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单独二胎”的政策议程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4-0030-07
一、引言――政策的出台及问题的提出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备受社会关注的“单独二胎”终于正式走上政策层面。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中国“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导向和趋势，是中国生育政策的转折点。
作为一项影响13亿人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政府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一直持有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历经十年酝酿，无数次专家调研、讨论和测算，“单独二胎”政策才得以出台。那么，“单独二胎”政策何以出台？其中，“单独二胎”政策议程是如何构建的？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力量有哪些？笔者拟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切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二、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多源流理论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1995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在议事日程上出现，而另一些则被忽略了。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所谓问题源流，指的是问题如何被确认与界定，焦点事件、系统性的指标、对现有项目运行的反馈等都有可能引起政府对某一个问题的关注。政策源流是专家提出政策方案和政策主张的过程。政治源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的变化、民意的反常、选举结果、政府或国会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压力运动等。这三条源流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的发生、发展和运作都不依赖于其他的源流。但在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三大源流就耦合到了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所谓的“政策之窗”。“政策之窗”只会短暂开启，稍纵即逝，需要“政策企业家”在政策之窗打开之时成功地将彼此独立流淌的三大源流结合起来，那么该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会增加。这就是金登教授所描述的“多源流模型”，是当代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广泛的理论工具。[1]
在中国，政策过程逐渐成为一种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层理论。[2]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呢？多源流模型的运用前提是具备一定开放性和多样性的政治系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新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活跃了公众政策参与，使得当下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不再纯粹是“精英主导”模式，政策过程已呈现出相当的开放性，这使得以多源流模型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基础。近年来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多源流模型总体上在中国具备适用性，其关键的区别无非在于识别和控制上述理论模型与中国政治体制规则不一致的因素，以提高理论模型对特定政策经验的解释能力。[3]多源流模型具备方法论的动态性和系统性之特点，其优势在于更全面和历史地看待议程设置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3]（130）因此，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举措，试图按照多源流理论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分别进行归类梳理，对政策之窗的开启及三源流的耦合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单独二胎”出台的政策过程，并检验多源流理论在分析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三、“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多源流模型分析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政策诉求很多，但是最终进入决策过程的是“单独二胎”，这既取决于客观事实的性质或严重程度，也取决于公共权力主体确认问题的标准和程序。“单独二胎”能够进入决策过程，依据多源流理论的解释，它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耦合及政策之窗开启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问题源流
问题源流是人们在政策活动中对客观存在的、已经被觉察到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辨认与理解的过程。社会公共问题不会天然地成为政策议题，重要指标、重大突发事件或现有政策的反馈等有助于将一些状况选择性地被界定为问题。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这一案例中，问题源流主要源于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全方面的负面效应以及人口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由存在问题、重要指标以及焦点事件构成。
1.存在问题及数据指标
第一，老龄化问题凸显。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同时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到2000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8838万人，占总人口的7.0%，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8.87%，同时老年人抚养系数也已经提高到11.9%，[4]据联合国2010年估计和预测的数据，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2030年将提高到18.7%，2040年是26.8%，2050年则高达30.8%。[5]中国老龄化问题凸显及较快的发展速度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强烈影响，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及养老保障体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严峻的挑战。
第二，劳动力资源萎缩。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将加速推进。预测表明，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9.1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2030年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6]如此之快的下降将造成劳力严重短缺，影响经济的发展。 第三，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显示，1981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6年上升为110.9，1989年达到111.3%，1995、2000、2002年更分别高达115.6、116.9、119.9。[7]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总人口性别比为118.06。[8]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是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生育上强烈男性偏好双重挤压的结果。
