法挽回的。
在十九世纪越轨妇女和家庭还是格格不入的，越轨妇女的命运与神圣而宁静的家庭形成鲜明的对比。埃格在1858年于英国皇家学院展出的《过去与现在》三步曲绘画中，描述了发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主人越轨的故事。她最后相当绝望地从干涸的拱桥下面回头望着她过去的家。这一对比在斯科特的以越轨妇女为主题的长诗《罗莎贝尔》里也多次表现出来。在《罗莎贝尔》的第二部分中，罗莎贝尔与她的旧情人所过的安乐家居生活形成了对比：丈夫在火炉边脱下鞋子，孩子们在睡觉，太太‘缝着应该是孩子穿的小衣服花边’，另外还有‘窗户、窗帘和灯光’――一切都用来对照越轨的罗莎贝尔所在的那个下着雨的寒冷的户外场景。”诗篇中是这样来描述越轨妇女的：“潮湿路径微弱的路灯，寒风呼啸而过，远方的脚步声响着快快回家，声音渐渐隐入一片沉寂，她再一次孤独一人……”诗中凸现了越轨妇女被摒弃在家门之外，一旦误入歧途那么居家的幸福就会随之失落。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文学艺术作品中都隐藏着这样一个预设：“年轻女性唯一值得尊敬的地位是她在家庭里的角色：女儿、妻子或母亲。以比喻的方式来说，你可以说每一个越轨女性曲蹲的身后，都有一个巍峨屹立的家庭天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还经常把越轨妇女描述为经历了一个从性越轨者到从事其他越轨活动的越轨过程。“一旦妇女从纯洁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她就有可能从事任何越轨活动。”例如十九世纪的著名小说中的爱米莉以及苔丝等失足少女，她们从性越轨开始，最后越轨到杀人等其他的更加严重的越轨，最终她们被自己的错误所毁掉。
社会批评家、道德家对越轨妇女的指责则更为直接和严厉。由于越轨妇女是对当时社会所推崇的理想妇女形象的一个全面否定，因此相比男性罪犯来说她们遭到的谴责更加严厉。对男人来说，越轨似乎只是他们天生冒险本性的反映。他们的一些典型的越轨行为，如打架斗殴、酗酒流浪，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没有背离维多利亚的男子气概有多远。好胜心、体力、勇气以及灵活性都是受到称赞的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越轨过程中被滥用但仍被认为是适当的男性特点。然而，越轨妇女却违背了她正当的社会角色，她在各方面都否定了理想妇女应有的气质，因此人们对她的指责是相当严厉的，围绕她的是一系列负面的描述。如家庭天使被描述为温馨家庭的核心，受到推崇和赞美一样，越轨妇女被谴责为来自一个冰冷的，没有爱的家；像家庭天使被描述为贞洁的、具有同情心、自我牺牲以及顺从等高贵品质一样，越轨妇女被描述为自私的、铁石心肠的以及任性莽撞的。特别是她们抛弃了备受重视的贞洁时，指责更为严厉。G?L?切斯特顿，一位矫习所的官员，关注了一个“不知廉耻的，放荡的女人”后评价道：“她是那些极度越轨的人群中的一个，这些人根本就不希望从最为低级的欲望中解放出来。”维多利亚人通常认为，一个坏女人是所有生物中最坏的一个。在基督教的理论中，原罪更容易在女人身上体现出来，妇女有更深的罪过。因为是女人首先受到蛇的诱惑而后又引诱男人犯错的。因此，他们相信只有对妇女的严厉要求才能够抑制妇女身上的邪恶面，并促使她们渴望赢得社会的尊重。如果她们缺乏这种自律，那么她们就会迅速地滑向越轨的深渊。梅休认为越轨妇女缺乏羞耻心，因此“越轨妇女没有剩下任何的道德意识（而这种道德意识又是驱驾和限制她的本性中的兽性倾向的手段）。道德意识的丧失使她们越轨到与野兽同样的境地，无力纠正她邪恶的习性。米尔班克监狱的长官也认为，虽然温柔的女性在品格方面是优于男性的，但是当女人越轨时，她似乎拥有比男人更大的力量并且冲向那些所有的邪恶事情。玛丽?卡彭特对一些妇女的越轨的程度表示悲痛，“妇女的敏感和脆弱的天性致使她们越轨到邪恶时，使她的整个天性随之更完全的败坏掉。当一个女人把社会强有力的约束抛到一边归入邪恶时，那么，她将变得比男人更加危险。
