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
一、中国共青团组织发展的问题研究
（一）政府对共青团组织制度性限制太严。虽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但是共青团组织在实际的组建过程中，仍然会受到政府极大的限制和阻碍。在共青团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双重管理体制也使得共青团组织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多个部门的共同管理和压力，这也就在无形中增加了其运营的政治成本，限制了其活动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二）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能够为一个组织的建设发展提供正确的活动方向和指南，也能够提供权威的、必要的政策性保护。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共青团组织在组织构建、具体运营等环节没有比较权威的法律作为指导和依托，在遇到与政府，企业等权力边界模糊，甚至相互冲突的时刻无法有效的向相关法律寻求帮助，更无法在实际开展活动中运用已有的法律来解释和推销本组织的架构和理念。
（三）缺乏专业的共青团组织管理人才。共青团组织都是在其建立公共服务理念、社会责任感等主观意识催动下而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另外，组织者或建立者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优秀人才，但缺乏管理经验。其成员很多本身对于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又比较的薄弱，没有专业的方法和理论来引导和支撑起项目的开展，同时，由于资金的紧张，也无法聘请专业的人才来有效的开展活动。
二、中国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对策：培植参与型共青团组织
（一）参与型共青团组织的优势
1. 符合正和博弈，效用扩大。社会治理无法跟进社会发展的步伐，社会管理未能满足公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日益突显。而培植参与型共青团组织，强化共青团组织的参与角色和参与主体定位，明确共青团组织参与职责，首先，有利于多主体，多角度合力解决问题，增进社会和谐；其次，有利于共青团组织在参与过程中积累经验，完善共青团组织运行机制，同时为提高其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提供了机会，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共青团组织发展。
2. 符合政府和社会管理发展趋势。社会力量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断得到提升，中国社会的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多向合力的趋势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高度一体化向良性分化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明确致力于对治理模式和公民参与机制等做相应的调整，以消除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沟通存在制度性的障碍。
3. 多方力量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在共青团组织发展进程中，要克服以往由政府全能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既要避免重蹈政府主导的全能主义社会管理和共青团组织发展不独立带来的政府边界过大、社会发展不完善等缺点，同时也要吸取“一头独大”的经验教训，建立一种相互监督和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促使政府、共青团组织、社会协调、健康地发展。培植参与型共青团组织，形成共青团组织监督与被监督的权力与义务相结合的关系模式，能使共青团组织更好地融入社会管理事务，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
（二）促进参与型共青团组织发展的保障性对策
1. 国家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以为共青团组织的存在、运转、活动提供政策性和方向性的支持。而政府对参与型的共青团组织应该起到一个监督和帮助的作用。基于这种关系，原有的法律体系并不能对共青团组织的活动起到有效保障作用，也无法有效地实现这种监督帮助的关系。因此需要在现行共青团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充制定和修改。
2. 政府放松对共青团组织的管制。随着共青团组织的壮大，这就会造成好的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恶的结果”，从而阻碍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开展的正常活动。为此，首先应该简化共青团组织办事程序，其次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部门对共青团组织进行专项管理，再次可以考虑以抽检与定期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评定组织的独立活动能力，在此基础上差别化精简办事流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样，既符合政府本身的改革方向，也方便了共青团组织的办事流程，有利于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壮大。
3. 公共舆论作用的发挥。公共舆论是政府以外的重要力量来源之一，包括诉求的集中形成、强大细微监督作用、推动促进作用等。要形成对政府的舆论压力，促使政府下定决心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让渡给社会及共青团组织。政府与共青团组织的活动目标需以公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公共舆论集中反映的民意对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形成直接而巨大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进行行为的改进。因此，最后还要对政府、共青团组织进行监督，保证他们在法律体系下，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保障协同参与模型正常运行。
4. 政府对共青团组织的监督。政府应该对共青团组织进行一定的合理监督，以保证共青团组织的公益性等基本属性。要审核共青团组织管理结构，保证共青团组织的自愿性、独立性，确保共青团组织性质不发生偏离和改变，要审核共青团组织活动内容的公益性，确保共青团组织活动内容的非营利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