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难题及对策试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283-04
一、自媒体时代：话语权的去中心化与多元价值观的冲突
随着互联网、4G技术的迅猛发展，PC电脑、智能手机、Ipad等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自媒体（we media）时代。愈来愈多的人正在加入自媒体大军，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和产业信息网的相关统计，截至今年6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达8.38亿，智能手机用户接近5亿人，远远高于上一年的数据。与此同时，人们上网或者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也在迅速延长。如此发展状况势必导致人们的生活据此发生方方面面的变化。
所谓自媒体（We Media），指的是公民发布和分享信息的载体。目前我们所熟知和常用的博客、飞信、微信、微博都在此之列。根据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体即信息”，自媒体本身就意味着信息。其实，自媒体并非最近的新兴之物。2002年，美国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Dan Gillmor）就已经发觉了自媒体运动并在自己的博客上对这种运动进行了描述：“我的读者比我知道的多。这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用它来创造某种处于研讨会和对话之间的东西，教育我们所有人。交互性和通信技术――电邮、博客、讨论专版、网页以及其他形式――都使上述这些情况发生。”[1]次年，他以“自媒体（We The Media）”为题著书。
此后，自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其定义，The Media Center、的联合执行官在为谢因?波曼（Shyane Bowman）与克里斯?威利斯（Chris Willis）的作品《自媒体》所写的序言中给出了严格说明：“我们认为，对于通过电子技术获得全球性知识链接的普通市民而言，自媒体可被视为理解他们如何参与和投入构建其个人性真理与新闻的初步方式[2]。新的媒体平台的出现，大大改观了以往的新闻传播模式。我们知道，现代新闻在自媒体出现之前是以经典的广播方式（broadcasting）进行的。在信息的拥有者/发布者和接收者之间只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流动方式，其中前者拥有绝对的主动权，而后者作为受众则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人所生产和发布的产品。吉尔默把这种新闻模式称作“讲座”式的，它有一个清晰的中心和起点。但是，到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传播模式旋即被打破了，新闻传播领域的一场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运动因此而展开了。新闻传播的主体地位不再为传统新闻组织机构或者权威人士所特有，信息接收者也不再是无所作为的看客。在信息的传播、接收以及广告营运等所有环节中，稳定的中心和单项的传播路线已经不复存在。这颇类布莱希特戏剧的间离效应，在新闻传播这个舞台上，演员、导演、观众甚至戏剧本身都没有明晰的分工或者边界：“剧作所具有的中心不应该在自身之中，而应该在自身之外，或者说在剧作中不再应该有主角”[3]。相应地，吉尔默、波曼和威利斯把这种新闻模式称作对话式的或者研讨班式的。
无论对话还是研讨班，它们同广播或讲座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更加强调发言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强调观众对于信息产品之生产、传播活动的实际参与和及时反馈。所以，有人把这种新闻传播方式也叫作参与式的或者自己动手的（Do-it-yourselfjournalism）。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大众，也就是俗称的“草根”阶层能够非常自由、便捷、低成本地介入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除了查阅和分享社会、国家以至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还可以随时随地展露个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甚至自己内在的喜怒哀乐。因而，在自媒体时代，人人不仅拥有话语权，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有了表达自己话语权的途径。当然，不能否认，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吉尔默等西方媒体人认为自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制的健康发展。“参与式新闻传播：单个或群体性市民在收集、报道、分析与散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此参与的目的是提供民主所要求的具有独立性、可靠性、准确性、广泛性和相关性的信息[2]。
但是，一个人人都能够平等使用话语权的时代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自媒体时代确实带来了自由、平等以及高度开放性，但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冲突的明朗化和扩大化。Manuel Castells、MaxH.Boisot、Anthony Giddens等人讨论了由网络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不在场的空间）的形成及其同传统的物质空间（在场空间）的内在关联，他们也认识到这个空间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2011年埃及等北非国家爆发的政治动荡，美国、德国和法国爆发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席卷整个美国的大规模运动，也包括中国爆发的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都表明网络化发展引起社会空间分化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4]我们知道，当主体以隐性的方式来参与言论的时候，其所发表的言论不一定能够代表其真实想法。