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水利政策初探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贾谊《过秦论》中的秦国以如此居高临下的姿态，吞二周，亡诸侯，使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取得这样的成就，与秦国当时雄厚的国力是分不开的。与其完备的水利政策也不无关系，秦国在发展国力的同时，把水利政策提到了与军事战略相同的高度，走在了各诸侯国之前，为秦国统一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一、秦水利政策与军事战略的配合
从秦国三大水利工程的修建时间与秦后期军事战略极度吻合的情形来作一个合理的推测，秦水利政策的内容就是修建水利工程作为其军事资源运输的航道及粮食生产的基地以确保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从而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
都江堰修建于秦昭襄王末期（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1年）。在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就觊觎西南的巴蜀之地，于此大将司马错和秦相张仪对先伐蜀还是先伐韩的问题进行过争锋相对的辩论。秦惠文王让二人各自陈诉理由。张仪认为先伐韩可以威慑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1]而司马错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蜀国虽是小国，但其正逢内乱，民心向背，秦国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拿下，而且正因为蜀国是小国，也不会引起其它诸侯国的重视，“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符，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2]秦惠文王权衡利弊，最终听取了大将司马错的意见，谋划伐蜀，而就当时的形式来讲，攻打蜀国的确是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巴蜀既取，那么下一个目标便是楚国。公元前280年，秦灭蜀三十多年后，大将司马错领兵攻打楚国，发陇西之兵，顺岷江南下伐楚，以实践自己当年取巴蜀借岷江之势攻楚的军事战略。然而秦军却因为岷江航运遥远，粮草兵马补给困难，在今涪陵一带陷入困境。此时，楚国为获喘息的机会割让上庸予秦讲和。秦军也为了尽早摆脱劳师远征的不利状态最终撤军，灭楚未取得成功而告一段落。这时，在巴蜀之地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满足农业灌溉需求那么简单了。《史记?河渠书》记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当时负责建渠事宜的便是蜀郡太守李冰。都江堰所在的巴蜀之地正是秦楚战争的大后方，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这一水利工程的修建充分考虑到了前线军事资源（包括军队、武器、粮草等）的供应。秦将司马错当初劝说秦惠文王攻取巴蜀地区的意义也在与此。成都平原是秦国扼制楚国的最前线，秦昭襄王时期，为了在蜀地建立军事据点，秦国对蜀地开始进行积极地开发，其中就包括在成都平原上建造都江堰。与此同时，李冰在担任蜀郡太守期间，十分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治水兴农，稳定社会秩序，把蜀地建设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大后方，从这点上来看，李冰显然和秦昭襄王具有同样的战略眼光。秦昭襄王末期，也是秦始皇翦灭六国的前一个关键阶段。此时楚国疆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军事实力雄厚，不容小觑，成了秦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在都江堰修建之前，秦军就接二连三发动对楚国的攻势，“明年。楚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又明年，错攻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予秦……三十六年，白起攻楚，取鄢、邓、西陵。明年，起复攻楚，取郢，烧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秦以郢为南郡。三十八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3]一步一步削弱了楚国的实力。都江堰建成后，楚国已经被秦国蚕食了大半，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国势一路下滑，已无力抗秦，当初修建都江堰的目的已经达到。