第四，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存在潜在风险。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布，母亲在40至65岁之间孩子夭亡的概率是1/100左右，这样二胎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相对于二胎家庭，“一胎化”把这个比例提高了一百倍，达到1/100左右。[9]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流，客观上加大了其潜在风险。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已逾百万，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安。
2.焦点事件
问题通常并不是因这些指标而自明的，它们需要一些推动力来引起政府内部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这些推动力就是由焦点事件所提供的。焦点事件可以强化对某一问题的某种预先存在的知觉，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已经“被人们忘到脑勺后边去了”的问题上。同时，焦点事件可以与其他的类似事件配合起来影响政策问题的界定。某类焦点事件数次紧挨着一起发生则可能会使人们意识到某一普遍问题的存在。[10]严格控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饱受诟病，近年来，相关焦点事件一直层出不穷，如2010年“法学教授杨支柱二胎抗争之路”、2012年“陕西镇坪强制流产事件”、“《一个计生委主任的失独之痛》的报道”以及2013年“张艺谋超生门事件”都暴露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基层政策执行者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以及选择性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权问题。
（二）“单独二胎”出台过程中的政策源流：政策建议如何漂进与漂出
当问题被识别并得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关注时，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会产生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就形成了政策源流。从人员的构成情况看，单独二胎的政策共同体的构成人员主要是学者，相关的政策建议最早也是由学者发起的。从时间上看，关于“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早在2004年就被提出，却到2014年才进入政策议程，十年的时间里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系统中历经了漂进与漂出的过程。
1.“单独二胎”的政策方案的提出
2004年4月，18位人口专家历时两年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上书国家计生委。建议先放开“单独二胎”，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全面二胎”。这是首次提出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关于政策方案形成的建议如田雪原的“三种‘着陆’方案”、[11]陈友华的分“四步走”、[12]曾毅的“二胎软着陆”、[13]桂世勋的“双轨制”、[14]翟振武的“三步走”等。[15]虽然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共同体在人员构成与分布上表现出差异性，但政策共同体中的成员都会围绕政策问题提出主张，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得到重视。
2.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
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始于2009年，人口专家和学者（王丰、顾宝昌、翟振武等）、法学专家（湛中乐等）、经济学家（梁建章、茅于轼、许小年等）、政协委员（叶廷芳、李崴、王名、刘大钧等）、人大代表（贺优琳、陈佳贵等）不断通过上书国家计生委、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在“两会”提交议案等方式来呼吁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政策企业家的持续努力下，2009年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并在2010年初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获得了突破，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这一方案曾得到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在2010年底经过修改微调后曾提交国务院。但之后一直没有进展，“单独二胎”漂出了决策者的视野。2011年“单独二胎”政策的酝酿接近成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然而政府内外都出现了反对放宽人口政策的声音，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等人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机构中的反对者担心生育政策放宽会导致人口突然增加，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独二胎”政策还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反对声音一度占上风，加上之后计生系统重要人事的连续变更，以及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胎”政策被搁置下来，[16] “单独二胎”又一次漂出。2012年众多学者再次施压，但由于某些政府部门和学界一部分人的反对，生育政策的完善再次停滞不前。2013年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再次提议分省放开二胎，并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迎来了“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
3.政策方案的选择标准
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呈现出“思想在政策源流中四处漂浮的画面”，[10]（164）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漂浮，政策思想幸存的标准――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以及在决策者中被接受的合理机会等标准极为相似，“如果一项政策建议一开始不能满足这其中一个或更多个检验标准的话，那么它可能需要重新拟定或者与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然后再漂浮。一项幸存下来的政策建议通常都可以满足这些标准”。[10]（165）在“单独二胎”的政策过程中，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判断的共识是政策出台的衡量标准。技术可行性建立在对政策方案慎重的调研和科学的测算上，包括对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生育率、人口总量和结构、人口变动趋势、以及政策试点结果的判断和测算。但是仅在技术上具备可行性是不够的，隐藏在技术可行性背后对政策出台起着关键因素的是价值的可接受性。价值判断的共识表现在生育政策的适当与适度，不能长期从宏观人口控制出发就决定微观生育政策的选择，要考虑到对家庭发展的长久影响；其次是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保护，允许人们在生育上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再次是社会公平，生育政策不能在生育权利上制造不公平。 （三）政治源流：政治环境有何变化
