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物。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
文章一经发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篇文章在当下并未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因此笔者在此将主要论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以唤醒人们对它的重视。
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殊路径
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了早稻田大学具有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安部矶雄教授。但“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可以称作宗教社会主义，其特点是注重从精神方面观察社会主义”。因而，可以想象，李大钊从他那儿不可能接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及其人并为其深深吸引，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他欢呼庶民的胜利后不久，他得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于1919年1月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第一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起了李大钊浓厚的兴趣。随后便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潜心研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一些引用的文字，李大钊会标明“以上的译语译从河上肇教授”，甚至开头部分与河上肇的一篇文章中的内容也很相近。可见李大钊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河上肇的文章及相关学者翻译的著作等。
因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殊路径――日本先于俄国。以前我们往往认为早期的知识分子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为师”。但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日本的近代文化对李大钊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李大钊不懂俄文，很少接触列宁的著作，直到1924年，他才开始撰写关于列宁和苏俄的文章。”所以，通过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析，可以找到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源头，只有这样才能对最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二、体现了李大钊的理性精神和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意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题目首先突出的是“我”。“我”字体现了李大钊的主体意识和“反奴性的理性精神”。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导致近代中国人的奴性十足，主体意识非常薄弱。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深入人心，五四运动的爆发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反奴性的理性精神。
学术界有学者认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对河上肇著作的“二次翻译”。但通过对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写作的过程中，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河上肇的文章。“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参考文献远非全河上肇一家，其背后有着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支撑。”这一现象也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并非仅局限于日本一个国家，还关注着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从中吸取经验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吸纳国外先进知识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意识对今天我们认识文化的地位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展露了李大钊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设想
李大钊首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初步的提示。“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李大钊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怎样运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的思考”。李大钊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主张知识分子要积极投身到人民中去。正因如此，在五四之前李大钊就在工人中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引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同时还详细介绍了阶级斗争说并且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可见，李大钊当时就认识到了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之上的。
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头指出的“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说明此时的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已经意识到了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行的强调对今日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向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其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都是极其深远，不容忽视的。这篇文章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思想理论活动的历史见证，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奠基之作。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遗憾地看到，这篇文章并未引起过多的重视。“这恐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缺失”。因此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充分认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价值，认真思考其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并从中吸取经验以努力弥补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