在社会舆论中，越轨妇女还被形容为低下、野蛮和残酷的。越轨妇女作为一个阶层比野蛮人还未开化，比奴隶还要低级，比起未开化的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女人来说还更少地体现女人的天性。这种类似的描绘在许多关于越轨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描述。最糟糕的是，越轨妇女通常被描绘为无可救药的，就算是监狱的改造力量对她们也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正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对越轨妇女横加指责，阻碍了她们改过自新。由于她们被那些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的职业所拒绝，结果迫使她们又回到越轨中去讨生活。罗莎蒙德?希尔在社会科学协会的年会上强调了这一点，他宣称：“妇女本来就比男人更难找到工作，因为她们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她们不能从事外面粗野的工作。她们只能做女仆或是到工厂去做女工，或是在家庭内工作，但是她们必须要得到雇主的信任，这三种工作都需要良好的品格。”牧师W?D?莫里森也发现“与男人相比较而言，一个女人的过去对于她的未来的影响更加恶劣。她会招致同胞们更深的愤恨，这对于她来说重新赢得诚实的生活方式将更加困难。”正如一位爱尔兰女慈善家所观察到的那样――与失足男人相比，这个世界对于那些失足的妇女来说要更加难……愤怒夹杂者不满大量地宣泄到妇女身上。
更糟糕的是，社会舆论将越轨的妇女视为道德传染病的源头。在1863年的社会科学协会的年会上罗莎蒙德?希尔强调：“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女性越轨者掩饰了她们所造成的破坏的广度，因为女性的行为给社区中的事物产生深刻的影响。一个坏女人给社区造成的道德伤害要比一个坏男人更多。在1874年的年会上，大卫?吉布斯悲叹道：“在一个好家庭里存在家庭的纯洁、道德生活以及榜样的话，在一个坏家庭里，存在的是个人的污秽和道德的沦丧。”这种关于妇女在家庭内的道德影响力的观点加重了人们对于越轨妇女的谴责。青少年越轨时通常会追溯到一个品德败坏的母亲的恶劣影响或是漠不关心的母亲对孩子的忽视。“一个又过失的母亲才会让她的孩子在排水沟边玩或是让他们自己到街上去谋生，而她自己却沉溺于越轨、醉酒或是偷盗的生活之中。如果由于这种以剥夺孩子们的母爱为赌注的生活方式而招致入狱的话，这些孩子，如果他们幸存下来了的话，就会病怏怏的长大，营养不良甚至他们自己也是醉鬼，由于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母爱的约束，她们很快变得不受控制，开始变得反叛并且变得无法遵守学校或是工厂的规章制度。”这类妇女不仅违背属于女人的女性气质而且还没有尽到抚养下一代的责任，受到的谴责也是最为严厉的。
不仅是青少年的行为不端被归结为越轨妇女的恶劣影响，甚至是成年人的越轨和不道德行为也通常追溯到越轨妇女身上。许多人认为女人对于男人的恶劣影响主要是在性方面的：一个妓女不仅是“对一个男人而且是上百个男人来说都是美德的引诱者：（她）耗干了他们的体力和钱财，毁坏了他们的品格并且还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帮劫匪、骗子或是赌徒。”甚至有的文学作品中还认为这类妇女具有某种魔力，能对任何男人实施催眠，使他们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这种类似圣经中的夏娃引诱亚当越轨的解释用在来解释男人越轨方面是相当普遍的。J?金斯密尔在他的《监狱和囚犯》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男人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结为女人。“一个坏妻子是我所有麻烦的开始。”“坏的伴侣，特别是女人”“我经常光顾歌厅，在那里又女人劝说我采取她的生活方式，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我被教唆去偷窃。”假如这些男人的借口被严肃地对待，那么，这种把责任归咎为妇女更加证实了流行的观点――把越轨妇女看成是败坏的源泉。就像威廉?阿克顿所认为的那样――即使我们把那些妇女（越轨妇女）叫做流氓或是贱民，但是她们却能够对社区中各个阶层的人产生邪恶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舆论中，越轨妇女作为对理想妇女形象的全面否定，遭到了严厉的指责和唾骂。在社会舆论中，她们不仅是邪恶的，而且还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她们也被认为是一个坏榜样，是社会风气败坏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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