郑国渠修建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史记?河渠书》记载得比较详细，“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造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当时的秦国已经具备了吞并六国的武力条件，但是仅靠都江堰所在的“天府之国”这一产粮基地，对于要统一六国庞大到以百万计的秦国军队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鉴于都江堰的成功经验，当时还是秦王的嬴政想要再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来灌溉关中平原以保证军粮的供给。正逢此时，韩国派出了一位名叫郑国的间谍游说秦国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以求消耗秦国国力来延缓韩国的亡国危机，“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4]这正与秦王嬴政的想法不谋而合。虽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郑国被查出是韩国的间谍，但秦王嬴政力排众议继续让郑国主持整个水利工程的修建，可见嬴政对秦国水利政策的重视及其作为统治者的宽宏大量。嬴政还将此水利工程命名为郑国渠，郑国渠的修建，使秦国在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据学者伍镇基考证，灵渠修建于公元前219年。灵渠的修建则完全出于战争的需要。公元前221年，就在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由大将军尉屠雎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攻百越，刚开始战争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深入腹地之后，却遭到了当地民族的顽强抵抗，加上秦军水土不服，粮饷转运困难以及秦对占领地实施的暴政，在一次百越有组织的夜袭中，大将军尉屠雎被袭杀，整场战争也进入了相持阶段。上述的情况令刚刚一统天下的秦始皇非常不满，所以当主管军饷运送的史禄提出修建水利工程沟通长江和珠江的想法后，秦始皇当即便同意了。灵渠修建成功后的四年时间里，秦军攻克百越之地，把其并入了秦的版图，再一次印证了秦水利政策的成功。 总的来看，都江堰的修建实质上就是进一步开发伐楚秦军的后方基地，保证军事资源的供应，以求达到蚕食楚国的目的，这是为统一战争作准备。
而在整个统一战争过程中，郑国渠和都江堰共同承担着秦百万军队的粮饷供应，这无疑是整个统一战争的重要保障，也为前线将士奋勇冲锋的决心和勇气提供了物质基础。
灵渠的修建意图完全就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这也是继统一战争之后，秦进一步巩固政权的举措。
从统一战争前都江堰的修建，到统一战争时期发挥巨大效益的郑国渠，再到统一六国之后进一步巩固版图的灵渠的开凿，如此清晰的脉络早已在秦国后期君主的脑海中生根发芽，他们步步为营，逐渐占据了天下。
二、秦三大水利工程运用的科学技术
秦水利政策属于科技政策的范畴，它的制定对水利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朝历代的水利科学技术正是以大禹“疏导为主，堵塞为辅”的治水思想为指导，在先秦时期以秦国为主的水利工程技术基础之上不断发展繁盛起来的。
（一）都江堰“以水治水”的科学思想
水利工程的修建并非一朝一夕，其渠首的选址更是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李冰对于都江堰渠首工程的选址就很巧妙，他把渠首工程选在了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入口处，“使渠首工程处于整个平原排灌渠系的制高点，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属性，既克服了整个渠系进水难的问题，也使人抓住了岷江龙头，掌握了调控岷江水流方向与流量的主动权”，[5]通过渠首的设置把奔腾的岷江水势控制了下来，有效防止了溢洪和崩塌的情况。
