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教育产业化对教育机会公平的影响
教育公平的是千百年来人类基本的价值诉求，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隋朝的“科举制”，近代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倡的男女平等受教育，1919年“五四运动”提倡的“平民教育”思潮及后来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1977年恢复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教育公平的范围、程度伴随着教育、社会的发展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法制化不断发展演进。自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教育列为第三产业之后，教育产业化就深刻地植入我国教育政策中。近年来，对于教育公平的争论愈演愈烈，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来自产业化市场化的动力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驱动，造成了当前教育的伪公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化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当前“民意沸腾”的对教育公平的争论，人们对于教育公平的关注表现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激动热烈。
一、教育产业化的界定及我国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历程
（一）教育产业化的定义
我国教育产业化理念大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指采用多元化教育投资，衔接教育产业内不同层级类型教育，优化组织结构，促进教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其它产业部门间相互协调，形成完整的横纵教育产业链条，实现教育产业聚集壮大。教育产业化是教育产业发展方式的宏观设计，其具体措施方式可通过公共政策来选择。”可见，产业化是教育投资渠道多元化的一种手段和选择。
杨东平教授精要地概括了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简而言之，这种所谓的“经济主义路线”或者“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主要的出发点在于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运用市场化的方式获得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从而提高教育运作的效率。
（二）我国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历程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鼓励和指导国家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扩大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87年，原国家教委引发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民办教育开始兴起。从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对教育产业化还保持谨慎态度的。到了199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地把教育划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1999年，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第一次由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教育的经济功能、地位，明确了“扩大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教育改革基本思路和方向。直到2004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对教育产业化提出了严厉的抨击：“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所以产业化的问题，我们教育部是坚决反对的，是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2006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说：“我们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不仅教育部门要反对，各个政府部门都要反对，老百姓要反对、政府官员也要反对，大家共同反对，让它如同过街老鼠一样没有市场。” “我国前教育部长、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5年12月25日召开的教育部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到：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不能搞教育产业化。”至此，对教育公益性、公平性的回归似乎在经济学强势话语权的氛围中取得了胜利。
二、教育产业化对教育机会公平的影响
（一）教育机会公平的内涵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以文字的、法律的形式某种程度上得以肯定，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起到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育公平是一个表现为教育平等程度、氛围不断演进和深化的过程，根据教育公平发展侧重点的不同，通常，把教育平等划分为三个阶段：起点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而进入20世纪后，则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起点的平等主要是指教育机会、入学机会的平等。过程平等主要是指在接受或参与教育过程中的质量平等。结果平等主要是教育目标、教育成果积累的平等。在欧洲早期的“双轨制”教育中，古典教育和大学教育被视为统治阶层的天赋的世袭的“博雅”领地，这样一来，统治阶级用一种今天看来极为腐朽的专制的限定剥夺了下层人们接受高级、优等教育的机会。现代科学与实践的结果撼动了这一伪理――在不同阶级、不同经济状况的人群里，人的智力水平几乎是平等分布的。随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教育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显示出一种普遍的一致性，教育不断更新它本身存在的条件，遵循着各种有机途径发展，在推进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民主化。
（二）教育产业化对教育机会的影响
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得筹资渠道多元化，行之有效地解决“教育经费之患”。尽管现在很少提及“教育产业化”这一词汇，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扎根于各地教育行政理念里。对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积极效用，厉以宁教授以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了解读，“教育将在有效经营中获得大幅度的教育经费增加，以解决总体性短缺的窘境；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营开支，则将大大节省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并是国家教育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成为可能，以有效改变教育经费结构性的短缺现象，国家教育由此可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地方政府热衷于教育产业化的动因之一，就在于通过民间的、社会的投资分担，实现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在我国公办教育领域，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一些特殊的高等教育（如军事、教育、农业等）也是不能应用产业化思路来考虑的，这些领域政府应该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进行宏观的干预。 考查分析西方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产业化成功经验，我们不难看出，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教育资源和结构得到很大程度的优化，高等教育的活力得到激发，教育质量和效率都得以提升。由于政府的放权放活了教育，使得学校之间产生合理的竞争，从而使得学校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多样性的出现，是人们具备教育选择权的前提条件。我们似乎看清了教育产业化经营所带来的极大好处，所以产业化产业化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坚定的选择。然而，由择校热引起的教育腐败案件，如2008年8月5日原中关村三小校长王翠娟等人涉嫌贪污及2008年广西大学附中4名副校长贪污案等等。由产业化导致的高学费，导致“新读书无用论”、“因教致贫”及教育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有“大学城”及“二级学院”，引起的人们对教育行政决策主体动机的质疑。以及对真正能体现教育产业化的民办高校的严厉严格的准入制度，所折射出的教育行政化，等等。这些教育事件无疑是对学校教育价值令人悲哀的降格！
（三）影响教育机会公平性的因素
从整个教育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教育不断发挥其促进社会民主化发展的职能，那么整个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文明史、民主发展史。今天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的“真诚地”“体面地”赋予了人们某些权利，说明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对教育公平时代的到来依然保持审慎的怀疑的态度，但我们回头去看看整个教育发展的漫长路程，尽管路途艰辛，而且某个历史片段还曾经表现出民主的徘徊甚至倒退。但是当我们再次面对今天的教育时，我们会欣慰地发现当前的民主化程度和范围是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都无法比拟无法企及的。但是，教育本身的发展和更新，与社会的进步并不是呈现出线性关系的。教育必须经常检查自身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推进它自身的民主化。教育不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唯一动力，但是开放的民主的教育在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是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而社会、经济发展跟本地决定着教育公平的程度与范围。
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以及“精英主义”教育路线的贯彻实施，加上历史、文化的原因，造成了教育资源分布呈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长期以来，在以社会本位传统思想的引导下，加之社会资源的限制出现了“重点学校”、“重点班”、“尖子生”的思维成为定势一直遗留了下来，并且在我国高考制度推行的过程中愈加被强化。另外，高校招生的“地主模式”“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地区间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削峰填谷”“照顾主义”造成的反向不平等。都深刻地反映出，政治力量、决策、价值导向对于教育公平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结语
从教育产业化发展的过程来看，产业化是教育发展的一种手段，它在一定时期内高效地解决了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在教育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参与教育的积极性，沸腾的民意已经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当下对教育表现出的失望与无奈。
但是，当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和深切反思一连串的触目惊心的教育事件时，我们对教育产业化的态度表现出的态度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产业化会持肯定的态度。缺乏清晰的政治远见，固化的封闭的政治结构，教育体系中的官僚习气等等都直接地阻碍教育公平的发展。从某些角度、某些领域来看，教育产业化对教育公平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足见，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不到位，使得教育在产业化过程中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可以说教育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过度干预以及监控力度不够，使得教育产业化衍生出一些消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