政治源流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10]（184）“单独二胎”政策议程的政治源流主要由国民情绪和管理权限划分构成。
1.国民情绪
金登教授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大批的民众正沿着某些共同的路线思考，这种国民情绪以明显的方式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国民情绪的这些变化对政策议程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10]（186）国民情绪可以被视作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通常是以公众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强大的公众舆论会对政府公共决策外部形成强大的压力群体，迫使政府不断地关注舆论和民情，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径。事实上，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松动一直是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适度放开二胎政策是很多民众的呼声。
2011年3月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数据显示，“二胎放开”排在两会话题热榜第二位，纪宝成“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刻不容缓”成为两会代表话题热榜的第一名。2013年1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侠在工作会议上“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的言论”引发的公众关注度也逼近“爆表”，统计显示，21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2.5万条网友评论。2013年8月媒体“单独二胎”政策有望近期重启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而10月底，“卫计委否认全面放开单独二胎”的消息再次推动相关舆情热度快速升温。“单独二胎”相关话题一直是媒体和公众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
2.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我国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党的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影响是关键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无论是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都力图通过建立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种执政理念必然要求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更重视社会公平、重视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遵循法治原则。过去数年间，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反思调整这项政策，而中央政府俯听民情，在政策表述上已经有了明显改变，预示未来政策的调整方向。“单独二胎”的出台，并不是政府向群众“想多生孩子”的意愿妥协，而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的政策措施，反映了我国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和与时俱进。
3.管理权限的变更：政策调整的主导职能的归属调整
2013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新华社授权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有“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表述。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卫计委“三定”方案中，明确“负责完善生育政策”属于卫计委的重要职能之一。中国人口学者何亚福表示：“在部门重组之后，计划生育部门的权力会被削弱。它将不再有制定政策的能力，在中国人口战略上的发言权也会降低”。 [17]传递出的信息透露出政府进行计划生育调整的信号和契机。
（四）三源流耦合的实现
从以上分析来看，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三流并不会自动实现汇合，汇合的实现还需要适当的时机和政策行动者的推动。
1.政策窗口的开启：十八届三中全会
金登认为在关键的时间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在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的关键时间点就是政策之窗。政策之窗之所以开启是因为紧迫的问题或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于是就有了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的区别。[18]通常来说，问题之窗不可预测，例如地震等突发事件等；政治之窗大部分可以预测，例如年度预算安排、常规例会等。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政治之窗的开启实现了“单独二胎”政策议程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合。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35年的改革历程中，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是构建改革框架，做出全面部署的会议，为“单独二胎”的出台提供了契合点。
2.政策企业家与三流耦合
在多源流模型中，三源流的耦合对于政策议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三种因素中缺少一种，即如果得不到一个解决办法，不能够发现问题或问题不太紧迫，或者缺少来自政治源流的支持，那么该主题在决策议程中的位置就会转瞬即逝。尽管政策之窗可以短暂地敞开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很快实现这种结合的话，那么政策之窗就会关闭。”[10]（230）金登教授认为，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独立流淌，它们的结合还少不了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时的登场与软化作用。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通过相关焦点事件唤起公众与媒体舆论的响应，引导媒体和舆论以创造出一种支持和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政治环境，提升“单独二胎”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同时，软化强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潜在的反对强度，促使决策高层对问题的感知，然后使得核心决策者在问题感知与政策行动之间构建其联系。翟振武教授接受《?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候已到”。[19]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参加中国网的面对面访谈节目。在张艺谋“超生门”事件中，人口学者，如黄文政和梁建章撰文《张艺谋应拒交社会抚养费》，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罚款，引发人们对社会抚养费是否合理的思考，并抨击计划生育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拖延放开生育的时间，需要道歉的是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计划生育机构。
四、结语和讨论