这意味着，如果可以随意发表意见，那么各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言论也必将充斥着电子网络。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发展的确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国家大事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相关问题，更加合理地制定相关研究对策，同时也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应对相关问题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形形色色的立场或者观念中，价值观念毋庸置疑地起着引领性作用。毫无疑问的是，人的价值观念在人的行动当中起着某种隐秘但却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往往是看不见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不重要，甚至不存在。通过严密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可以看到很多看似难以理解的行动和言论可以在价值观念的成分当中找到其真正根源。甚至根据亨廷顿和奈尔（J.S.Nye）的著名看法，价值观在整个复杂庞大的文化系统中都具有引领和决定作用。其实，社会冲突首先是以价值冲突的形式来表现的，而在自媒体造就的虚拟空间中，这一点则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对自媒体时代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进行解读和分析时，将认知和行动主体的具有主导性的价值观念纳入考察，并作为主要参数来进行分析，对于正确的认知相关现象并恰当提出应对方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在虚拟空间之中，草根阶层、“自然人”主体大都不以真实身份出现，其介入首先和更多地都是以言论而非行动的形式来加以呈现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参与虚拟空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独特价值观念。在这一关照下，言论在某种意义上就直接代替了行动，在这里说话其实就是做事。其次，一些“非自然人”虚拟主体，特别是一些网络事件推手和营销者，也主要通过渲染或者挑战社会默认价值观的方式来吸引草根阶层的眼球，以获取巨额私利。而相当明确的是，在这些推手和营销者所渲染的内容当中，正确或者合理的成分到底有多少，这一点并不容乐观，甚至十分令人堪忧。而在虚拟空间空前发展的自媒体时代，多元价值观的同时共存和相互冲突是必然的和复杂的。一方面，虚拟空间在理论上而言是无限开放的，因而它能够容纳无限多“自然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由于聚众传播效应、真实空间中一些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阶层冲突的存在，也都使得虚拟主体更容易受到个人情绪，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煽动者负面的影响。 尽管只有诸如“不能杀人”这样的极少的一些价值观念能够得到大家的广泛公认。而生活于真实的社会空间内的个人、群体、阶层、国家或者文化圈所持的观念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来，但这决不意味着像文化相对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所有冲突方的价值观念本身都是合理的。在众多并不直接给出其真实主体的价值观念的喷涌和相互冲突中，我们党和国家所宣扬的体现人类文化之正能量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特色的主流道德观念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特别是长时间、高频率接触自媒体的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向高校教师提出了新的难题和挑战。
二、自媒体时代大学德育工作的新难题：技术理性对主体的僭越
关于自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谢桂庆&王璐，陈传枝等人将其而分为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基于这些既有的研究和相关现实情况调查，我们倾向于从大学生群体所独有的某些基本特征来讨论这个复杂问题。
首先，在年龄上而言，大学生一般处于18至22岁之间，属于年轻人，当然，在法律上已经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但实际上在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以及法律行为能力等方面存在欠缺[5]。在心智发育上，大学生的心智水平基本成熟并且逐渐理性化。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仍旧欠佳，特别是“九五”后的大学生[6]。近些年来，大学校园里所发生的种种因为心理问题而导致的校园悲剧为这一点提出了严正的警钟。而在思想上，当代大学生则表现出比较多的问题，例如缺少自我判断能力、学习不积极、功利性强，等等[7]。
基于以上特征的基本分析，可以认为，自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也表现出一些相当的独特性。首先，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学生群体更加容易接纳自媒体。这大概是因为年轻人的心态更开放，对新鲜事物具有某种天生的好奇感和求知欲，从而他们更乐于去发现、尝试、接受和使用新科技技术。2005年《中华新闻网》刊发的文章“北京晚报：用新技术抓住年轻人”，其中引用当时北京晚报总编辑任欢迎的话来表明“在新兴媒体、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平面媒体需要借助新技术来维持自己的年轻读者群。其次，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在自媒体介入者中业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一份2013年来自武汉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高校校园里，大约有80.8%的大学生都使用智能手机，而其中半数学生已经是稳定的手机网民[8]。