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矛盾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中矛盾显得十分普遍，我们不应该回避矛盾应该正视它，想办法给予解决。
作为一名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平日里也十分关心时事政治。在我看来，整个社会主要问题就是信任危机和不公平的矛盾。很多如“贵州习水”、“重庆出租车罢工”等社会冲突的事件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用传统的话语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还有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公平的矛盾。
当出现社会化分工后，必然由于职业出现收入差异，这是不可不免的。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看的话，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其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我们不能讲绝对的平均主义，应该允许收入差异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就像邓小平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要有个度，在可控范围之内，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陆学艺先生提出的《当代中国十大阶层》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我认为20年的今天，由于社会分工的复杂性，比如说流入城市的那1亿农民工或者说由于拆迁等原因的失地农民很难很好的概括进去。现在的中国社会，社会不公正、不公平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的毒瘤，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赖以生存的秩序。那么，一个基本社会秩序需要怎样的社会公平或者经济基础呢？最基本的就是，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二要有基本的经济公平。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处于不能温饱的状态，那么社会成员之间就会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而互相冲突。但一旦到了温饱以上的水平，经济公平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社会成员处于极度贫穷状态，那么社会就很难成其为社会。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在极度贫穷下，就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秩序，更不用说是良好的社会道德了。但是仅仅有经济发展也不行。经济发展要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如果造成了极度的社会不公平，那么也同样会出现社会秩序问题。这里，没有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就不能造就一个有序的社会。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具体来看就是，第一是社会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高度分化。中国的改革开始于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为了为社会成员和地方提供积极性，改革者的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这个策略应当说非常符合人性，它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动机来追求财富。问题在于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并没有导致其他社会成员和地区也跟着富裕起来。应当说，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为收入差异过大，社会成员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善而感到满意。相反，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根源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中国今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收入差异最大的国家。尽管有关部门考虑到社会稳定等原因而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布衡量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但人们都不会否认巨大的收入差异的存在，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并且这种差异还在继续加速扩大。第二，中国社会阶层开始从开放向固化转型，就是说从改革早期阶段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状态转型到封闭状态，或者从包容性发展转型到排他性发展。为什么先富者越来越富，其他人要不富裕不起来，要不趋于贫穷？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人们用很多语言来形容这一情况，例如“官二代”和“富二代”。新型的以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上的“出身论”开始发生作用，就是说，“官”和“富”都可以继承和延续下去。当然，这种延续并非不正常，其他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一现象，但如果“官”与“富”这两个领域都被各自的阶层所垄断，不再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就会出现“世袭”性质，体制就会出现封闭性。实际上，从社会阶层流动性来说，中国已经出现“城堡”现象，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为官者，为富者，住在“城堡”之内，而无权无势者则住在“城堡”之外。“城堡”内外的社会群体之间城墙林立。无论是社会道德的衰落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都和林立于社会群体间的城墙有很大的关联。第三是缺少保护社会的机制或者保护社会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在任何社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社会。保护社会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保障其不致于饿死、病死和冻死的最低水平的同时，给与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了，而在于政府没有保护好那部分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前不久，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刚刚才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讲话，让我这名还在接受党组织考察的预备党员在精神上都为之一振。即使面前困难重重但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乘风破浪开拓进取。在未来的30年，“国富民强”这一非常“中国特色”的理念将会被“民富国强”这一更根本的国家理念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