综合上述分析，“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基本符合多源流模型的轨迹，是三源流在政策之窗前耦合的结果，其中社会背景因素（三大源流变化）、行动者因素（政策企业家的软化行动）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在该案例中均得到验证，与多源流模型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同时，多源流模型也为以往“单独二胎”未进入决策议程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当时的政治源流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十八大及三中全会以前没有因素引发政治源流的变化和政策窗口的打开，即使政策企业家采取过相关的软化行动，依然没有实现源流的汇合并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十八大以后，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相比之前发展得更为成熟，政策企业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提供的政策方案的测算和可行性验证更为精准和成熟，促使核心决策者的转变，实现了政策企业家与核心决策者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取向上的有效链接。核心决策者的权威又加快了原来计划平行流动的三大源流的汇合，决策议程得以设立。可见，本案例的发展与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多差异，但多源流模型在中国同样具备适用性，因为一种政体或一个国家中不可能只有一种议程设置模式，每一种政体下的议程设置方式都是多样化的。[20]中国不断进步的民主化进程使得议程设置过程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吻合了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前提。但是，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对政策议程设置依然有较大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多源流理论无法回避中国情境与本土化问题。
（一）源流的独立性问题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过程中，三条源流是彼此分离的，每条源流都遵循自身的规律，其发展变化也与其他源流相独立，在出现耦合前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叉和结合。本文认为，在“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中，三源流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源流的改变都将会导致或促使其他源流发生改变，耦合过程的偶然性大大降低，整个过程的目的性和战略性更强。一方面可以从源流的缘起发现，政治源流的发展变化（包括国民情绪变化和管理权限调整）均与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问题源流发展息息相关，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恶劣性让政策企业家感到忧心并进行政策调整方案，促使政府部门尤其是核心决策者感受到政治紧迫性，也促成了管理权限的调整。源流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也削弱了不同源流的独立性。同时，这也凸显三大源流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多源流理论在我国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保持足够的独立性，这也是多源流理论在中国的情境化表现。
（二）源流的重要性问题
与西方政党选举制度不同，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稳定性较高，竞选利益不是首要考虑，不需要过度逢迎选民的意愿，而可以从长远发展的高度做出政治选择。这就使得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中的国民情绪的影响有限，它们取决于执政党对问题源流的判断，执政党往往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和长期执政的优势，用足够的时间和投入去引导和改变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问题源流的重要性及国民情绪在政治源流中的影响。其次，执政党处于长期执政地位，对政策连贯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不能出现西方选举政治下新党派执政后完全转变政策风向的现象，新政策需要与原有政策有一定的相容性，政策路径依赖和渐进式调整的特点十分明显。这就使得政策源流之于政治源流处于天生弱势地位。无论政策源流中的方案多么完美，它都是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对政府决策具有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在影响政策议程的所有变量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三）政策企业家身份的双重性问题
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部分政策企业家具有双重性身份特点，部分政策企业家既是学者又是“两会代表”，拥有提交议案的权利，他们能够同时活跃于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之中，其在不同源流中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协调和整合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的政策企业家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政治制度的安排有助于政策企业家从政府中打开政策议程的“政治之窗”，为政策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机会。尽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因素在本案例中没有产生关键性影响，但并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可能性影响，因为政策企业家最早就是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软化活动的。这是多源流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本土化特点。
从本案例的整体过程来看，议程设置无疑需要具备多源流理论所说的条件，“在更多的时刻，三源流耦合是不完整的：解决之道与问题耦合，但缺少合适的政治气候；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耦合，但缺少解决紧要问题的感受；政治源流和问题源流都要求采取适当的行动，但缺少值得倡导的可行方案。只有三源流耦合，才能极大地改善机会，以将某一主题牢牢固定在决策议程上。”[18]（149）多源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单独二胎”政策议程“黑匣子”的钥匙。通过多源流理论对于“单独二胎”政策议程的分析，我们认为促进政策议程首先应该抓住问题源流，确定政策问题，提高政策问题认定的技术基础，扩大政策问题来源。其次丰富政策源流，优化决策结构，明确政府决策层的职责，提供决策需求，参与政策方案的论证，并扩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再次是借助政治力量，营造有利氛围，发挥公共权威在议程创建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国民情绪的正向效应；复次是要把握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推动三源流耦合，同时高度重视政策企业家的作用。
多源流理论为“单独二胎”的政策议程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这对于多源流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本文就还只是一项初步的探索，关于多源流理论的更多检验和解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