与这个数据相比，其他地区高校的调查结果并无很大的统计学出入。而且，由此可以预料，随着自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个数字接下来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言，它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形成的并展示了人类的非凡智慧和能力，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马克思曾经说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也曾盛赞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科技革命的对人类历史前进和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韦伯则看到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和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技术，之所以能够得到当代大学生的普遍青睐，它本身必定有其内在缘由。据我们的认识，首先，自媒体为大学生了解国内外最新资讯提供了一个相当便捷而又相对而言比较廉价的电子通道。其次，自媒体使大学生可以很容易据此而构建起一个良好的交流和学习平台。这一平台除了可以用于分享个人生活样态及当下随感，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选择在相关平台上存储和传递学习资料、家庭作业以及实现同老师和朋友的沟通。再者，大学生可以在自媒体的虚拟空间中构建起一些在真实空间中缺失或者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比如真挚友谊、理想自我等等。
但是，随着技术合理性的扩张也导致其负面效应必将一一呈现。马克思早就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现象的存在，哲学家卢卡奇则直接把人之异化的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看到科技革命导致了异化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则由此论证了技术对自然和生态的破坏。作为一种前沿技术，自媒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一些我们不得不直视的消极影响。大学生德育工作因此也产生并面临一些前所未见的新难题和新挑战，而这些最终可以归结为技术理性对主体的僭越。
首先，为了在自媒体时代紧跟新技术的步伐，不少大学生极力追捧和购买一些知名且非常昂贵的通讯商品。其中不乏为此而举债贷款、啃老、四处打工、被迫做出违反道德甚至违法乱纪之事者。2013年一则名为《武汉逾2万大学生贷款买苹果手机还贷从牙缝抠》的报道曾经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这种畸形消费模式和观念严重挑战了勤劳节俭、自力更生、诚实守信等值得推崇的传统的基本道德观念。
其次，大学生在自媒体的使用上形式大过内容、甚至冲击内容。又或者说其使用的手段取代了使用目的本身。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体即信息”充分概括了媒体工具本身对于其内容的巨大优先性。QQ、博客、飞信、微信和微博等自媒体作为新兴网络传播工具和信息交流平台，的确以其强烈而鲜明的及时性、互动性等优点而为大学生的学习、交流以及自我表现等需要都大开了方便之门。但是，纵观其内容，其中除了“抒发心情、表达情绪；发布或转发日常见闻和看法；纯转发新闻报道或知识性”外[9]，究竟有多少大学生能真正用它们来服务于自己的专业学习、思想修养、人格塑造以及社会责任的培养呢？甚至更有甚者，不少大学生遑论时间和地点通过自媒体发布有关个人吃喝拉撒玩等无关紧要、甚至难登大雅之堂的生活琐事。笔者在自己所教授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上经常发现坐在后面的不少学生在课堂上仍旧“刷屏不倦”，甚至听闻有同事说当她试图制止一个学生的这种行为时，后者竟然说“老师再等一下，我把图片发出去”。从“手机控”“微博控”到最近的“微信控”，所谓朋友圈内分享的“昨天海边度假、今天高档餐厅吃牛排、明天奉上锥子脸自拍，后天各种名牌A货代购”[10]，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自媒体正在成为一些“朋友”炫富或者构建虚假自我的一种新形式，结果造成了“朋友”之间在虚拟的自媒体平台上的虚假追捧和盲目攀比。在这种情况下，更开放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更缺乏理性和自制力的大学生在现实交往以及学习、交友、休闲等时间的合理分配等问题上都可能面临障碍。 第三，同时也是直接影响大学生德育工作成效的是，大学生在自媒体所提供的大量纷繁复杂信息以及多元价值的狂轰滥炸中很容易迷失、彷徨，甚至走错方向。在自媒体时代，信息交流的电子化可以跨越国家、民族、阶层等一切传统界线，同时西方国家也会利用自媒体进行各种观念渗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所一贯宣扬和主张的主流道德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则不免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对自媒体的接触和使用频率以及时间都远远大于中老年人，但他们也因此在自媒体塑造的虚拟空间里更容易受到多元价值冲突的影响。如此一来，其结果是，我们党和国家所宣扬和主张的主流价值和道德观念就比较不容易在他们心目中扎根和生长。
第四，这也是前面三个负面效应综合引发的一个不易觉察的后果：过分投入和依赖自媒体可能导致大学生丧失其主体地位。我们党一直珍视大学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并为此要求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媒体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服务于大学生理想的但却虚拟的主体和身份的构造，但可能因此不利于他们在现实中发挥自己的主体地位，实现这种理想自我。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的看法，道德是主体一种实践。它绝非仅仅局限于纯理论层面或虚拟层面，而自媒体不能保证大学生在虚拟空间中的理想自我能够转变成现实的道德实践。
