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研究的综述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一、学界对梁启超社会学思想所开展的四种类型的研究
（一）在肯定“康梁‘群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前提下，对梁启超社会学思想展开的研究工作。这一类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韩明谟、李陪林、刘少杰等。韩明谟提出将中国社会学的起点定位1891年，主要理由是康有为早年在长兴学舍讲授群学，坚持此种观点，韩明谟在其《中国社会学史》一书中，介绍了几位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先行人物，其中就包括对梁启超的“群学”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其论述基本上是“镶嵌”在其老师康有为的“群学”框架下，以“康梁”的形式进行的。因而韩明谟对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的相关研究和认识是有限的。李陪林在专著《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则对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思考“谁是中国的孔德？谁是中国的迪尔凯姆？”过程中，认为“梁启超堪称中国社会学的最重要的创始人，而且，梁启超学识的博深和学术地位的显赫之于中国，远高于孔德之于英法或西方”。 刘少杰在其专著《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中，则专门用一章来介绍梁启超的相关社会学思想，对梁启超的相关研究也更细致，并且他将梁启超评价为“中国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
（二）用“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标准，在否定“康梁‘群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基础上，来认识和分析梁启超和社会学的相关性的，这种相关性按照他们的理解自然是很弱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他们都将中国社会学的起点定为严复翻译并出版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或其头两篇）。这就直接把梁启超或者“康梁”排除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范围之外。该类型的代表人物有陈树德、丁乙、姚纯安等。这类学者因其主要的学术关注点在于考察西方社会学初传入中国的情况，重点用西方的标准来考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各自的“群学”哪个更切近西方的“社会学”内涵，且其考察方法更多是采用历史学的方法，其考察的后果除了以上提到的，更为严重的是忽略了对梁启超后来的其他社会学思想的考察。
（三）通过肯定梁启超社会学思想对在促进其他学科发展上，对梁启超相关思想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宋学勤、齐钊等。宋学勤发表的《梁启超与社会学》一文，认为“梁启超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建构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齐钊则在2014年3月5日发表的《梁启超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在众多研究中，对其关于社会学方面的思考和见解却鲜有人论及”。从全文来看，齐钊与宋学勤一样，着重在探讨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梁启超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补充历史学的发展上，来研究和看待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地位和对社会学的贡献的。
（四）通过借用当下的社会学专业术语来“套用”和研究梁启超的相关思想的。比较典型的研究有曾煜东的《试析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一文，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社会保障思想是梁启超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基于对近代中国灾荒和贫困各种现象的深刻认识，梁启超提出了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想”。纵观全文，本文是在借用现代的社会保障思想来挖掘梁启超的众多相关论述，虽然跨越了时空，用现代性的思想来定义和挖掘百年前的史料，具备一定学术思想，但我们仍需要用“历史”的观点，放在当时的条件和背景下来看待和分析其相关思想。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特点
（一）对梁启超社会学思想及其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地位的认识的差异巨大。有把梁启超当做“中国的孔德”、“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来研究其社会学思想的；也有认为梁启超的群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将其排除于社会学史研究范围之外的。
（二）已有成果不仅总量小，而且除一两篇有深度的研究之外，剩余的对梁启超的社会学研究并无实质性的成果。另外因研究者学术背景和关注点的差异，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上也不一致，成果的可积累性差。
（三）对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的认识，还存在需要借助“史学”等学科的光环，通过史学学者在肯定梁启超社会学思想对“新史学”的发展上，来逆向肯定梁启超的社会学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