渠首选址确定后，李冰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壅江作堋”以分内外江，用竹笼石在岷江弯道末端江心处“壅江”，因其形似鱼的嘴巴又称“鱼嘴”。岷江水流携带泥沙冲击鱼嘴，泥沙在鱼嘴后方的缓流区自然沉积，形成了一个立体流线型的江心洲，就是所谓的“堋”。都江鱼嘴把奔腾而下的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继续作为岷江的主流顺流而下，内江则经宝瓶口灌溉成都平原。
都江鱼嘴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它巧妙的实现了“四六分水”的可行性。即春冬水量短缺的季节，鱼嘴控制水量将约十分之六的水流划入内江，十分之四的水流划往外江，而到了夏秋水量迅猛的季节，鱼嘴则控制水量将约十分之四的水流划入内江，十分之六的水流划往外江，使农业灌溉和防洪防涝两不误，“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6]
宝瓶口是李冰凿穿玉垒山引内江水入成都平原的进水口，也是继鱼嘴之后又一个控制水流的设计。由于古代工具简陋，技术落后，所以只能采取以火灼石，再以冷水浇灌，热胀冷缩，裂开岩石，最终凿穿了玉垒山。
同时为了防止内江水流过猛以及泥沙淤积，在宝瓶口之前低作堰，也就是飞沙堰，以排出多余水量及泥沙。飞沙堰可以在洪水季节分担过多的泄洪任务，这又是李冰的一项伟大设计。
都江堰工程内部设施通过自动调节构建出了一个科学整体，联合发挥着分流、飞沙和控水的多项作用。不仅如此，由于都江堰无坝引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对当地原始自然环境的破坏，尔后鱼嘴、宝瓶口、飞沙堰等分水排沙泄洪设施所需的杩槎、笼石都是当地随处可见的材料，再加上都江堰“深淘滩、低作堰”的岁修制度，成就了都江堰人水和谐的美名，也使“以水治水”的都江堰成为秦三大水利工程之首。
（二）郑国渠“横绝”技术的独特运用
郑国渠是引泾入洛，“横绝”河川的水利工程，规模远远大于都江堰。郑国渠开创了引泾入洛的先例，其后汉代的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以及民国泾惠渠，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都是在秦郑国渠的基础上加以修缮的。
郑国渠渠首选在了泾水出峡谷之口，渠道的方向与泾水主流成一个适当的夹角，夹角的缓和避免了水流的直接冲击。“郑国渠线，大致沿海拔450-370米的高程，由西向东蜿蜒。展示在渭北平原的二级阶地上，居高临下，最大地控制和扩大了灌溉面积”，[7]这一点当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总结出的水利技术经验。
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8]泾河含沙量相当之大，而关中平原有大量的沼泽盐碱地，用泾河的泥水灌溉关中平原则再好不过，不仅解决了肥料的问题，也把关中的泽卤之地变成了良田。
同时为了解决泾河水量的不足，在引泾入洛的过程中采用“横绝”的技术将冶峪河、清水河、浊峪河三条河流纳入了郑国渠之中，增加了水源。其中所运用的横向环流，解决了沙砾入渠，堵塞渠道的问题。郑国这种充分利用小河水利资源的科学思想对当时乃至现在都有着实际的参考价值。
（三）灵渠“陡门”技术的创造性运用
灵渠则是充分吸收了都江堰与郑国渠水利工程的成功经验，在秦相对成熟的水利技术条件下，完成了一次联结长江（湘江）水系与珠江（漓江）水系的工程。
灵渠工程的主持者是史禄，由于湘江和漓江的水位落差太大，史禄就将灵渠渠首选在了湘江上游的海洋河附近，海洋河的水位略高于漓江支流始安水的水位，选址于此也是非常科学的。
灵渠拦河大坝的坝址“位于龙王庙河湾三分之始段，该段水流下切左岸，产生横向环流，把水流中挟带的砂卵石向凸岸搬运、堆积，使凸岸形成一级阶地，营造了本河谷的河流地貌，史禄在此设置导流石堤，其作用如都江堰的飞沙堰，底层含沙量大的水流，横向环流过石堤（堰）面排向海洋河下游，将凹岸面层含沙量少的水流导入渠内，使渠口与渠道内均无淤积之弊”。[9]
史禄又创造性地将坝体筑成前锐后钝形同犁铧的石砌分水铧嘴，又修筑了名为大小天平的拦河滚水坝，也就是铧堤，从而巧妙地在江心筑成具有一定角度的斜形堤坝将湘江隔断，大小太平分别与南北两渠相连，使湘江水三分入南渠，七分入北渠进湘江，这显然是汲取了都江堰的经验，和都江堰鱼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灵渠多出地段浅滩错杂，水流湍急，对于正常的交通航行十分不利。针对这一情况，修建灵渠时史禄特意在水流较急较浅的地方设立陡门，装上闸门，只需打开两段之间的闸门，水位就能升、降到同一水平，这样一来，渠道难以航行的问题就解决了，而灵渠的陡门设计也被赞誉为“世界船闸之父”。
铧嘴、大小天平、陡门三者之间如此灵巧的结合，也难怪唐朝的鱼孟威惊叹地称其为“灵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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