因此，可以说，自媒体技术在服务于大学生交流、学习和自我表现等需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畸形消费、信息泛滥、多元价值观冲突、主体的存在被虚拟化等棘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或说教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已不能胜任自媒体时代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的内在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应该及时掌握大学生自媒体使用的基本情况，据此来重新界定自己在德育工作中的角色，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探索弘扬社会主义主流道德观念的新渠道和新方法。
三、对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构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全新方法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在网络虚拟空间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2013年8月15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基于不久前召开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提出“七条底线”。其中，第六条就是“道德风尚底线”，即网络主体必须遵守社会的各种伦理道德，决不能因为虚拟世界的虚拟性、匿名性和相对性等特点而漠视或否定基本的道德规范。大学生作为被赋予了党和国家殷殷希望、同时又深受自媒体等新信息技术影响的一代，他们的道德情操和修养更是应该受到良好教育。
就教育方法而言，人们经常说两句话，其一是“教学有法”。所谓教学有法，指的是教学本身具有一定的章法和规律可循。自媒体时代的大学生道德教育依然离不开教育范畴，因而绝不能违背根本的教育之“法”。
第一，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或者教育对象面临什么技术理性的冲击，我们的大学道德教育工作者都应当以身作则，积极拥护党的领导，遵守法律，坚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坚持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此才能为自己的教育对象树立良好的榜样，从而使教育本身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二，大学德育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课堂。自媒体技术为大学生创造了无限多新的可能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孤独”和对技术的依赖[11]。时间和地点都相对比较固定的课堂为师生间的直接沟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时机，同时课堂还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紧密相关，因此大学德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课堂，特别是从微观着手培养他们遵守课堂纪律、尊重他人意见、规范论文写作、真诚与他人交往等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基本道德素养。
关于教育方法还有第二句话，这就是“教无定法”，意即针对不同学生、在不同情况下亦，教育者应该灵活采用适宜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自媒体时代使得当代大学生在学习、交往和自我表达等方面大大迥异于从前，因此大学德育工作者应该相时而动，在具体工作中发现问题并探寻和摸索合适的对策。我们主要总结了三点。
首先，任何技术本身并无是非善恶等价值属性，决定技术走向的最终只能是作为技术主体的人。同样，自媒体也绝非是冲击大学道德教育的洪水猛兽，自媒体本身如果加以巧妙的良好运用，完全可以成为有效推进课堂课外教学成效的现代化工具。因此大学德育工作者完全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自媒体的优势，并巧妙将之运用于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之上。高校教师也可以尝试通过自媒体构建一个迅捷而便利的师生交流平台，从而突破传统的课堂和教室教学的基本限制，随时随地发布和批阅学生作业，了解他们的心态、需要以及感兴趣的话题，并解答他们所提出或显示出的种种学业困难、道德困惑，等等。
其次，需要积极调整和改变教师角色和师生关系。传统的大学生道德教育集中在课堂上，主要以教师为主导，并采取高密度但同时也异常枯燥的道德说教或者灌输的形式。而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源头，他们是彼此平等的；因此道德教育者应该充分考虑自己的教育对象，努力尝试去和他们建立起双向的、平等的和持续的互动关系。如此才能将他们的道德诉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后者更生动深刻地扎根于他们的心中。
第三，无论是课堂还是自媒体平台上的大学生道德教育都依旧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水平，还需要转变为实际的道德实践。“从意识到行为，是大学生思政教育‘惊人的一跃’。”[9]这就需要大学德育工作者设计和组织各种实践活动，比如讲座、志愿者、义工、社会调查，等等，以此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接触和了解社会现实，向需要帮助的人奉献自己的爱心，同时在这些真实的道德实践中学会与他人真诚、友好、和平相处。
我们常说机遇与挑战同在，自媒体时代尽管向大学生道德教育提出一些难题，但其中实则暗含很多新的可能性。高校道德教育者应该充分发掘这些可能性，探索构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新方法新渠道。大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说“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自媒体确实帮助大学生实现了这种幸福，但大学生道德教育者通过他们的探索而努力为这种幸福提供一重道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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